這條岔路就是達洛衛家的瑣碎家務，雖然著墨不多，我們也能從中看出好幾組矛盾：首先，在理查德看來，所有家務都是克拉麗莎負責，她只要在這個小小的天地間當一個十足的主婦就應該心滿意足，而這樣的想法，或者說理查德所代表的傳統勢力對於女性角色的限制，卻讓克拉麗莎備受壓抑；其次，當天的晚宴讓克拉麗莎頗為心煩，因為她不得不邀請一位她所不喜歡的窮親戚艾麗·漢德森來赴宴；此外，克拉麗莎與家庭教師基爾曼小姐之間形成某種既互相依賴又彼此敵視的關係，作者的筆觸深入她們各自的內心世界，細緻入微地描寫她們之間的帶有明顯階級烙印的對峙。基爾曼小姐對女主人的反感和挑釁，通過控制她女兒伊麗莎白來實現，這一點寫得尤其觸目驚心。克拉麗莎與女兒在門內聊天，她的第六感卻意識到門外偷聽的基爾曼，視角隨即轉到門外樓梯上的基爾曼，此後的敘述由她接棒。這一組鏡頭的切換，即便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仍然顯得異常乾淨而尖銳。
***
實際上，從小說的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伍爾夫的視野並非侷限在中產階級的小圈子裡，她對於當時無處不在的社會矛盾有異常敏感的反應。伍爾夫曾在日記裡認真地闡述過《達洛衛夫人》的文本意圖。她說：「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觀念多極了，可謂文思泉湧。我要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揭示其動態，而且是最本質的動態……」與伍爾夫本人年齡、身份、知識背景相仿的克拉麗莎當然可以精確地傳達作者對於世界的認知和人生的思考，她與昔日的情人彼得、今日的丈夫理查德之間的微妙關係也能折射出更為複雜的光線。但是，僅僅用這些來實現伍爾夫寄託在這部小說裡的野心，似乎有些力不能逮。因此，伍爾夫進一步提升了《達洛衛夫人》的難度係數。從小說一開始，她就引入了另一條重要的故事線。
這條線的主人公名叫賽普蒂默斯，「三十上下、臉色蒼白」，像一尊奇特的雕像，毫無預警地突然浮現在文本中。賽普蒂默斯出身貧寒，上過一戰的戰場。這個單純而敏感的青年熱愛莎士比亞，認為參戰就是為了保衛莎士比亞的故鄉，保衛那位把莎士比亞的作品介紹給他的可敬的女士。在戰場上，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好友伊萬斯慘死，曾經的夢想歸於幻滅。從現在的眼光看，他有嚴重的戰爭創傷應激綜合徵。他眼中的世界是晃動的，他的心理獨白常常既顯得荒誕變形，又神奇地道破人間真相。小說中的這一天，對克拉麗莎而言，意味著重逢舊愛和籌備晚宴，但對於賽普蒂默斯而言，這卻是他的精神疾病徹底失控、最終走向死亡的一天。
***
因為她再也無法忍受。霍姆斯大夫儘可以說無關緊要。可是，她寧願他不如死掉！瞧著他那樣愣愣地瞪視，連她坐在身邊也視而不見，這使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可怕，無論是天空、樹林、嬉戲的孩子，還是拉車，吹哨子，摔跤；一切都顯得可怕。她確實不能再和他坐在一塊了。但是他不肯自殺，而她又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真情。「賽普蒂默斯近來工作太累了……」她只能這樣告訴自己的母親。愛，使人孤獨，她想。她不能告訴任何人，現在甚至不能對賽普蒂默斯訴說真情。她回頭望去，只見賽普蒂默斯穿著那件舊大衣，拱著背，坐在座位上，茫然凝視。一個男子漢卻說要自殺，這是懦弱的表現。然而，賽普蒂默斯曾經打過仗，他以前很勇敢，不像現在這樣。她為他套上有花邊的衣領，給他戴上新帽子，而他卻毫不在意；沒有她在身邊，他反而更稱心。而她呢，如果沒有了他，什麼也不能讓她感到幸福！什麼也不能！他是自私的。男人都是如此。他沒有病。霍姆斯大夫說他沒有病。
——《達洛衛夫人》
賽普蒂默斯的悲劇，不僅僅是戰爭造成的。他的最後一天的活動主要是由妻子陪同去威廉·佈雷德肖爵士的診所求醫。在一戰前後，人們對心理學和精神疾患的認識遠不如今天成熟，以佈雷德肖為代表的「正統人士」對於像賽普蒂默斯這樣具有獨特人格、受到嚴重精神創傷的人不僅缺乏同理心，而且滿懷偏見。他總是站在道德層面上告誡甚至譴責病人，得意洋洋地要他們保持「平穩感」。評論家們喜歡引用小說裡那段著名的對佈雷德肖的反諷，說他「崇拜平穩，不僅使自己飛黃騰達，並且使英國欣欣向榮」。在這裡，伍爾夫的筆觸確乎尖銳，她批判的不僅是佈雷德肖們用來沽名釣譽的那些僵化保守的教條，而且指出他們對於人類廣闊的精神世界的無知。不過，與此相比，更為隱蔽也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描寫則是針對賽普蒂默斯的妻子雷西婭的。當賽普蒂默斯第一次在小說中出現時，我們就同時看到了他妻子的吶喊——「她寧願他不如死掉！」「但是他不肯自殺」。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賽普蒂默斯那瘋狂的、變形的世界裡，時常綻放的動人而真摯的火花。他總是產生幻覺，認為自己收到了死去的朋友從天堂帶來的資訊：「告訴首相，不許砍伐樹木」（因為樹木是有生命的）；「普遍的愛，這就是世界的意義所在」。賽普蒂默斯的夢想是「改變這個世界，再也不要有人出於仇恨而殺人」，他時常聽到麻雀用希臘語唱歌，讚頌一個「沒有罪惡」「沒有死亡」的世界。從一開始，雷西婭挽著賽普蒂默斯的臂彎裡，就裝下了隔絕了兩個世界的鴻溝。
那麼，這兩個世界之間是否需要，或者說，有沒有可能存在聯結？這是伍爾夫需要解決的下一個問題。
賽普蒂默斯的一天與克拉麗莎的一天構成兩個平行世界，他們的地位和環境距離懸殊，但在心理層面上互為倒影——賽普蒂默斯的憂傷映照著克拉麗莎的困擾。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伍爾夫最重要的決定是，並沒有沿著傳統的小說思路，從一開始就安排賽普蒂默斯成為克拉麗莎的人際關係網路上的某個節點（就像安娜·卡列尼娜與列文那樣的關係），而是讓他們始終不存在真正的「關係」，並且一直在延宕他們相遇的時間。小說中的視角變換十分靈活，大多數時候緊跟著人物的眼睛在地面穿行，但偶爾也會突然升高到空中，像電影中的航拍鏡頭一樣捕捉地面上的芸芸眾生。通過這種突然升高的視角，我們看到賽普蒂默斯這條副線其實與達洛衛夫人的主線一直交織在一起。他們在倫敦街頭擦肩而過，在同一天想起莎士比亞的同一句詩，由克拉麗莎衍生的人物彼得和理查德也都在公園裡、街道上看到過賽普蒂默斯夫婦的身影。但是，小說中的人物意識不到；作為讀者，我們讀到這些段落時也不太清楚作者這樣寫究竟出於什麼目的。
***
無論如何，生命有一個至關緊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卻被無聊的閒談磨損了，湮沒了，每天都在腐敗、謊言與閒聊中虛度。那青年卻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戰。死亡企圖傳遞資訊，人們卻覺得難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親密變為疏遠，狂歡會褪色，人是孤獨的。死神倒能擁抱人哩。
那青年自盡了——他是懷著寶貴的中心而縱身一躍的嗎？「如果現在就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時刻」，有一次她曾自言自語，當時她穿著白衣服，正在下樓。
鐘聲響了。那青年自盡了，她並不憐惜他；大本鐘報時了：一下、兩下、三下，她並不憐憫他，因為鐘聲與人聲響徹空間。瞧！老太太熄燈了！整個屋子漆黑一團，而聲浪不斷流蕩，她反覆自言自語，脫口道：不要再怕火熱的太陽。她必須回到賓客中間。這夜晚，多奇妙呵！不知怎的，她覺得自己和他像得很——那自殺了的年輕人。他幹了，她覺得高興；他拋掉了生命，而她們照樣活下去。鐘聲還在響，滯重的音波消逝在空中。
——《達洛衛夫人》
直到結尾，主線與副線才發生了整部小說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客觀聯結——在克拉麗莎的晚宴上，她的客人佈雷德肖爵士隨口提起，他的病人剛剛跳樓自殺。此時，讀者才會恍然大悟，意識到這個「病人」就是賽普蒂默斯。恍惚之間，克拉麗莎突然覺得自己「很像那陌生的年輕人，多奇怪，對他毫無所知卻又那麼熟悉」。那一刻，倒影與本體重疊在一起，人物與未來的作者也重疊在一起（我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伍爾夫本人的結局），這是小說才能辦到的事。
生活在美滿表象下的克拉麗莎，總是處在悵然若失而又難以言說的狀態中，安逸平穩的生活並不能滿足她精神上的寂寞，更難以安放她思考的重量，但她自己也說不清缺失的究竟是什麼。與她素昧平生的賽普蒂默斯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裡墜樓身亡，這個與她無關的訊息卻突然開啟了她一天中，也是一生中的「頓悟」時刻。她不憐憫他，正如她不會憐憫自己。她感覺到，「在死亡面前，封閉的外殼開啟了，狂喜的激情消退了，人孤零零地面對著人生的真諦。在死亡中包含著一種擁抱」。兩個世界在這一刻發生了深刻而普遍的聯結，在互相對照中拼接成完整的一戰之後的人類精神圖景。而書外的我們，和克拉麗莎同時完成了頓悟的過程。
***
在20世紀60年代最知名的百老匯舞臺劇裡，一對紐約中年高知夫婦從頭到尾浸泡在酒精裡，在滔滔不絕和歇斯底里之間彈跳，時而戲謔時而尖刻時而崩潰地唱起一首被改編的童謠。暗黑童話《三隻小豬》裡的那首「誰害怕大灰狼」被改成了只有知識分子才能會意的諧音梗——「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wolf/woolf)。童謠貫穿始終，整齣戲就以此命名——《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儘管故事本身跟伍爾夫一點關係都沒有。作者阿爾比在解釋劇名的時候，說他曾在紐約一家酒吧的洗手間裡看到有人用肥皂把這句話寫在鏡子上。「這顯然是在用‘伍爾夫’來指涉‘大灰狼’……就好像在說，誰害怕度過沒有虛假幻象的人生。我突然意識到，這實在是一個典型的、在大學中流傳的知識分子笑話。」
那大約是1962年的事，離弗吉尼亞·伍爾夫自殺的1941年，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生命消逝，小說還在閃光，作者本人則漸漸變形成一條知識界的暗語。伍爾夫，約等於大灰狼，約等於「度過沒有虛假幻象的人生」。
這種被符號化的宿命，其實早在伍爾夫生前就註定了。20年代，在很多人眼裡，伍爾夫約等於布魯姆斯伯裡集團的領袖，遠離平民生活的沙龍女主人，匪夷所思的造句高手和不肯好好講故事的神經質小說家。這樣的說法不僅充滿偏見，而且顯然並沒有真正進入文本。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像伍爾夫那樣，堅持讓「意識」從頭流到尾，同時不惜工本地搭建文本的內在結構了——無論對於作者還是讀者，這樣寫都太難了。但是，現代作家下筆，誰也不敢說沒有受過意識流的影響。意識流的基本技術，滲透到作家們筆下，也滲透到種種影像藝術的元素裡，成為現代文藝不言自明的默契。這就是我們現在仍然需要重讀伍爾夫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