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條街的對面，就在我們房子的前邊，我發現有一小塊雜草叢生的荒地，上面有些富於色彩的矮樹叢、一堆磚頭和幾塊散放著的木板，路邊還有那片泡沫似的寒傖的紫紅和鉻黃的秋花；越過那塊荒地，你可以看見跟我們塞耶街平行的校園大街上微微發亮的一段路面，路那邊就是學校操場。這種總的佈局可以使多莉一天都靠我很近。除了這種佈局帶給我的心理上的安慰外，我還立刻預見到我會有的另一種樂趣。那就是在課間休息時，我可以用高倍數的雙筒望遠鏡從我的書房兼臥室裡辨別出在多莉四周玩耍的女孩子中的性感少女，她們從統計學方面來說不可避免會佔有一定的百分比。不幸的是，就在開學的頭一天，來了一些工人，沿著那塊荒地修了一小段圍牆，不久，圍牆裡面便惡毒地聳立起一座黃褐色的木頭建築，完全擋住眼前神奇美妙的景緻。
——《洛麗塔》第四章
旅程中，亨伯特的行為和思想，同時在兩種身份之間切換。一方面，他無視洛麗塔遠未成年，一廂情願地扮演一個成熟的情人，一步一步將少女引到床上滿足私慾，冷酷地將她囚禁，直到洛麗塔從起初的好奇、依賴變得越來越懷疑、厭煩，越來越想掙脫；另一方面，他也不止一次地暗下決心，「要給這個小孤女一種健全的教育，一個健康、幸福的童年」。納博科夫不吝篇幅，寫亨伯特給洛麗塔置辦各色行頭的購物清單，寫他如何測量少女的身高體重三圍乃至頸圍大腿圍小腿圍，寫他為洛的十三歲生日買了精裝本的《小美人魚》，同時也替自己買了一本《瞭解你自己的女兒》。他肆無忌憚地告訴洛麗塔，她也許可以告自己強姦幼女，但是，他又說，「當我在牢裡緊抓住鐵柵欄時，你就成了無人照管的兒童」，他說洛麗塔可能會被送進感化院之類的地方，把小姑娘嚇住。潛意識裡，亨伯特似乎成功地讓自己分裂出了「父親」的角色——既對「亂倫禁忌」懷著某種恐懼，又盼望女兒永遠不要長大，從而把每一個出現在女兒身邊的男子都當成了假想敵。
然而洛麗塔畢竟在長大。隨著時間的推進，她知道了母親已經死去，對亨伯特的最後一點信任也漸漸消失。亨伯特把洛麗塔送進附近的私立學校，興致勃勃地在學生課間休息時「用高倍望遠鏡辨別出在洛麗塔四周玩耍的女孩子裡有多少性感少女」，但他沒有意識到，或者拒絕意識到，自己在主觀視角里臆造的那個美麗而感傷的、充斥著複製品的天堂其實並不存在。當洛麗塔很快找到從他身邊逃走的機會時，書外的我們並不意外，而書裡的亨伯特卻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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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同於社會學，不能用簡單的道德評判來干擾文學解讀。然而，話說回來，對於《洛麗塔》這樣的特殊題材，你也很難用晦澀的文學理論驅散各種層面的讀者對其道德責任的疑慮。所以，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還是回到文本。如果跟著納博科夫的文本順序，大致把全書的情節線走了一遍，其實完全可以看出小說講述的既不是什麼跨越年齡或者階層的愛情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刑事案件。關於納博科夫自己的態度，人們通常喜歡引用的話是這一句：「我既不讀教誨小說，也不寫教誨小說，不管約翰·雷說了什麼，《洛麗塔》並不帶有道德說教。」不過，其實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納博科夫曾在給文學評論大師埃德蒙·威爾遜的信中指出：「當你果真閱讀《洛麗塔》時，請注意，它是非常道德的。」對於小說的敘述者亨伯特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納博科夫在訪談錄《獨抒己見》中也給出了鮮明的定義：「亨伯特是一個自負、殘忍的惡棍，卻努力顯得很‘動人’。」
「動人」的亨伯特在納博科夫逼真的塑造下，確實給閱讀和分析造成了很大的難度。特里林曾經這樣概括過對於這個人物的複雜感受：「我們實際上已經準備寬恕這種褻瀆行為……我完全無法激起道德義憤……亨伯特心悅誠服地說他自己是一個惡魔，而我們卻越來越不願意同意他的說法。」對此，納博科夫最重要的傳記作家布萊恩·博伊德則針鋒相對地說：「特里林只是接受了亨伯特版的亨伯特，他回應的是亨伯特的雄辯，而不是納博科夫的證言。納博科夫更多地使得‘從亨伯特的角度看待亨伯特’成為可能，他要提醒我們認識到心靈在振振有詞地推卸它所造成的傷害時能達到怎樣的力量：心靈越強大，我們就越要加倍警惕。」博伊德似乎在暗示，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對於精神病態的展示和解釋，本身也可能構成亨伯特的偽裝，也可能是「不可靠敘述」的一部分。
無論是否同意博伊德的判斷，我們對於亨伯特的敘述，確實有無盡的開掘空間。在大量細節中，亨伯特將自我合理化、審美化和詩意化的天賦令人驚歎，其中呼叫的大量話術的套路既不乏道德感，也具有堪稱深遠的文化內涵。他的懺悔深切誠懇，既能說服自己，也容易將讀者帶入他預設的軌道。凡是在閱讀過程中掉入敘事陷阱的，要麼會被亨伯特的魅力俘獲，將他與洛麗塔之間的關係簡化為單純的情感，要麼會將作者立場全部或部分等同於敘述者立場，從而對小說的道德取向產生嚴重質疑——《洛麗塔》的屢次遭禁，主要出於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想抵抗這樣簡單化的閱讀，那就要時刻記住敘事遊戲的基本規則：從細節中尋找撥開迷霧、識破套路的鑰匙。高明的作者給高明的讀者準備了最豐厚的禮物，一旦繞過重重陷阱，抵達作者的文本意圖，那麼你對人性深度的理解就會比閱讀那些一目瞭然的作品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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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搏鬥起來。我們抱成一團，在地板上到處亂滾，好像兩個無依無靠的大孩子。他浴衣裡面是赤裸裸的、淫蕩的肉體。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時候，我覺得要透不過氣來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壓在我們下面。他被壓在他們下面。我們滾來滾去。
我猜等這部書出版被人閱讀的時候，總也得是西元兩千年的最初幾年（一九三五年再加上八十九或九十年，長命百歲，我的情人）；年紀大的讀者看到這兒，肯定會回想起他們童年時看過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會出現的場面。然而，我們之間的扭打既沒有那種一拳把牛擊昏的猛烈的拳擊，也沒有傢俱橫飛的場面。他和我像兩個用骯髒的棉花和破布填塞成的假人。那是兩個文人之間的一場默默無聲、軟弱無力、沒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個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體，另一個患有心臟病，而且杜松子酒喝得太多。等我最終把我那寶貴的武器抓到手裡，而那個電影劇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時候，我們倆都上氣不接下氣，而剛剛經過一場爭鬥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卻決不會如此。
——《洛麗塔》第三十五章
這是走向決定性的時刻——無論是對人物的命運，還是對小說的結構，都砸上了最後一枚堅實的釘子。
在洛麗塔逃走的五年後，亨伯特收到了她用乾巴巴的語調寫的求救信，說自己已經結婚，即將臨產，丈夫在遠方找到好工作，但是夫妻倆現在沒有錢還債，希望繼父能把她自己以前的東西賣掉，換幾百美元寄給她。亨伯特帶著槍、開著車找到洛麗塔的極具象徵意味的住處——殺手街十號。而此時，已經十七歲的姑娘卻滿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對亨伯特並不設防。讀者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在亨伯特的逼問下，洛麗塔說出了五年前誘拐她離開亨伯特的人是誰。亨伯特在給洛麗塔四千美元之前，最後一次以舒適富裕的生活誘惑她跟自己走，被洛麗塔堅決拒絕。故事進行到這裡，納博科夫虛晃了一槍。他寫道：「接著，我拔出自動手槍——我是說，這是讀者可能設想我會幹的那種蠢事。其實，我甚至根本沒想要這麼做。」
直到此時，我們才對《洛麗塔》的文本結構有了全面的認識。某種角度看，《洛麗塔》的情節線就像是一部逆向而行的偵探小說。我們從第一頁就知道主人公是一個殺人犯，卻直到最末幾章才知道受害者是誰，在破解這個謎團的過程中時常產生誤解。現在我們知道誘拐洛麗塔的男人才是亨伯特真正的目標。這個男人叫奎爾蒂，是個有一定才華的劇作家，但也具有更為典型、更為外露的戀童癖症狀，同時還吸毒成癮，窮困潦倒。亨伯特的心理邏輯也容易理解，他不傷害洛麗塔是因為女孩早已長大，遠遠地偏離了被亨伯特「複製」的性感少女的軌道，報復甚或奪回這樣一個褪去了光環的贗品變得毫無意義；而追殺當年誘拐洛麗塔的奎爾蒂則變得刻不容緩——在亨伯特看來，正是奎爾蒂，強行打亂了他的「複製」工序，最終使得珍寶淪為贗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之前的敘述中，納博科夫其實已經藏下了很多伏筆，奎爾蒂的名字已經出現了二十多處，但讀者很難輕易察覺。納博科夫善於駕馭結構、營造草蛇灰線的能力由此可見一斑。
只需要寥寥數筆，我們就能看出，奎爾蒂的心理痼疾與亨伯特是高度同構的。在亨伯特的敘述中，這個形象既無比猥瑣、不堪一擊，又莫名地讓他想到自己。在最後與他狹路相逢時，亨伯特注意到奎爾蒂「穿著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過去的那件很像」。奎爾蒂從亨伯特身旁大搖大擺地走過，亨伯特覺得「他不是沒有看到我，就是把我當作什麼熟悉、無害的幻覺而不予理會——他讓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個夢遊者似的朝前走下樓去」。畫面奇詭，就像亨伯特迎面撞上一面鏡子，或者在夢中與自己擦肩而過。
亨伯特與奎爾蒂最後的對峙被納博科夫寫成了一齣精彩的鬧劇。他們喝酒，抽菸，談論戲劇，朗讀用韻文寫的判決書，兜著圈子聊著那個「小姑娘」。亨伯特拿出的槍在奎爾蒂看來只不過是一件玩具。在納博科夫筆下，他們的「搏鬥」是一場炫目的人稱代詞的魔術。他們抱成一團的時候，「我」「他」「我們」和「他們」奇特地交織在一起。「我被壓在我們下面，他被壓在他們下面」是簡潔而有力的神來之筆，構成了兩個男人兩面一體、互相指涉的直觀景象。他們扭打在一起的樣子，就像是一個人和自己的映象交戰——在這一瞬間，亨伯特與奎爾蒂合二為一，他們也成了對方的複製品。
亨伯特在他的自述最後宣告，這部書稿只有「在洛麗塔不再活在世上時才能出版」。讀者這才意識到，第一章裡雷博士交代了一系列書中人物的結局，其中提到的「死於難產」的理查德·弗·希勒太太（納博科夫設下的眾多文本圈套之一）其實就是洛麗塔。也就是說，雖然亨伯特在寫完這本自述時認定洛麗塔還會比他多活很多年，而事實上，她卻在亨伯特冠心病發作之後不久也撒手人寰，所以亨伯特原以為「西元兩千年」之後才會重見天日的回憶錄才能這麼快就出版。被複制的洛麗塔並非直接死在亨伯特的槍下，但亨伯特對她的精神和生活狀態造成的破壞，無疑間接導致了她的悲劇。由始至終，納博科夫都在提醒我們，在這個故事裡，無論是怎樣「絕妙」的文章，它的作者終究是個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