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說，她從來沒想到過：她父親只是個鐵路局小職員，母親由於經濟壓力，一生不幸，以致最終憔悴而死，作為這種家庭出來的女兒，現在居然能夠過著南部非洲富裕之家的小姐生活，這是多麼不容易。她可以隨著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如果想結婚，也可以隨便嫁給什麼人。這些事情，她從來沒有想到過。「階級」這個名詞在南部非洲是不存在的，而和它意義相當的「種族」這個名詞，對她來說，指的是她工作的那個公司裡的聽差，別的女人們的用人，以及大街上一群群散漫的土人，這些人她都不大去注意。她知道這些土人一天天變得「臉皮厚起來了」（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可是她實在和他們毫無關係。他們和她是兩路人。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讀《野草在歌唱》，有兩條需要提前標註。
其一，《野草在歌唱》的時空背景與萊辛寫作時基本一致，故事也發生在1940年代的南羅得西亞。需要指出的是，南羅得西亞當時是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的一部分，後來幾經變遷，直到1980年才徹底獨立，成為非洲國家辛巴威。在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南非」(southernafrica)，與我們現在熟悉的國家南非並不是一個概念，可以理解成籠統地指涉南部非洲的英國殖民地。當然，南羅得西亞的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辛巴威，與今天的南非接壤，當時又同屬英國殖民地，所以在1940年代的歷史背景中，南羅得西亞和南非在各方面的情況非常相似。
其二，作為萊辛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的很多素材顯然來自萊辛本人及其家庭在非洲的經歷，從中梳理一條簡約的線索大約是這樣的：
萊辛原名多麗絲·梅·泰勒，1919年生於伊朗，父母都是英國殖民者。1925年，多麗絲隨父母遷居到英國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羅得西亞的南部務農。母親一度雄心勃勃，想用西方文明改造當地的生活方式，當個成功的農場主，但父親很不適應鄉村生活，再加上那塊地始終沒有好收成，所以多麗絲的童年生活很不寬裕。母親對多麗絲要求嚴格，把她送進古板的天主教學校，多麗絲從小飽受與地獄、詛咒有關的驚悚故事的恐嚇。十三歲那年，多麗絲因眼疾輟學，她一生所受的正規學校教育到此為止，此後基本上都是在擔任電話接線員、保姆、速記員的間歇，依靠閱讀來自修，間或投稿給當地的雜誌，偶爾獲得發表。
同當地很多女人一樣，多麗絲十九歲就早早結婚，並且生下兩個孩子。但她很快就感覺到，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尋求個人發展，那麼就必須擺脫這場錯誤婚姻的束縛。1943年，多麗絲離婚，在二戰期間加入左翼的讀書俱樂部，兩年後嫁給德國難民戈特弗裡德·萊辛。1949年，多麗絲再度離婚，此後便再未結婚。第二任丈夫留給她的是此後沿用終身的姓氏，以及年幼的孩子。同年，多麗絲·萊辛帶著兒子隻身回到她此前從未踏上的英國國土。當時的萊辛一貧如洗，行李中有一卷剛剛寫成的手稿，那就是《野草在歌唱》的雛形。
1950年，三十一歲的萊辛出版了《野草在歌唱》，其突破禁忌的主題迅速引起整個文壇的注目，一舉成名。不過，正是因為這本書寫得太尖銳了，南部非洲的英國殖民地將她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1956年起，南非白人政權禁止萊辛前往南非，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1995年，闊別故鄉四十多年的萊辛才得以重訪非洲。
***
恩澤西農場主理查德·特納之妻瑪麗·特納，於昨日清晨被發現受害於住宅陽臺上。該宅男僕已被逮捕，對謀殺罪供認不諱，唯謀殺動機尚未偵悉，疑涉謀財害命。
這則報道很簡略。全國各地的讀者肯定都看到了這篇標題觸目驚心的報道，都難免感到有些氣憤。氣憤之餘又夾雜著一種幾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種想法得到了證實，某件事正如預期的那樣發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盜竊、謀殺或是強姦罪，白人就會有這種感覺。
——《野草在歌唱》第一章
《野草在歌唱》的文本一共分成十一章。小說以一則報紙上的新聞報道開始，短短一句話就將整部小說的核心事件的表面要素交代清楚。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在第一章登場，圍繞著這件蹊蹺的兇殺案表現出各自的態度。除了表面的資訊之外，我們很快從這些人物的言行中，得出幾條若隱若現的線索。
首先，當地社群中的白人顯然都認為謀殺原因並不是謀財害命，但大家對於真實原因都諱莫如深。其次，在此之前，特納夫婦在當地並不受歡迎。人們談到他們時，語氣尖刻而隨意，原因似乎僅僅是他們生活過得很不富裕，不僅住得寒酸邋遢，而且農場經營得非常失敗，同時又不願意與鄰里搞好人際關係，顯得「落落寡合」。在當地，特納夫婦屬於所謂的「窮苦白人」階層——儘管社會地位比土著黑人要高，但經濟狀況和生活條件卻讓整個白人社群為此蒙羞。萊辛在這裡用了一個近乎新聞報道的旁觀者視角，犀利地指出「當地人對待特納夫婦的態度，原是以南非社會中的首要準則，即所謂‘社團精神’為根據的，可是特納夫婦自己卻沒有理會這種精神。他們顯然沒有體會到‘社團精神’的必要性；的確，他們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於此」。
在第一章中出現的幾個主要人物，跟讀者迅速打了個照面，萊辛彷彿給每個人都畫了一幅速寫：受害者的丈夫迪克·特納精神失常，痴痴癲癲地自言自語，警察們注視著他，聽任他自行其是。警長匆匆結案，對明顯的疑點視而不見，一副深諳當地人情世故的樣子，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等你在這個國家裡待久了，你就會明白，我們是不喜歡黑人謀殺白人婦女的。」另一個農場主查理·斯萊特儼然是當地社群的領袖，跑前忙後，有意無意間，既散佈著流言，又維持著心照不宣的秩序。在事件發生前，查理已經準備收購特納家的農場，還派了一個剛來非洲不久的年輕白人託尼到特納家幫忙。作為整個事件的間接見證人，託尼的心理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原本對於南非的種族歧視抱有籠統的反感，如今則在感情上對農場主夫婦和兇手都懷著一種「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憐憫」——他覺得，這種憐憫其實是出於對環境的憤恨。
兇手是一個名叫摩西的黑人，第一章裡對他的描寫只有短短一句話：「摩西身穿一套又溼又髒的汗衫短褲，全身烏黑，好像是一塊精光閃亮的漆布。」案發後摩西並沒有逃走，而是靜靜地等在原地，向警察自首。我們從摩西這個名字中，多少能看出萊辛在這個人物身上寄寓的理想化色彩。因為摩西是《聖經》裡的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從第一章出現的所有線索中，讀者能隱約感覺到事件和人物的輪廓，但也引發了更多的懸念。最大的懸念來自躺在地板上的僵硬的屍體。這位此時已經沒有呼吸和表情，無法為自己說話的農場女主人名叫瑪麗，不僅慘遭殺害，而且似乎受到了所有當地白人的鄙夷——「好像她是什麼令人厭惡的骯髒東西，被人謀殺了正是活該」。
從小說的第二章開始，直到第九章，萊辛雖然仍然使用第三人稱，但視角推近，從局外人的距離，漸漸聚焦到一點。同時，萊辛把時鐘倒撥了幾十年，在第一章裡始終躺在地板上的屍體，彷彿重新站起來，在倒敘中重生。接下來的故事，萊辛從瑪麗的童年講起，緊貼著瑪麗的視角娓娓道來。
***
他實在坐不住了，點著了一根菸，呆望著各個出口處掛著的黑絲絨門簾，然後望望自己坐的這一排，從他頭頂上方的什麼地方投下一團光亮，照見了一張臉蛋兒和一頭亮閃閃的淺棕色頭髮。那張臉蛋兒好像浮在空中，渴望向上，在那奇怪的綠色燈光之下，顯得豔麗非凡。他推推身邊那個人，問道：「那是誰？」那人望了他一眼，咕噥著回答道：「瑪麗。」
她沒有想到就是迪克。一眼看出是他，她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鎮靜地招呼著他；如果她當時把自己的內心感情流露出來，他一定會把她甩掉的。現在迪克總算拿定了主意，把她看成是一個講求實際、易於變通和性格鎮靜的女人，只要在農場上生活幾個星期，就會成為他理想中的女人。她要是歇斯底里地哭起來，那他可要大吃一驚，而且會毀了他對她的幻想。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
這是特納夫婦的婚姻的開端。這場婚姻自始至終都充滿了誤解、錯位和幻滅。從一開始，站在上帝視角上，我們就很清楚：迪克當然不是瑪麗的救星，瑪麗也不會成為迪克「理想中的女人」。
與萊辛本人相仿，瑪麗的童年生活同樣掙扎在貧困線上，但不是在農場，而是在城市裡。父母陷在「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套路里難以自拔。父親是鐵路局的小職員，整日借酒澆愁，母親總是被債務逼得與父親打架，而她的哥哥和姐姐，在同一年死於痢疾，家裡只剩下她一個孩子。瑪麗在寄宿學校唸書，畢業之後在一座小城裡當個小職員，這一段生活過得平穩舒適，她以為命運終於善待了她。然而，年過三十之後，一種無形的壓力漸漸將她越裹越緊，她終於在某次聚會中偷聽到別人對她大齡未婚的非議和猜測。這種局面很好理解，因為直到今天，全社會對於所謂「剩女」的刻薄也比較常見，不過，如果我們代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南部非洲的小城，就能發現這種壓力比現在要大得多。瑪麗試圖與一位鰥夫談戀愛，卻在答應他的求婚之後無法剋制對這個男人的生理厭惡，臨陣脫逃。
此時的瑪麗開始陷入怪圈。一方面，她無奈地屈服於社會壓力，遮遮掩掩地尋找機會物色可以結婚的物件，每一次失敗都成為別人的笑柄；另一方面，她見到男人就會條件反射地厭惡。唯一聊以寄託的是，她看電影的次數比從前更多，每次從影院出來就昏頭昏腦。銀幕上的虛妄鏡頭和她自己的現實生活之間沒有絲毫的共同點。從瑪麗的性格中，我們或許能依稀看到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小說人物之一——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同樣是接受過一點教育和受到浪漫主義影響的小城女青年，瑪麗和包法利夫人都無法把自己的主觀願望和客觀經歷協調起來，也都難以擺脫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狹隘設定。
於是，在這樣的惡性迴圈中，瑪麗終於走到了「破罐子破摔」的臨界點，並且在那個點上巧遇農場主迪克·特納。迪克難得進城，既討厭城市，也討厭電影，那天只是鬼使神差地被朋友拉進了電影院。迪克的卡車上裝滿了糧食，瑪麗從後面視窗望著這些不熟悉的東西，不由得生髮出某些浪漫的、關於鄉村和草原的聯想。迪克是這幅美麗畫面的一部分，他的木訥和缺少攻擊性，恰巧給她提供了一種新的擇偶的可能性。至於迪克，之所以在相遇兩次以後就馬上向瑪麗求婚，是因為她外表看起來溫柔沉靜、講求實際，「帶有賢妻良母的意味」。他們飛快地結了婚，迪克把瑪麗帶回了農場。
幾乎在農場醒來的第一天，瑪麗就被鄉村生活的無聊、破敗和辛苦擊倒了。萊辛兒時曾在農場生活，有厚實的素材基礎，因此《野草在歌唱》對於農場生活的描寫細緻入微，令人信服。瑪麗的性格特點，以及她與迪克之間的關係，有一部分直接來自萊辛的母親。迪克是個厚道有餘、膽略和耐心都不足的人，既缺乏審時度勢、提高生產力的本領，又沒有把任何一項事業堅持到底的毅力。他忽而養豬，忽而養雞，忽而養蜂，忽而又熱衷開店，三分鐘熱度之後便半途而廢，不僅賠上了辛苦積攢的本錢，也讓瑪麗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時時陷入絕境。小說中有個生動的細節，瑪麗提出要在他們的房子裡裝上可以隔熱的天花板，迪克卻說那要花很多錢，推到明年再說。於是瑪麗坐在屋裡發呆，她想：
（迪克）花在店鋪、雞舍、豬圈和蜂箱上的錢，足夠用來安裝天花板，裝了天花板就用不著害怕炎熱的夏季降臨了。但是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她簡直要溶化在失望和不祥的淚水中了，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而是幫著迪克把工作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