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朧的夜晚，是什麼在樹上鳴叫？
是孔雀的歌喉，還是冬天的幽靈？
這是我最滿意的部分。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
女孩名叫黛爾，是個高中生，正是會對生活中出現的所有男人都產生好奇和恐懼的年紀，正是會跟閨蜜半真半假地談論性的年紀。那個跟他半生不熟的成年男子叫張伯倫，是家裡女房客的男朋友，他有一雙白皙的手，和一堆從戰場上帶來的故事。此刻，他就站在樓下的客廳。女孩和這個男人之間，橫著她的母親，她跟張伯倫隨口閒聊著那些熱帶的早熟的女孩，卻又警覺地打發女孩上樓。在這個名叫「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故事裡，「女孩」總是自覺地與「女人們」拉開距離——她認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就是要從她們的模板中突圍，她相信她的生活會跟她們截然不同。在黛爾眼裡，哪怕是母親，也只是那些「女人們」中的一個而已。
在聽到張伯倫和母親的對話之後，黛爾脫掉自己的衣服，換上了這一件母親的晨衣。這是下意識的行為。在感受到危險和渴望時，女孩黛爾覺得只有把自己的肉體，裝進「女人們」程式化的外殼才是安全的，哪怕它是人造的、廉價的、哪怕它只是提供某些假象。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寫於上世紀60年代末。那時，年輕的門羅就已經能嫻熟地在細節裡使用這樣尖銳的意象。這一篇同樣可以拿來跟《溫洛嶺》放在一起對讀，因為在《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裡，黛爾也一直以為張伯倫會對她「做點什麼」。黛爾期待的那種性接觸是矛盾而混亂的，似乎既有浪漫化的男權意志，也有那麼一點抽象的女性自我意識。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應該摒棄「父親或同志式的友好」，必須「像閃電一樣野蠻，瘋狂的閃念，對體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夢幻般的、無情的傲慢入侵」。入侵的究竟是她自己，還是這個虛假的世界，她也說不清楚。而書外讀者的疑慮，被作者的敘述一次次懸置。我們都知道有事要發生。作為一個老於世故的讀者，我們擔心年輕女孩的叛逆被無恥的男人利用。當張伯倫開著車來、對著黛爾按喇叭、讓她雙腿發軟的時候，我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我們擔憂的性侵，以及更可怕的惡性事件，都沒有來。門羅善於讓讀者的預計落空，然後猝不及防地給你另一種震驚。我們漸漸發現，張伯倫要黛爾做的是兩件事：首先，把他女朋友弗恩的信偷出來，因為他曾經在信上許諾過娶她，而現在想違背諾言，遠走高飛；其次，到僻靜的小河邊，以一個重度露陰癖的姿態，來了一場匪夷所思的個人表演。這一段門羅寫得極其耐心，從黛爾的視角審視這個男人是何等的自大，又是何等的虛弱，寫他「在靜靜的花枝的環繞中，整個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異而意料之中地誇張，像印度舞蹈」。如是，門羅把諷刺力度推到了最高階，這根弦一直不鬆勁，直到最後張伯倫用一句臺詞把一切都變成了一個寒冷徹骨的笑話：
「‘你真走運，呵？’他對我笑著，雖然他還沒有完全喘過氣來。」
「你真走運」——《溫洛嶺》裡的富翁雖然一言不發，但很可能也是這麼想的。在他們的定義裡，這種肆意宣洩性別優越感的姿態，對女性並沒有造成什麼肉眼可見的傷害——這簡直是他們道德節制的體現，女人有什麼理由要求更多呢？在門羅冷峻的筆下，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委實令人氣餒。小說裡有一處與主要情節關係不大的閒筆，寫黛爾在路邊看見一隻躲在樹上的白色孔雀，從它的叫聲裡聽出「瘋狂、責罵和雜亂」。但是轉述這件事給張伯倫時，對方的反應卻是馬上唱起歌來：「去看孔雀，去看美麗的孔雀。」黛爾的閨蜜很快就跟著讚歎孔雀的「漂亮」，卻引來黛爾的反感。於是，上樓睡覺時，黛爾才寫下了那句關於孔雀的詩。
***
短篇小說發展到門羅的年代，作者和讀者都已經習慣於不在文本中追索標準答案。孔雀代表什麼，「美麗」代表什麼，黛爾的反感又代表什麼，我們不必落到實處。我們需要感知的是，當女性和孔雀都只能負責「美麗」時，女孩和女人們的世界，會變得多麼荒蕪。同樣的，在這樣的世界裡，男人們最終也淪為一個粗糙的符號，所以黛爾無法清晰地想象張伯倫先生，她說：「他的在場很重要，但總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夢的角落，他沒有特徵，但很強大，然後像藍色日光燈般嘶嘶作響著消失。」
在《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末尾，張伯倫果然嘶嘶作響著消失了。他的女朋友弗恩嘆息著當初為什麼要扔掉那些談婚論嫁的信。黛爾的母親當著她的面說，幸好她逃掉了一場糟糕的婚姻，揹著她卻說，「我為弗恩的生活感到難過」。我們甚至在字裡行間隱約看到了對弗恩懷孕的指涉，但並不那麼確定。確定無疑的是，經過這些故事的洗禮，黛爾長大了，而且，對於那些並不確定的東西，她已經「決定反抗它」。這也是《溫洛嶺》中的女大學生最終的選擇。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同時也是門羅的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標題。除了這個同名的短篇以外，其他所有的篇目也都以黛爾作為女一號敘述者。其他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們所處的環境（加拿大一個叫諸伯利的小鎮），都保持一致，故事的情節雖然各自獨立，彼此間卻也有一定的連續性，因此這本書曾一度被認為是門羅唯一的長篇小說。不過，如今學院裡一般把這一類作品稱為「系列短篇」(storysequence)，或者更形象的「短篇故事環」(shortstorycycle)。
整本書也確實像一個看不見的環。通過黛爾的視角，小鎮上各色女性的故事被串在一起，佔據舞臺的前景；稍遠處，彷彿是舞臺的後方，則是屬於男人的那個環。在諸伯利，男人與女人當然常有交集。但在黛爾的觀察中，這兩個世界各行其是，各有一套難以打破的規則，從未平等而和諧地交融在一起。
考慮到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語境，這樣的敘事倒也不能算特別異類。不過，時隔多年以後，中國的讀者拿起來重讀，卻會時不時地被某些細節震撼，體會到某種年代錯亂的荒誕感。比如下面這句：「我讀了或跳讀了人口增長的統計資料，各個國家通過的支援或反對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傳計劃生育被抓進監獄的婦女。」世界太大，樣本太多，我們以為早就洞悉秋毫的一面，翻過來就是另一面。
書裡的黛爾所經受的，就是被當時各種來自報紙上、書本上、生活中的樣本重重包圍的過程——當然，這同時也是她從中尋求突圍的過程。她信仰知識，喜歡閱讀，熱愛觀察，不希望被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徹底說服。無論是遵守傳統觀念的姑媽，還是她那個從小就夢想著出嫁的閨蜜，或者離經叛道、熱愛藝術卻最終把自己變成祭品的女教師，都不是她的理想模板。哪怕是她自己的母親，這個被小鎮婦女當成瘋子來嘲笑的女人，雖然對黛爾的成長影響最大，最終也成了她需要抵抗的物件。因為她敏銳地感到，母親的女權言論常常是空洞的，教條的，缺少策略的。當她對著黛爾熱情地宣告「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我們需要自己的努力實現這種改變」時，黛爾卻在想：「她對我的瞭解就僅限於此。」
在門羅的作品序列裡，《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之所以被認為特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評論家在其中看到了太多門羅自己的影子。黛爾的成長軌跡、家庭背景，與門羅本人精確重疊。在作為這本書尾聲的短篇《攝影師》裡，黛爾像門羅一樣當上了小說家，因為市政廳圖書館裡所有的書都不能滿足她，她說：「我要有自己的書，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場的就是寫小說。」
不過，僅僅以自傳體的性質來解釋這本小說的出色，是不夠公平的——即便大部分取材於真實的生活，一個優秀的小說家還是能把熟稔的事物寫出陌生感，寫出某種剎那間浮出日常生活表面的質地。見證小鎮風物的女孩和女人們有很多，門羅卻只有一個——在她的筆下，人造絲或者白孔雀，都會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