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令堂去世。明日葬禮。特致慰唁。」它說得不清楚。也許是昨天死的。
養老院是在馬朗戈，離阿爾及爾八十公里。我明天乘兩點的公共汽車去，下午到，趕得上守靈，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闆請了兩天的假。事出此因，他無法拒絕。但是，他顯得不情願。我甚至對他說：「這並不是我的過錯。」他沒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對他說這麼一句話。反正，我沒有什麼須請求他原諒的，倒是他應該向我表示慰問。不過，到了後天，他見我戴孝上班時，無疑會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媽還沒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後，此事才算定論入檔，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局外人》第一部
這是《局外人》的著名開篇，第一人稱敘述者默爾索的特殊性格從第一句的語調裡便可略見端倪。冷靜，就事論事，隱隱冒犯的是人們的「司空見慣」。當我們等待著默爾索悲傷、緬懷、抒情時，他卻在按部就班地向老闆請假。不等老闆將不滿表達出來，他就愣頭愣腦地替自己辯白。
程式化的致哀方式充斥於默爾索周圍，但他的反應總是出人意料。在小說之後的情節裡，默爾索幾次想起自己的母親，但是，在那個「法定」的哀悼時間裡，他卻不願意面對母親的遺體，也不肯解釋理由；他沒有在葬禮上流淚，但是守靈時他覺察到在場的人其實並不關心躺在他們中間的死者——這種「什麼意義也沒有」的寂靜讓他難受。顯然周圍的人對他的表面上的冷漠是有所覺察的，默爾索接收到了他們無聲的指責。因此，他突然產生了一個滑稽的印象：「這些人似乎是專來審判我的。」這是「審判」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這部小說裡。
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漸漸發現，默爾索的特別是一以貫之的。表面上，他看起來平平常常、安分守己，平時甚至大體上是討人喜歡的，因為他的老闆在葬禮之後不久就問他願不願意被派往巴黎工作，而他的女朋友瑪麗也一直在熱烈地期待他求婚。但是，他的回應卻始終「不識時務」地忠實於自己的內心。他拒絕了老闆的升職，因為覺得「實在沒有理由改變自己的生活」；同樣，雖然他挺喜歡瑪麗，也表示什麼時候結婚都可以，卻並不能確定這種感情是不是到「愛」的地步，於是誠實地回答她「也許不愛」，讓瑪麗很傷心。
簡而言之，那些人們不假思索地遵守的東西，默爾索似乎總是出於本能地加以懷疑，拒絕像加入合唱那樣應聲附和。他對於體制、濫情、程式化，對於很多「必須」，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排斥。不過，默爾索並不是渾渾噩噩之人，更不是缺乏共情能力的反社會人格。從小說一開始，我們就能發現他對於周遭事物有很強的感受能力，對於泥土的清香、帶著鹹味的風、瑪麗的身體都體察入微。比起工業化的、像機器一樣運轉的社會系統來，他顯然對大自然，對直覺性的、身體性的東西更敏感。某種對於自我的誠實態度，讓他無法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在人群中採取合適的、有利於自己的態度。舉一個例子，默爾索幾乎從來不懂怎麼討好人，在他的詞典裡，較高階別的讚揚，只不過是「有趣」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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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爾索眼裡，鄰居雷蒙就是這樣的人，因為他經常會講幾個「有趣」的故事，所以默爾索有興趣跟他交往。小說故意沒有清晰勾勒雷蒙這個人的背景，我們只是從後來的審判中隱約知道，此人以給妓女拉皮條為生，對外謊稱「倉庫管理員」。作為社會的邊緣人物，雷蒙似乎較少受到束縛的行事作風要比那些一成不變的老闆和同事更吸引默爾索，但他並沒有意識到，雷蒙是多少帶著一點目的來跟默爾索交朋友的——雷蒙希望默爾索能幫著自己「教訓」一下不忠的情婦。
整個事件的線索始終處在混沌不清中。默爾索替雷蒙代筆寫信，引誘那個女人過來捱了雷蒙一頓打，還驚動了警察。事後，默爾索跟著雷蒙一起去海濱木屋玩，一路上不時發現有人跟蹤——雷蒙告訴默爾索，跟蹤他們的那兩個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情婦的兄弟。海灘上，兩撥人互相窺視，不時過招，雷蒙的身上還給劃開了口子，場面劍拔弩張。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在當時的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居住在那裡的法國人與本土穆斯林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小說中的鬥毆和對峙含蓄地指涉了這樣的背景。理解了這一點，就能明白海灘上的火藥味從何而來，為什麼牽涉在其中的雷蒙和默爾索，從一開始就嚴陣以待。耐人尋味的是，在雷蒙與默爾索之間，本來默爾索的頭腦一直都比雷蒙更冷靜。當雷蒙嚷嚷著要拔槍把對方崩掉的時候，默爾索為了勸阻，把槍接過來放到自己身上，並且指出，只有當對方以多打少或者首先亮出兇器時，他才會拿出槍來幫忙。在默爾索把槍主動接過來的一剎那，讀者都預感到了某種不祥的氣息。
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小說中反覆描寫當時的陽光是如何熾烈，對於默爾索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怎樣的影響。加繆寫太陽照得默爾索頭昏，睜不開眼睛，寫強光照在默爾索臉上，就像打了他一耳光。隨著情勢越來越危急，陽光彷彿成了命運的推手，在每個關鍵時刻都愈發擾亂默爾索的情緒和判斷力，誘惑他向荒誕的世界宣戰。這樣寫，一方面是生長在阿爾及利亞的作家對環境特點的精準捕捉，另一方面也將氣氛渲染得格外緊張、充滿宿命，同時還為後面的審判做好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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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只要轉身一走，就會萬事大吉了。但整個海灘因陽光的暴曬而顫動，在我身後進行擠壓。我朝水泉邁了幾步，那個阿拉伯人沒有反應。不管怎麼說，我離他還相當遠。也許是因為他臉上罩有陰影，看起來他是在笑。我等他作進一步反應。太陽曬得我臉頰發燙，我覺得眉頭上已聚滿了汗珠。這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我的頭也像那天一樣難受，皮膚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齊跳動。這種灼熱實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識到這樣做很蠢，挪這麼一步無助於避開太陽。但我偏偏又向前邁出一步。這一下，那阿拉伯人並未起身，卻抽出了刀子，在陽光下對準了我。刀刃閃閃發光，我覺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長劍直逼腦門。這時聚集在眉頭的汗珠，一股腦兒流到眼皮上，給眼睛蒙上了一層溫熱、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擋下，我的視線一片模糊。我只覺得太陽像鐃鈸一樣壓在我頭上，那把刀閃亮的鋒芒總是隱隱約約威逼著我。灼熱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兩眼發痛。此時此刻，天旋地轉。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氣，沉重而熾熱。我覺得天門大開，天火傾瀉而下。我全身緊繃，手裡緊握著那把槍。扳機扣動了，我手觸光滑的槍托，那一瞬間，猛然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切從這時開始了。
——《局外人》第一部
加繆曾經公開承認，創作《局外人》受到過美國作家詹姆斯·m.凱恩的小說《郵差總按兩遍鈴》的影響。如果將這兩部同樣短小精悍的小說放在一起對比，你會發現，這種影響可能滲透在人物設定和語調上，但最集中地還是表現在《局外人》的前半部分對於事件節奏的把握上。在《郵差》中，殺人案的多處關鍵細節都出現了「兩次」，在讀者都以為人物將會逍遙法外的時候，上帝的郵差總會按響第二次門鈴。而在《局外人》中，海灘上從雙方對峙到阿拉伯人退縮，就好像有驚無險地躲過了第一次門鈴，但是，緊接著，讀者剛剛放下的心又給提上來。因為在敘事中，陽光的強度驟然增加，默爾索想逃避太陽的炙烤，找一片陰涼的地方歇歇，卻發現阿拉伯人把那塊地方佔了。
就像好多電影裡那種一觸即發的場面一樣，小說在這裡的每一個動作都不是多餘的。兩個人同時把手伸向口袋，進退不過在一念之間，但灼熱的陽光最終按響了第二次門鈴。默爾索前進了一步，阿拉伯人馬上亮出了刀子，於是默爾索扣動了扳機。他意識到，「一切從這時開始了」，意識到自己打破了這一天的平衡，也打破了海灘上的不尋常的、本來給他製造過幸福幻象的寂靜。默爾索開了四槍，他覺得，這就像是在他的「苦難之門上急促地扣了四下」。
《局外人》第一部分對於整個殺人事件的刻畫，示範了一個好故事的寫法。我們從一開始就感覺到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發生，哪怕是流水賬式的日常生活裡也蘊含著某種異樣的、山雨欲來的感覺。在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精心安排但又處理得非常自然的標記，看到細微的轉折，最終一步步導向爆發。最終，當讀者的注意力暫時處於鬆弛狀態時，本來已經平靜的局勢突然又緊張起來，那個致命的動作迅疾發生。整個文本在行進的節奏、速度、控制力上的精心拿捏，使得最後一擊充滿強大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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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1913年生於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爾的貝爾庫貧民區長大。加繆的祖上原是法國窮人，為謀生計跟隨法國的殖民統治者移居阿爾及利亞。父親從小在孤兒院長大，一戰中入伍並戰死沙場，留下孤兒寡母，以政府發放的撫卹金和母親憑著幫傭得來的微薄薪水為生。這是一個典型的底層家庭，加繆在艱難拮据的生活中完成阿爾及爾大學的學業，而且終其一生都沒有真正建立對於富裕的、文雅的階層的歸屬感。成名之後，他聲稱「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無產者」。這樣的生活狀態和自我意識，對於加繆的創作當然影響至深。
有趣的是，在另一個層面，加繆的英俊形象、傳奇經歷和出眾的體育文藝才能，卻使其「脫離」底層，被長期消費，成為世界文壇上最具有時尚感的偶像符號——這種錯位當然並非加繆的本意。哪怕從未讀過加繆作品的人，都很難不注意到他那些宛如電影海報的肖像。加繆終身熱愛足球，在大學裡是校隊主力，據說具有相當職業的水準，後來因為染上了肺結核而被迫放棄足球生涯。據說有朋友曾逼問他更喜歡足球還是戲劇，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這位又酷又帥的文壇偶像生前差點出演根據杜拉斯小說改編的電影，後來因為時間錯不開才改由法國影星貝爾蒙多出演。與其風流倜儻的形象匹配的，是加繆對婚姻制度的悲觀和排斥態度。不過他本人還是結過兩次婚，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婚內多次出軌。顯然，對於婚姻，加繆也多多少少保持著「局外人」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