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加繆的任何作品，都不可能離開他同時作為哲學家、思想家的身份。在加繆的作品清單中，主要承載其哲學思想的隨筆比他的小說數量更多。在其創作早期，加繆的名字通常與荒誕主義和存在主義聯絡在一起，他的著名隨筆《西西弗神話》通常被認為是這兩種思潮的重要文獻。加繆一度與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薩特交往頻繁，薩特還為《局外人》寫過分量很重的評論，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嚴重。1945年，在一次訪談中，加繆宣稱：「不，我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我和薩特的名字總是聯絡在一起，這事讓我們倆都驚詫莫名。」
事實上，終其一生，加繆似乎都在努力保持某種「局外」感，努力把貼在他作品上的各種意識形態的標籤撕下來。他曾在1935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又在1937年被法共視為「託派」而驅逐出黨。加繆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又宣稱自己「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是無神論者」。與這種精神上的「局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行動上，加繆卻從不排斥被「捲入」革命實踐。他總是主動地投入各種形式的抗爭，發動過工會運動，也組建過歐洲聯盟的法國委員會。他很早就持堅定的反法西斯立場，在二戰中是地下抵抗運動的重要人物，不僅在文章裡態度鮮明，而且在地下戰線出生入死。他一直糾纏在法蘭西和阿爾及利亞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常常發表獨到的反殖民主義言論，但由於深諳其歷史複雜性，所以他的言論常常在兩頭都不討好。簡而言之，加繆從來都不是那種只會空談的哲學家，他短暫的一生身體力行地參與了那段歷史時期裡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但他的抗爭的本質還是個人化的。他力求忠於自己的內心，因而難以被持久納入各種陣營，反而容易被曾經的盟友視為異己。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加繆，據說當時正在吃飯的加繆接到訊息以後驚得臉色煞白。一方面，這個決定並沒有經過任何團體的推薦，瑞典皇家科學院直接就把加繆推選出來，而當時還在諾獎大門外排隊的法國著名作家至少還有八九位；另一方面，那年加繆實在是太年輕了，四十四歲的年齡讓他成為歷史上第二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僅次於四十二歲得獎的英國作家吉卜林。
然而，僅僅三年之後，命運開了一個黑色的存在主義玩笑：加繆口袋裡揣著從普羅旺斯到巴黎的火車票，卻在最後一刻被好朋友、法國出版家伽利瑪說服，搭了他的順風車。時間定格在1960年1月4日，兩人都在車禍中去世，當時加繆的包裡還放著一部尚未寫完的長篇小說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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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巨大的電扇不斷地攪和著大廳裡混濁的空氣，陪審員們手裡五顏六色的小草扇全朝一個方向扇動。我覺得我的律師的辯護詞大概會講個沒完沒了。有一陣子，我是注意聽了，因為他這樣說：「的確，我殺了人。」接著，他繼續用這種語氣講下去，每次談到我這個被告時，他都自稱為「我」。我很奇怪，就彎下身子去問法警這是為什麼，法警要我別出聲，過了一會兒，他說：「所有的律師都用這個法子。」我呢，我認為這仍然是把我這個人排斥出審判過程，把我化成一個零，又以某種方式，由他取代了我。
——《局外人》第二部
《局外人》與《郵差總按兩遍鈴》最大的不同在於：《郵差》寫到殺人犯歸案伏法就戛然而止了，而《局外人》繼續寫下去，並且把同等篇幅給了後面發生的故事。如果說，小說的前半部體現了近乎完美的敘事技術，那麼後半部就給了整個故事以發酵和回味的空間，讓前半部的荒誕意味有了結結實實的重量。
從整個案情看，這其實並不是一樁複雜的案子。雙方有糾紛和鬥毆在前，默爾索也缺乏謀殺的動機，所以，從現代法律的角度看，將其定義為激情殺人或者防衛過當致死，都要比蓄意謀殺，離事實更近。但是，我們剛才說過，默爾索特立獨行，他那種對於自我的誠實態度，讓他總是顯得那麼不合時宜，甚至在生死關頭都不願用妥協來換取自我保護。而這種態度本身，就對人群、對秩序井然的外部世界，構成了潛在的威脅。人們或有意或無意地認為，消滅這樣的來自異端的威脅，是有必要的。這樣一來，整個案子就註定向越來越荒誕的方向發展。
默爾索的經濟狀況當然請不起律師，所以他接受了法庭指定的律師。從這位律師，到預審法官，再到公審時的檢察官、陪審員，他們對案情的細節並不關心，相反，他們幾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用僵硬的、程式化的標準來衡量默爾索這個人的品行。他們嘴裡說的是似是而非的法律詞彙，實際上卻是在試圖定義，默爾索究竟是世俗意義的「好人」還是「壞人」。
由此，本案的焦點奇特地落在了默爾索為什麼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這個問題上。進而，之前敘事中出現過的細節——比如默爾索把母親送養老院，他在殯儀館裡一時說不清母親的具體歲數，他不願意看母親的遺容，他在葬禮之後還跟女朋友去看電影——都成了重要罪證。在檢察官的指控中，默爾索成了一個冷血的、處心積慮的謀殺犯，他「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沒有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佔神聖地位的道德原則」。在法庭上，「巨大的電扇」和陪審員手裡的那些「朝著一個方向搖動的小扇子」，構成了隱喻鮮明的畫面——默爾索面對的是整個世界的強大慣性的審判。默爾索異常敏感地觀察到，對他的審判實際上是抽象而僵化的，他的在場被這些小扇子取消、抹殺，化成一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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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完畢。出了法庭上囚車的一剎那間，我又聞到了夏季傍晚的氣息，見到了這個時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滾動的昏暗的囚車裡，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淵裡一樣，一一聽出了這座我所熱愛的城市、這個我曾心情愉悅的時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聲音：傍晚休閒氣氛中賣報者的吆喝聲，街心公園裡遲歸小鳥的啁啾聲，三明治小販的叫賣聲，電車在城市高處轉彎時的呻吟聲，夜幕降臨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雜聲，這些聲音又在我腦海裡勾畫出我入獄前非常熟悉的在城裡漫步的路線。是的，過去在這個時分，我都心滿意足，精神愉悅，但這距今已經很遙遠了。那時，等待我的總是毫無牽掛的、連夢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卻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著第二天的到來，就像劃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軌跡，既能通向監獄，也能通向酣睡安眠。
——《局外人》第二部
在這個過程中，默爾索並不是沒有求生的機會。不斷有人提示他，只要根據世俗的、體制的需求，誇張地表達對母親的哀悼，或者向上帝懺悔，在宗教中尋求庇護，他就有可能獲得人們的諒解，他就有可能從「壞人」被救贖成「好人」。但是默爾索拒絕預審法官讓他皈依基督教的提議。當律師追問他對母親的看法時，他說：「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我是不願意媽媽死去的。」但是律師聽了這話並不高興，他說：「這麼說是不夠的。」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外部世界對於「怎樣才是足夠的」，答案是千篇一律、高度趨同的。就連律師的辯護裡也充斥著與檢方異曲同工的刻板言辭，把重點放在研究默爾索的靈魂，說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職員，「一個正經人」。在公眾眼中，一條嚴密而荒誕的證據鏈已經構建完成。對於陪審團而言，輕鬆地做出一個已經「眾望所歸」的裁決，進而通過此案教化社會風氣、維護既有的公共秩序，遠比捲入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的可能性，更為容易。因此，結局可想而知，默爾索被判處死刑。
從法學的角度看，《局外人》講述的這個故事，以及其中對審判過程的翔實逼真的描述，完全可以成為揭示現代司法制度悖論和弊病的經典案例。我們能看到，在審判過程中，概念是怎樣被一點點偷換的，真相是怎樣被漸漸模糊的。而加繆在1955年美國版《局外人》的序言中，將小說的深刻涵義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他說：「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個人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他就會有被判死刑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他所生活的這個社會的局外人……默爾索不願意簡化生活，他怎樣想就怎樣說，他拒絕為他的情感戴上種種面具，於是社會立刻覺得受到了威脅……他遠非麻木不仁，有一種深層的激情讓他充滿活力，因為這激情是一種具有否定性的真實，存在和感受的真實。」
加繆的這些話對於理解《局外人》，尤其是它的後半部至關重要。正是由於默爾索那種「深層的激情」，我們才在後半部分裡看到兩條線同時並行。一方面，審判在外部世界按部就班地推進，默爾索被人們推向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沿著跟外部世界完全逆反的方向，默爾索的內心反而越來越平靜。從肉身走進監獄的那一天開始，他的心靈反而進一步擺脫了桎梏，漸漸從牢籠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監獄之外的人更為自由。在這裡，加繆借一個將死之人的視角，從心理學和哲學層面探討死亡時刻、生命長度、生存意義這些終極問題，這條哲學思考的線索完全不受外界影響，是高度個人主義的。
在監獄裡，默爾索覺得時間連成了一片，他在這片時間的海洋裡感知生命的意義。當馬路上的大部分人都過得渾渾噩噩、整齊劃一時，他卻在滾動的黃昏的囚車中，聞到夏季傍晚的氣息，聽出這座他所熱愛的城市，聽到在這個曾讓他心情愉悅的時間裡所有那些熟悉的聲音，享受著獨特的感受力帶給他的幸福感。他觀察著那些審判他的人，冷靜地等待他們的宣判，深切地體察到所有這些流程的荒誕。而我們這些書外的讀者，目睹小說的主人公，面對不公正的判決，仍然維持著巨大的勇氣和思考的能力，從幾近遲鈍麻木的消極狀態中奮起。當他拒絕上訴，拒絕神甫的憐憫，甚至把神甫氣得發抖時，我們很難不被人物的這種堅決而執著的狀態震撼。在那一刻，也許每個只能在生活中隨波逐流的人，會感到默爾索其實正在天空中自由飛翔，而真正被關進囚牢的，反而是監獄外的芸芸眾生。
這種巨大的、具有深刻哲學內涵的反差，在小說文本的末尾達到了最大強度，變成了一聲有力的吶喊：「現在我面對著這個充滿了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卻未溫情盡失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我期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以如此充滿尊嚴的、特立獨行的方式實現了個體意志對群體意志的反抗，並且在戛然而止的人生中反而獲得了許多完整人生都難以體會的幸福感——這是荒誕的，也是蘊含著巨大力量的。在一個短短的、結構如此精美的故事裡，將這種荒誕和力量表現到極致，這樣的作品當然是永恆的，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