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說，婚後頭兩年，我與妻子的關係很和美。我是想說，那兩年之中，我們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帶有某種朦朧的色彩。說得直白一點，在那種處境中的人，頭腦比較簡單，對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斷，對所愛的人只是一味地愛，顧不上加以品評。總而言之，當時埃米麗亞在我眼裡是十全十美的，我覺得我在她眼裡也是這樣。
——《鄙視》第一章
莫拉維亞的小說，總是格外容易進入。你被故事帶著走，沿路沒有艱澀或者堅硬的段落硌到你。《鄙視》的開頭也這樣。讀完幾段以後，你會以為在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反映家長裡短的風俗畫卷，大約要讀完幾章以後，某種異樣的感覺才會在字裡行間浮現出來。然後你回過頭來再看這第一段，會發現，這三言兩語之間，有人物關係，有表象的平衡和內部隱約可見的危機，還有被懸置的慾望——該有的，都有了。
將莫拉維亞定義為義大利的「國民作家」，不僅是因為他獲得過包括義大利最高文學獎——斯特雷加獎在內的多種榮譽，也不僅因為他的作品多次被拍成電影，是大導演貝託魯奇、戈達爾等人很喜歡合作的物件；更重要的是，莫拉維亞的作品與義大利人的現實生活始終有緊密的聯結，他的「國民度」很大程度上體現於他的作品在義大利人內心深處喚起的普遍的共鳴。對此，莫拉維亞的粉絲之一、義大利著名作家卡爾維諾的概括堪稱恰如其分。他說：「莫拉維亞是義大利唯一就某個角度來說我願意稱之為‘風俗派’的作家，他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時光流轉間對道德所下的不同定義，與風俗、社會變動、大眾思想指標息息相關。」
莫拉維亞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風格，與義大利文學注重講故事的傳統有關，與他曾經從事的記者職業有關，也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及獨特的個人經歷有關。1907年，莫拉維亞生於羅馬一個富有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從少年到中年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他曾說過，對他的一生影響最深的是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九歲那年身患骨結核，為此被迫臥床休息了五年之久；另一件就是二戰時期在義大利肆虐的法西斯主義。因為這兩者都讓他深受其苦，讓他承受了其他任何事都不可能帶來的體驗。在莫拉維亞看來，「塑造我們性格的，並不是那些由著我們的性子做成的事，而恰恰是那些我們被迫做的事」。或許正因為如此，在莫拉維亞的文本中，對於苦難與困境的思考都具有很高的質量，時時閃現著存在主義的鋒芒。
莫拉維亞非常看重虛構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觀念是相對傳統的。在他看來，作家如果致力於反映現實，那麼「就必須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場上，具有能夠清晰感知的政治、社會及哲學態度」，但與此同時，作家又應該注意不被各種信仰所控制，文本應該獨立於觀念之外。稍後我們可以通過小說文本來仔細體會他是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得平衡的。1959年到1962年間，莫拉維亞擔任國際筆會組織的主席。因此，無論是從作品還是從倡導的理念來衡量，他都是那一代世界文壇上極具威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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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視》出版於1954年，與莫拉維亞一貫擅長的題材和風格一脈相承。主人公里卡爾多·莫爾泰尼是個小有成就的電影編劇，小說從他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他的表層敘述幾乎在小說的一開始就定下了基調，如果我們完全相信他的立場，那麼他講的大致是這樣一個故事：
莫爾泰尼與妻子埃米麗亞的婚姻堪稱郎才女貌，妻子原先是個打字員，文化程度不高，但美麗動人，在莫爾泰尼的敘述中彷彿總是佔據中心地位。為了讓埃米麗亞住上新房子，過上優渥的生活，莫爾泰尼勤奮寫作，甚至不惜擱置他的戲劇理想，替俗不可耐的製片人巴蒂斯塔賣命，根據他的要求寫下大量商業價值遠高於文學品質的電影劇本。如今他們有了新房新車，有了替他們做飯、保潔的僕人，還有替他打字的秘書，然而，他漸漸發現，埃米麗亞對他的感情卻在悄悄變化。顯然，製片人巴蒂斯塔對埃米麗亞的美貌很感興趣，總在有意無意地接近她。莫爾泰尼對埃米麗亞充分信任，同時也不願意得罪金主，因此每當巴蒂斯塔接近埃米麗亞時，莫爾泰尼並不阻攔——他相信埃米麗亞對他的愛情足以讓她保持定力，可以應對得遊刃有餘。然而，莫爾泰尼漸漸看到，事態正在向失控的方向發展。巴蒂斯塔請莫爾泰尼擔任商業電影《奧德賽》的編劇，並以此為理由邀請莫爾泰尼夫婦到這部電影的主要外景地卡普里島住上四五個月，與大導演賴因戈爾德討論劇本。巴蒂斯塔提出，在此期間，他們可以住在他本人的別墅裡。
在卡普里島，這一組三角關係變得越來越尖銳。當莫爾泰尼終於親眼看到妻子與巴蒂斯塔在客廳親吻時，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裝聾作啞。他試圖與埃米麗亞溝通，卻發現此時的妻子已經冷若冰霜，不僅明確表示已經不愛他，而且還在某種程度上鄙視他。莫爾泰尼痛定思痛，認為自己之前軟弱而曖昧的態度讓埃米麗亞對他產生了誤會，正是這種誤會才會導致「鄙視」的發生。莫爾泰尼試圖挽回，提出寧願撕毀合同，推掉這個劇本的寫作，也要與妻子重修舊好。然而，埃米麗亞似乎已經義無返顧，留下紙條以後跟巴蒂斯塔出走。莫爾泰尼因此陷入了極大的困惑和痛苦。在小說的結尾部分，莫爾泰尼在恍惚中與埃米麗亞相見，那個美麗溫柔的埃米麗亞彷彿又回到他身邊，告訴他誤會已經消除，鄙視煙消雲散，愛情從未改變。然而，幻覺很快消失，莫爾泰尼從恍惚狀態中醒來。真實的現狀與他的幻覺同時發生，但情節正好相反：當時，埃米麗亞跟著巴蒂斯塔出走，途中遭遇車禍。小說前文就寫到巴蒂斯塔喜歡開快車，這個伏筆在小說結尾果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一輛牛車從旁邊的一條岔道上衝出來，巴蒂斯塔來了一個急剎車，然後繼續驅車疾駛。坐在他旁邊的埃米麗亞正在座位上打瞌睡，而與此同時，她的形象卻出現在莫爾泰尼的幻覺中。埃米麗亞的腦袋左右搖晃，一聲不吭，也不回答巴蒂斯塔的問題。車子一個急轉彎，她就歪倒在巴蒂斯塔身上。原來，在剛剛的急剎車中，睡夢中的埃米麗亞扭斷了脖子，當場窒息死亡。
小說寫到這裡戛然而止，莫爾泰尼的敘述在憂傷哀婉的筆調中結束。他試圖通過敘述來追問這場悲劇的原因。在他看來，能否在敘述中「重新找到她，能否以平靜的方式繼續我們的對話，這取決於我，而無須靠一場夢，或是一種幻覺。唯有這樣，我才能得以解脫，從感情上解脫，才能感到她似乎永遠依偎在我的身旁，寬慰我，並給予我美的享受」。
在這個表層的故事裡，莫爾泰尼對自我的設定是一個正直而敏感的人。儘管他為人懦弱，但似乎不乏道德感、正義感以及文學理想。他被「鄙視」的原因主要是巴蒂斯塔的軟硬兼施，以及埃米麗亞在巴蒂斯塔的欺騙與誘惑中無法保持初心。他對埃米麗亞之死的哀傷與懷念裡也隱含著對她的惋惜與困惑——直到小說最後，莫爾泰尼也認定自己是這場悲劇的無辜受害者。
那麼，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呢？如果你是一個有較多小說閱讀經驗的讀者，大約在讀到小說四分之一時，可能已經在莫爾泰尼的敘述中捕捉到一絲異樣。那麼，我們不妨懷著這種警覺，把這本書從頭再梳理一遍，看看莫爾泰尼通過敘述的障眼法，有沒有隱藏著什麼無法言說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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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看了看她，見她鎮定自若，而且還以挑釁的方式迎接我的目光。當時，我準是讓她看出我的侷促不安了，總而言之，我是無言地回答了她的目光，因為，此後很長的一段日子裡，我們總是脈脈對視。說得確切些，是她總死皮賴臉、厚顏無恥地看著我，每次我避開她時，她就追逐著我的目光，當她追尋到我的目光，就輕佻地嫵媚作態，當我凝視沉思時，她就在我的視線中搜尋。這種目光開始時不常有，後來就屢見不鮮了；後來，我真不知該怎麼迴避她的目光了，就只好在她身後踱著步口述劇本。但是，這位賣弄風騷的多情女子卻找到了逾越障礙的辦法，從掛在對面牆上的一面大鏡子裡看著我，這樣一來，每當我抬起眼睛時，就會在鏡子裡遇上她凝視我的目光。
——《鄙視》第八章
我們在莫爾泰尼的一次輕描淡寫的回憶中，發現早在埃米麗亞對他的情感發生變化之前，莫爾泰尼就有過一次出軌的嫌疑。當時莫爾泰尼還沒有買房子，在出租屋的客廳裡口述電影劇本，由他僱傭的一位女打字員記錄下來。在工作過程中，他們漸漸熟悉，耳鬢廝磨之間，情不自禁地吻在了一起。然後，像很多通俗電視劇表現的那樣，門一開，這一幕被正好走進來的埃米麗亞撞見。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莫爾泰尼在描述這一段時的措辭。他細緻地刻畫女打字員的一顰一笑，說她的眼神「厚顏無恥、死皮賴臉」，將她所有的表情都解讀為「賣弄風騷」。甚至，當他自己努力迴避時，打字員小姐很快「找到了逾越障礙的辦法」，設法從「掛在對面牆上的一面大鏡子裡看著我」。總而言之，在莫爾泰尼的筆下，這個事件完全是打字員刻意勾引導致的——至於他本人，不僅純潔無辜，而且事後積極補救，將打字員飛快地解僱，再也沒有見過她。埃米麗亞為此事非常生氣，甚至表示如果莫爾泰尼真愛那個姑娘，自己可以同意分居，但莫爾泰尼卻從她的表情裡看出她在「默默地暗示我反駁她」。也就是說，事情本來明明是莫爾泰尼在苦苦哀求妻子的寬恕，他卻用這樣的主觀揣測，認為妻子並非真正在乎他的背叛。在他看來，妻子對他的依賴是天經地義的，從妻子眼裡看到的自己，一定是完美而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