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爾泰尼的這種隱蔽而狹窄的、不時「夾帶私貨」的第一人稱視角，在整部小說裡極具典型性。正是秉承著同樣的思路，他在情節推進的每一個節點上，都在悄悄地為自己開脫，把自己塑造成純情的無辜者。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莫爾泰尼在小說中反覆提及自己對於這個家庭的付出乃至犧牲是多麼巨大——他之所以要放棄戲劇理想，與巴蒂斯塔緊密合作，全都是為了要替埃米麗亞買大房子，還清分期付款。他不僅時刻這樣暗示自己，而且在與別人談論時，也把所有對物質的追求全推在埃米麗亞身上。事實上，我們也能在小說的很多對話中發現，埃米麗亞本人對房子的態度並沒有莫爾泰尼所說的那麼誇張，她甚至在爭吵中還斬釘截鐵地表示過自己完全可以搬出新房子，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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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我們在文本中越來越發現莫爾泰尼的第一人稱敘述與他記錄的對話之間存在矛盾，這讓我們越來越懷疑他的主觀視角有沒有歪曲埃米麗亞的形象。比如說，埃米麗亞從認識巴蒂斯塔的第一天起，就表達出明顯的不適感。在巴蒂斯塔主動邀請她坐他的車時，在巴蒂斯塔提出要夫婦倆雙雙住進他本人的別墅時，埃米麗亞都曾表達出強烈的抗拒，但最終為了討好巴蒂斯塔而要求埃米麗亞委曲求全的，卻是莫爾泰尼本人。在這些細節中，即便莫爾泰尼竭力含糊其辭，找藉口掩飾，讀者還是能清晰感受到他對於巴蒂斯塔的仗勢欺凌，是毫無還手之力的。進而，我們也能漸漸確定，真正離不開優渥的物質誘惑，真正沉溺於名利光環裡無法自拔的那個人，並不是埃米麗亞，而恰恰是莫爾泰尼自己。
隨著故事的逐步推進，埃米麗亞的怒火超越了臨界值。埃米麗亞究竟為什麼會離開莫爾泰尼？她多次表達的「鄙視」究竟針對的是什麼？你可以把這種憤怒理解成對莫爾泰尼的恨鐵不成鋼，對他的軟弱無能的控訴，對他無力保護妻子的控訴；然而，如果再往深處想，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打字員埃米麗亞面對男性職業作家莫爾泰尼，無論是在性別上、身份上還是在敘述能力上，都處於弱勢地位。她的聲音必然被莫爾泰尼強勢的第一人稱所遮蔽，她的形象也必然會被歪曲。埃米麗亞就像這部小說的讀者一樣，漸漸意識到了莫爾泰尼的敘述與真相之間存在多麼大的反差，莫爾泰尼本人的人格又存在多大程度的割裂。因此，與其說埃米麗亞鄙視的是莫爾泰尼的虛弱，倒不如說是他的虛偽。她的離開，她的所謂移情別戀，更可能是一種對於莫爾泰尼的壓迫性的敘述的反抗。
有趣的是，自始至終，《鄙視》都恪守第一人稱視角，從沒有跳出這個框架去直接質疑莫爾泰尼。因此，上述種種分析，我們都只能通過在閱讀中捕捉作者留下的蛛絲馬跡才能達成，這不僅大大提高了寫作難度，也對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不過，如果作者和讀者能達到「棋逢對手」的境界，那麼在這部作品裡，現在這樣的設計，就遠比第三人稱的上帝視角更有效也更深刻。當你通過隱藏的蛛絲馬跡一點點接近真相時，你對人性的複雜，對第一人稱的欺騙性，對於表象與實質之間巨大的心理黑洞，就會有更深切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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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我憤怒地接著說道，「喬伊斯以現代派的手法闡釋《奧德賽》……在使作品適合現代的格調，或者在減弱、褻瀆、貶低原作的做法上，都走得比您更遠，親愛的賴因戈爾德……他把奧德修斯寫成了一個被妻子背叛的丈夫，一個手淫者，一個遊手好閒的人，一個空想者，一個無所作為的人；把珀涅羅珀寫成了一個十足的妓女……他筆下的埃俄羅斯成了一家報社的編輯，把下冥界寫成了去一位酒肉朋友的葬禮，造訪喀耳刻成了逛妓院，把奧德修斯返回伊塔卡的歷程寫成深夜沿著都柏林大街的回家之行，在半路上他居然還停下來在樓房牆角撒尿……不過，喬伊斯至少是撇開了遼闊的地中海、太陽、天空和古代人跡罕至的地方……整個故事都展現在北方的一座城市裡，描寫的是泥濘的道路、骯髒的小飯鋪、下流的妓院和齷齪不堪的廁所……沒有太陽，沒有大海，也沒有天空……一切都是現代的，或者說，一切都被醜化或貶低了，降低到現代人可憐的道德標準……可您卻連喬伊斯這樣的審慎態度都沒有……我跟您直說了吧，如果要我在您和巴蒂斯塔之間做個選擇的話，我更喜歡巴蒂斯塔那樣沒有個性的人……真的我寧願要巴蒂斯塔……」
——《鄙視》第十九章
在這部小說中，除了第一人稱視角的欺騙性之外，另一個給閱讀造成難度的是《奧德賽》在小說文本中起到的特殊作用。《奧德賽》是古希臘最重要的兩部敘事史詩之一，相傳為盲詩人荷馬所作，與另一部《伊利亞特》並稱為《荷馬史詩》。《奧德賽》的情節是順著《伊利亞特》的故事講下去的，描述的主要是英雄奧德修斯在贏得特洛伊戰爭以後如何經歷千難萬險、終於回到故鄉希臘的事情。《奧德賽》及其敘述的希臘神話故事是西方古典文學的根基，是很多文學作品的母題。對於西方讀者而言，其中的典故、人物和情節都是耳熟能詳，可以信手拈來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當然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莫拉維亞在這段對話裡藉著莫爾泰尼之口，捎帶腳兒地調侃了一下老喬，也算順理成章。
在《鄙視》的下半部分，改編《奧德賽》的過程成了推動情節發展的核心事件。一方面，所有的人物都因為這個事件聚在一起，矛盾衝突被推到了頂點；另一方面，關於《奧德賽》這個劇本究竟要改成什麼樣，在小說中被反覆討論，構成了一條不可或缺的副線，與主線交織在一起，互相對映。因此，《鄙視》的下半部分，呈現了某種類似於「戲中戲」的復調結構。
莫拉維亞為什麼要這樣寫？我們不妨稍加分析，看看小說裡展示了幾種《奧德賽》的改編方式。作為製片人，巴蒂斯塔對於《奧德賽》的設想顯然是好萊塢式的，是純粹商業化的，他強調的「戲劇性」就是「絕對能使觀眾喜歡」。奧德修斯在歸家途中邂逅美女的戲，在巴蒂斯塔眼裡就是「美女沐浴」的刺激場面，而奧德修斯大戰獨眼巨人的戲可以拍成《金剛》那樣的大製作。導演賴因戈爾德不願意走如此庸俗化的路線，希望用現代主義心理學的觀念來建構這個故事，沒想到在跟編劇莫爾泰尼討論的時候卻遭到了後者的激烈反對。
賴因戈爾德的興趣點主要在《奧德賽》中通常被忽略的那個部分：奧德修斯與他的妻子珀涅羅珀的感情問題。在史詩中，他們倆是典型的正面人物，對珀涅羅珀的愛是奧德修斯義無反顧迴歸故里的主要精神動力。奧德修斯回到故土以後，曾對珀涅羅珀的忠貞百般試探，但後者全都順利通過了考驗。珀涅羅珀還告訴奧德修斯，在他離開的日子裡，曾有不少狂蜂浪蝶來騷擾她，都被她一一拒絕，於是奧德修斯再現英雄本色，將這些人一一誅殺，捍衛了妻子的尊嚴。作為具有相當藝術造詣的著名導演，賴因戈爾德希望在電影中注入現代性，顛覆傳統的人物設定。在他的想象中，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的關係就像所有平凡的家庭一樣，看上去和和美美，實則千瘡百孔。他認為，奧德修斯之所以毅然出征，主要是因為他與妻子的關係很不好，不惜「以打仗為藉口躲開妻子」。甚至，早在那時，珀涅羅珀就不乏追求者，而奧德修斯卻故意裝聾作啞，甚至暗示讓妻子與他們維持這種曖昧的「釣魚」關係，好換取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為此，珀涅羅珀越來越在精神上鄙視他。這個深層原因直接導致夫妻失和，奧德修斯出征；然後，又因為同樣的原因，奧德修斯在回家路上消磨光陰，遲遲不歸；回到故鄉以後，為了重新贏得妻子的尊重，他陰鬱而暴戾地殺死了所有的求婚者。
讀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想象，當賴因戈爾德把這個設想告訴莫爾泰尼時，必然會大大激怒後者。這個版本的奧德修斯，戳中了莫爾泰尼的所有心事，將他割裂的自我、虛偽的敘述全都從陰溼的角落裡挖出來，扔在太陽底下暴曬。莫爾泰尼當然要奮起反擊。他與賴因戈爾德激烈爭論，說這樣的改編是對史詩的玷汙和褻瀆。接下來，莫爾泰尼發表了一大通他自己對這個人物的理解：「奧德修斯的確被描繪成了一個機敏、理智、精明的男人，但他始終沒有逾越名譽和尊嚴的規範……他始終是一位英雄，或者說，是一位英雄的鬥士，一位國王，一位完美的丈夫……」顯然，莫爾泰尼不僅僅是作為一名編劇說這番話的，他在捍衛的並不是奧德修斯，而是他自己的尊嚴。通過《奧德賽》的改編，莫拉維亞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對奧德修斯的另一種解讀，其實也清晰地闢出了一條解釋主人公莫爾泰尼行為邏輯的路徑。儘管這條路徑，莫爾泰尼本人是不願意承認的——非但不承認，而且莫爾泰尼不得不「直說」，在自我剖析和向巴蒂斯塔的庸俗化妥協之間，他寧願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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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視》在一組並不複雜的人物關係裡挖掘出複雜而多變的心理深度。作者耗費了最經濟平實的筆墨，卻總能探查到困境的深處，精準地抓住最實質的問題。小說裡有一段話，很值得玩味：
編寫《奧德賽》的電影劇本，房子、分期付款、我犧牲了的文學創作的抱負、我對埃米麗亞的愛、巴蒂斯塔和賴因戈爾德，總之我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和一切人，都攪和在一起，通過我的嘴語無倫次地連珠炮似的說了出來，就像被狂怒之下的人摔壞的萬花筒底部的彩色玻璃碎片似的。
用這一段來形容整部小說給人帶來的閱讀感受，也是大體合適的。在城市化程式中，傳統的家庭倫理和男女關係都相應地受到衝擊，外部壓力對於內部結構的影響，就有點像那些紛繁紊亂的「彩色玻璃碎片」。對於人物而言，當這些因素「攪和在一起」時，他一廂情願搭建的結構必然會風雨飄搖；小說的任務就是把這滿地的碎片展示出來，提供更多的思考維度給讀者。比如說，我們可以從性別意識的角度，思考一下小說中埃米麗亞那句擊潰莫爾泰尼的經典臺詞：「你算什麼男人？」
時至今日，我們還是能在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裡看到這樣的指責，它之所以總是在關鍵的情節裡充當殺傷力巨大的武器，很大程度上與人們對男性與女性的刻板印象有關。在莫爾泰尼看來，理想的男性形象不僅應該充當家庭的經濟支柱，也得同樣具備奧德修斯式的英雄氣質，能用理想主義來包裝一整套可以自圓其說的話語體系。而女性的角色應該像史詩中的珀涅羅珀一樣，美麗而隱忍，安於享樂，對於男性氣概則一概欣然接受，甚至頂禮膜拜。至於在現代性的程式中，女性思維的複雜程度是否正在與時俱進，當平視替代仰視，當女性要求在精神生活上也能與經濟狀況相匹配時，男性需要做怎樣的調整——這些問題似乎從來就不在莫爾泰尼的考慮範圍之內。在碎了一地的玻璃碎片中，莫爾泰尼依稀看到自己被割裂的身心。他無法兼顧文學理想與經濟責任，就只能靠自我欺騙來勉強維持話術。因此，當埃米麗亞忍無可忍地揭穿這種男性形象的虛妄與蒼白時，那一刻的莫爾泰尼是格外迷惘的。從這個角度看，在男權意識過於強烈的環境中，男性同樣是這種無形壓力的受害者。他們揹著太過沉重的歷史包袱，拼盡全力，卻依然像莫爾泰尼那樣，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無法撿起自己的碎片，拼出一個完整的、理想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