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名人堂中，達里奧·福是相當特殊的一位獲獎者。他生於1926年，2016年病逝，長達九十年的人生與舞臺密不可分。達里奧·福不像另兩位諾獎獲得者——彼得·漢德克或者耶利內克那樣同時是小說家或者評論家和詩人，他的其他社會角色幾乎都與舞臺有關：戲劇導演、演員、歌手、舞臺設計師以及政治活動家。最後一項身份，他也主要是以戲劇作為武器，以戲劇界的巨大影響力，參與政治活動。直到21世紀，達里奧·福仍然活躍在戲劇舞臺和社會舞臺上，直到生命最後一息。
達里奧·福出身於平民階層，青春期正逢二戰，一度被徵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軍隊。不過，在那段短暫的歲月裡，達里奧和他的父親都曾暗中幫助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秘密運送難民和盟軍士兵去中立國瑞士。戰後，達里奧回到專科學院繼續被戰爭中斷的學業。他原先的職業規劃是當個建築師，卻在眼看著將要畢業時飽受精神崩潰的困擾。醫生建議他做一點能真正給自己帶來快樂的事情。於是他扔下畢業文憑，開始到米蘭的小劇場試著表演獨幕劇，從此為他的狂放不羈的基因找到了釋放的渠道。
達里奧一生創造的戲劇不下五十部，執導八十餘部，199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大多直接取材於市井生活和時政風雲，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但他顯而易見的左翼立場和辛辣的諷刺力度，不僅常常使得義大利當局頗為難堪，甚至連美國政府也曾多次限制過他的劇目在美國上演。在戲劇理念上，達里奧主張繼承中世紀喜劇演員的精神，看重即興表演和臨場發揮。因此，他的劇作往往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表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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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1970年在米蘭首演，此後歷經多次修改，出版的劇本採用的是該首演版的最終版，也是最為權威、最接近達里奧原意的版本。與達里奧很多作品一樣，《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並不是憑空編造的故事，而是與當時義大利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有真實的新聞事件作為虛構的基礎。因此，在進入這個故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把時間切換到20世紀60年代末，看看那時的義大利究竟發生了什麼。
1960年代末社會革命運動幾乎席捲整個西方世界，但這股革命風潮在義大利的蔓延時間特別長，過程也格外激烈而複雜，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這在西方各國中可謂絕無僅有。人們常常用「義大利漫長的1968年」來指代這長達十多年的整個時間段，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和專著也層出不窮。在描述這段特殊時期時，各方勢力各執一詞，在很多問題上至今也沒有達成共識。其中有一個概念，英文是strategyoftension，中文可以翻譯成「緊張策略」，就是典型的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
所謂的緊張策略，是指當局放任甚至暗中鼓勵社會暴力的發生，以達到權力制衡的目的。在那段時間裡，義大利社會矛盾激化，人們飽受左右翼發動的恐怖襲擊的困擾，爆炸、綁架、縱火、謀殺等惡性事件不斷發生，最後常常以政府實施圍捕、大量異見人士落網而告終。然而，事情並非像表面看起來那麼非黑即白，不少左翼人士提出，有些暴力事件實際上是極左激進分子在政府的縱容甚至授意下發生的，目的是以此為藉口逮捕左翼人士，同時藉助極右翼新法西斯主義分子採用法外私刑的方式剷除左翼勢力。對於「緊張策略」的概念，史上爭議頗多，很難得出定論，但唯有對這個背景的複雜性有充分的認識，才能理解《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以及與其相關的真實事件，為什麼會呈現如此混沌而喧囂的面貌。
直接激發這個劇本靈感的事件發生在1969年的一起爆炸案之後。有八十多人因此被捕，其中一名叫皮內利的鐵路工人被指認為嫌疑犯。此人被定義為「無政府主義者」，關押期間從警察局四樓的視窗墜亡。警察局聲稱皮內利是在審訊中跳窗自殺的，但審訊記錄前後矛盾、漏洞百出。參與審訊的一共有三名警官，其中還包括特派專員卡拉布雷西。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們在1971年都接受了相關調查，卻最終被宣判無罪。公訴人的說法是，皮內利在經過三天的高強度審訊之後昏倒，失去平衡，於是從視窗跌落下去。如此顯然不合邏輯的說法當然無法服眾，於是極左翼組織決定以血還血，派人謀殺了特派專員卡拉布雷西。
整個事件驚心動魄，疑點叢生，義大利社會為之譁然。達里奧將這個熱點事件迅速搬上舞臺，可謂直接擊中了當時的痛點。但是，究竟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用怎樣的方式來表現，才能讓這齣劇不僅僅流於新聞事件的表面，獲得超越性的視角，使其哪怕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這是劇作家達里奧需要在短時間內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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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託佐警長：噢，為他好？這也是一種治療手段嗎？
瘋子：正是這樣……如果我不接受他的兩萬里拉，您想，那可憐的病人，尤其是他的親屬會滿意嗎？如果我只收五千里拉，他們定會心裡嘀咕：「這傢伙不怎麼樣，也許壓根兒不是個教授，可能剛從醫學院畢業，初出茅廬。」相反，我的要價一高，他們就會大吃一驚：這醫生是何許人也？怎麼如此了得？……他們就會像過復活節似的，高高興興地回去……甚至激動得要親吻我的手……「多謝了，教授！」……他們激動得泣不成聲。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第一幕
劇本第一幕的第一場在米蘭中央警察局的一間普通的辦公室裡展開。警察甲和貝託佐警長正在審問一名男子，劇本上直接提示這個男人是個「瘋子」。在整齣戲裡，這個角色都沒有確定的名字，直到落幕，「瘋子」這個身份都是他唯一的代號。警察局的檔案上說這個瘋子總是喬裝打扮，兩次冒充外科醫生，一次冒充上尉，三次偽裝成大主教，一次自稱造船工程師。由於這種瘋狂的行為，他先後十一次被捕，警察卻從來沒找到可以給他判刑的罪名。作為被醫生確診的精神病人，臨床診斷證明成了他天然的保護傘。這一回是瘋子的第十二次被捕，起因是有人指控他扮演精神病醫生，聲稱自己是大學教授，看完病還要收費。
面對這樣的指控，瘋子胸有成竹，警長的所有質詢他都振振有詞地反駁。達里奧將瘋子的臺詞設計得相當精彩，雄辯、生動而有說服力，引經據典且言之鑿鑿，令人難辨真偽。連警長都忍不住說：「真該死，你的敘述太動人了……」我們漸漸發現，瘋子引人入勝的敘述幾乎是在牽著警長的鼻子走，警長從他這裡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資訊，反而要忍受他把整個司法系統，從官僚社會的文字遊戲、警察對民眾的鎮壓迫害到法官的昏聵無能，挨個嘲諷一遍。當警長想把瘋子攆走時，瘋子靠近視窗，威脅說要跳窗，警長慌忙阻止。我們不妨做個標記：這是這出戲裡第一次出現「跳窗」這個情節。
警長剛把瘋子從門口推走，警察甲就拉著警長去開會，於是瘋子再度潛入已經空無一人的房間，隨意翻看擺在桌上的審訊檔案。此時，電話鈴響，瘋子鎮靜地拿起聽筒。在接聽電話的過程中，瘋子盡情展示他的表演天分，虛擬有兩個人對話的現場，成功地騙過電話那頭的政務警長，讓他以為貝託佐還在這個房間裡，並且對他態度很不恭敬，甚至揚言要揍他。而瘋子非但挑撥了兩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從這個電話中瞭解到關鍵資訊：為了調查前不久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墜樓事件，有個政府的特派法官，不久之後即將趕來。看到這裡，我們應該很快就能聯想到這出戲排演時震動義大利社會的皮內利墜樓事件。我們完全可以想象，舞臺上「現掛」當時的新聞熱點，會在臺下引起多麼強烈的共鳴。
掛掉這通電話之後，貝託佐警長回到辦公室，瘋子警告他，待會兒政務警長只要碰到他，就會揍他。接著，瘋子迅速離開，順便悄悄帶走了與這起案件相關的幾份檔案。政務警長果然立馬出現在門口。貝託佐說：「啊，最親愛的，正巧方才我跟一個瘋子還談起你。他竟然說，你一看見我……你就會給我……」說時遲那時快，從側幕迅速伸出一隻胳膊，貝託佐被打倒在地，倒地的同時嘴裡還在講著後半句：「一記拳頭！」人物挨拳的動作和臺詞的「拳頭」正好重疊，而恰在此時，從門外閃進瘋子，他嘴裡在高聲嚷嚷：「我對他說了，要低頭彎腰！」第一場戲在這個精確的喜劇節奏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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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乙：您想跳樓，法官先生？
警察局長：不，他推我們。
瘋子：沒錯，沒錯，我推了你們。差一點兒你們就當真跳下去了……你們已經絕望了。當一個人絕望的時候，什麼都無所謂了……
警察乙：啊，是的，「什麼都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