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點點頭。
「你永遠不會讓他們見到我，」她說，「你永遠不會讓他們知道我是誰。‘媽，’你會關照我，‘媽，你到紐約火車站，坐在候車室的那條板凳上，上午十一點二十五，我會帶著穿戴得跟星期天一樣整齊的孩子走過你面前。’那將是五年後我的生日禮物。‘坐在那兒，媽，別做聲，我會慢慢走過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會等在那兒的。火車站。動物園。中央公園。不論你說哪裡，我當然就去哪裡。你告訴我唯一能讓我撫摸我孫子的辦法是，你僱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護孩子，照看他們睡覺，我會照辦。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給你打掃房子，我也會照辦。我肯定會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別無選擇。」
「沒有嗎？」
「有選擇？是嗎？我的選擇是什麼，科爾曼？」「跟我脫離母子關係。」
幾乎是以嘲弄的態度，她假裝考慮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對你如此絕情。是的，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認為我到哪兒才能找到對我自己如此絕情的力量？」
在羅斯的小說裡，以劇場感強烈的情節將人物逼到死角的情況並不少見。然而，每次重讀這一段，我還是會被臺詞的力量震到需要停頓一下才有勇氣繼續。母親給自己的未來想象的畫面越是生動，讀者感受到的殘忍就越是清晰——那是多少個不眠之夜才能積攢起撕裂自己、重塑「布朗太太」的勇氣？然而，科爾曼甚至連她這點微茫的希望都斷然否定。「布朗太太」的可能性被瞬間擊碎，母親的「假裝考慮」裡跑過千軍萬馬，種種悲慟與麻木最後只能歸於「嘲弄」。羅斯下筆之兇狠，臺詞推進力度之堅決，在這一段體現得淋漓盡致。
***
七十一歲上你當然不再是二十六歲那頭易怒好鬥的野獸。但獸性的殘餘，自然天性的殘餘仍然存在——他與之相接觸的正是這種殘餘。其結果是他很快樂，他對能和殘餘獸性相對接心存感激。他不僅是快樂——他熱血沸騰，而且由於熱血沸騰，已無法與她分開，已牢牢地與她結為一體。
在床上沒有一樣東西逃得過福妮雅的眼睛。她的肉長著眼睛。她的肉看得見一切。在床上她是個強大的、連貫的、統一的人，她的快感在於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個深不可測的東西。
——《人性的汙穢》第一章
性是羅斯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原動力，在有些作品裡甚至是唯一的動力（比如《波特諾伊的怨訴》）。詹姆斯·伍德曾以厄普代克的性描寫為反例（「之於厄普代克，性的存在無異於草或空調外機的金屬光澤，完全沒有哲學性，而不過是一種相當無聊的多神正論，在一切事物上都能找到同等程度的聲色官能」），表揚羅斯筆下的性「絕對通往虛無主義」。這話對厄普代克不夠公平，而且「通往虛無主義」是否一定比「聲色官能」高階，本身也是個問題。但伍德對於羅斯的這種概括，在《人性的汙穢》裡也能找到貼切的例證。
科爾曼徹底拋棄了原生家庭，虛構了猶太人科爾曼，以為這樣就能把黑人科爾曼的歷史輕輕抹去。但是，身份認同的錯亂，以及對於被揭穿的恐懼，始終沒有放過他。早在當年在海軍服役時，科爾曼就曾經因為在白人妓院裡被人認出是個黑人而受到極大的羞辱。當時，保鏢將他扔出開著的大門，甩過人行道邊的臺階，丟在了馬路當中。那天晚上，他找人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美國海軍」的文身，把這個文身視為「一個喚起潛伏在狂亂背後之一切的標記」。在科爾曼看來，這是他全部的歷史，他的英雄主義與羞恥的不可分割的縮影。鑲嵌在那個文身裡的才是他的真實、完整的自我形象。早在那時，他已經知道，無論此後做出怎樣的努力，他的無法磨滅的身世和根深蒂固的原型，不可預知的未來，一切暴露的危險，以及一切隱藏的危險，甚至生命的荒謬性，都隱含在這個小小的、傻乎乎的藍色文身裡。
「幽靈」事件的爆發，終於把科爾曼一生積壓的屈辱、愧疚和惶惑翻到了檯面上。他對於種族的背叛，彷彿以一種宿命的、極具反諷意味的方式，得到了「報應」。墜入谷底後的科爾曼，唯一的寄託——無論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便是福妮雅。祖克曼漸漸瞭解到，福妮雅的身世曲折而悽慘，她的「身份」也存在弔詭的錯位。
福妮雅的原生家庭其實很富有，但內部千瘡百孔。福妮雅五歲時，父母離異。有錢的父親發現美麗的母親和人私通。母親愛錢，又嫁給了有錢人，但繼父對這個漂亮的女孩沒安好心，屢次企圖性侵。母親不願相信福妮雅，她只是用上層階級的那套方式處理問題，帶女兒去看心理醫生。在就診了十次以後，連醫生也站到了繼父那一邊——因為給診所付賬的人是繼父，而心理醫生的情人正是福妮雅的母親。福妮雅別無選擇，只能離家出走，逃到南方，刻意地與她原本從屬的階層劃清界限，剛滿二十歲就嫁給一個比她年長的、當過越戰老兵的農民萊斯特。然而，剛從上流社會的噩夢中驚醒，她便墜入了底層的深淵。萊斯特既沒錢也缺乏技能，農場很快破產。更嚴重的是，萊斯特在戰爭中患上了創傷應激綜合徵，有嚴重的暴力傾向。面對極度貧乏、傷痕累累的生活，福妮雅只能通過與別的男人出軌來釋放壓力，在外出偷情時無人照看、不慎失火，兩個孩子因此喪生火海。
科爾曼與福妮雅的關係，與其說是單純為了尋求生理刺激，不如說是兩個同樣遭遇身份錯位、最終都困在悖論裡的「天涯淪落人」在抱團取暖，苟延殘喘地尋求一點心理慰藉。更形而上的說法，他們唯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通往虛無主義」。當文學教授科爾曼在床上感受到福妮雅的「強大、連貫、統一」時，他為自己搭建的哲學庇護所也算是暫時完工了。
讀者應該可以從整部小說的基調判斷出他們不會在小說結尾得到救贖，事實也果然如此。對於科爾曼與福妮雅最終意外死亡的事件，在小說裡並沒有正面敘述。表面上，奪去他們生命的是兩人駕車外出時發生的一場車禍。人們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連人帶車都栽進了河裡。然而，菲利普·羅斯在情節上做的兩處安排卻讓這次「意外」顯得意味深長。
首先，就在車禍發生的同時，小說正面敘述的是系主任德芬妮·魯斯。當時，處於單身寂寞中的魯斯正在猶豫是否要給《紐約書評》的分類廣告欄目發自己的匿名求偶廣告。在神不守舍、心煩意亂、百感交集的狀態下，她把廣告草稿群發給了以前自動設定的郵件地址，剎那間就抵達了雅典娜學院文學系的十名教師。更糟糕的是，這份廣告裡勾勒的理想男性，無論是相貌還是學識水準，她的同事們一看就會知道是按著科爾曼的模版來寫的。科爾曼一直是魯斯在學院裡權力鬥爭的敵人，是當年錄用過她，後來卻被她用匿名信算計過的前領導。魯斯眼睜睜地看著這封表明她其實一直暗戀著科爾曼的郵件被直接發往同事手中，頓時崩潰痛哭。恰在此時，科爾曼與福妮雅雙雙遇難的訊息傳來，魯斯順勢虛構了科爾曼在出事之前闖進她辦公室、用她的名義群發出郵件的狗血情節。為了自保，為了保住她在眾人眼中的形象和「身份」，魯斯不惜在科爾曼死後又在他的名譽上潑了一道髒水。
第二處安排更為隱晦。在小說末尾，祖克曼與福妮雅的丈夫萊斯特有一大段玄妙的、心照不宣的對話。萊斯特在說到自己戰後創傷時，有意無意地提到了戰友們都擔心他會死在車禍裡。在祖克曼的追問下，萊斯特承認自己經常一邊開車一邊酗酒；在被問到「你有沒有撞到過別人？」的敏感問題時，萊斯特並沒有否認，只是以故作輕鬆的態度說「就算出了事，我也不會知道」。他已經學會駕輕就熟地用創傷後應激障礙症來為所有潛在的罪責開脫。關於科爾曼的車禍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小說到最後也沒有給出確鑿的答案，但一切已盡在不言中。
***
在菲利普·羅斯的所有作品中，《人性的汙穢》的批判力度未必是最大的，但故事深邃的悲劇性以及人物動人的複雜性，卻讓這部小說光彩奪目。當我們重新把結構梳理一遍之後，會發現整部小說中的人物的痛苦根源都與身份有關，他們那些難以言說的秘密，都是因為在塑造自己的社會角色的過程中，發生了強烈的甚至是畸形的錯位。科爾曼終身被囚禁在種族困境中，偽造身份之後終被「身份」反噬；福妮雅在貧富懸殊的兩個階層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德芬妮·魯斯滿嘴標榜的女權主義與她內心深處的慾望形成強烈衝突；萊斯特則將自己封鎖在戰爭創傷中，從受害者變成了施暴者。小說背景中不斷出現的克林頓性醜聞事件的進展，以及小說中各種人物對這一事件的評論，則構成反諷意味強烈的背景音樂，始終縈繞在文本中，為小說人物的命運提供意味深長的註腳。羅斯幾乎用一本小說的容量，深深觸及了美國社會的所有痛點。
美國建國的歷史並不長，它並沒有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某種程度上倒更像是基於理想主義的人類社會實驗田。美國的種族、階層和價值觀都是多元的，要將這麼複雜的社會構成統一起來，必須以一種共同的信念、一個美好的「故事」作為團結的基礎。這個故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美國夢」。在這個故事裡，人與人之間、身份之間、性別之間、種族之間、階層之間是生而平等的——只要你足夠努力，都能夢想成真，實現自我價值。「政治正確」在美國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就是因為這些準則都是支撐這個故事得以成立的基礎。然而，羅斯犀利的筆觸，總是毫不遲疑地揭開華美的袍子，指出袍子底下暗藏著多少蝨子。小說中有一段是直接點題的。福妮雅在看到一隻家養的烏鴉飛到外面的樹林就被野生烏鴉騷擾欺負的時候，說了這樣一段話：
「這就是接受人工餵養的結果，」福妮雅說，「就是他一輩子老跟我們這樣的人待在一起的結果。人性的汙穢。」她說，語氣裡既無反感，也無輕蔑，更無指責。甚至連悲哀都沒有。……我們留下一個汙穢，我們留下一串蹤跡，我們留下我們的印記。在每個人的身上。儲存於體內。與生俱來。汙穢先於印記，沒有留下印記之前便已存在。汙穢完全是內在的，無需印記。汙穢先於反抗，包圍反抗，並使一切的解釋與理解陷入茫然。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淨化行為純屬玩笑。而且還是個野蠻的玩笑。純潔的幻想是極其可怕的。是瘋狂的。對純潔的追求，其實質倘若不是更嚴重的不純潔，又會是什麼呢？
對於「純潔」和「淨化行為」的過分追求，會導致矛盾和汙穢被暫時掩藏或壓抑，卻也同時意味著此後更強烈的反彈，甚至崩潰。羅斯力圖通過這部小說，這場活生生的悲劇，來揭示這種人為的、極端的「淨化」，指出這個「野蠻的玩笑」對於人性的原生態會造成多大的扭曲和傷害，也會使得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越來越虛偽。從這個角度理解《人性的汙穢》，就會發現這部小說的立意，遠比單純批判種族主義或者階級鴻溝要複雜得多，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