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氣
伊恩·麥克尤恩抵達首都機場十分鐘之後，剛剛坐上我們的車，就用小說家的筆調口述了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我推著行李出來，先是看見幾個愁眉苦臉的司機舉著牌子，以為裡面有一個是衝著我來的。沒想到再走幾步就看見一個新世界：有花，有好多lady和她們的笑臉。我覺得我的運氣太好了。」
「就是天氣……不太好。」我瞥了一眼車窗外灰黃的霧霾。
「如果這次看不到著名的霾，我也會覺得遺憾的。」麥老師輕輕地笑。
那天是10月25日，足足颳了一夜的風。第二天起來，霾散雲開，空氣清澈冷冽，陽光亮得晃眼。
半小時
給一位七十歲的英國作家張羅活動，時常讓我覺得自己的這份工作有點不近人情。整整一個星期，日程表總是滿的，而麥老師也總是掙扎在時差反應中。白天跟他確認第二天的行程，他總是說好好好；晚上送他去酒店，他微笑，擁抱，然後眼裡閃過一絲為難。
「再晚半個小時開始怎麼樣？你看，北京時間十一點，倫敦還在半夜裡……」
後來幾天，我乾脆就提早計算好這半個小時的差額，把後面的活動安排得緊湊一點，等著滿足他對自己的「最後一分鐘營救」。事實證明這個固定節目還算有效，最後那張日程表上的專案全都打卡成功。麥老師有四十多年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他知道怎麼控制時間，知道怎麼活躍氣氛，也知道怎樣竭盡所能，把那些講了幾百遍的題目翻出一點新花樣來。有記者功課做得厲害，挖掘出他早年偶爾當過一次清潔工的歷史，要他講講這對他日後的寫作有什麼意義。
「我真的已經忘記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但我還是回答了。我說，意義很重大，可能意味著我後來寫的都是垃圾。」
只有在一位女記者呆呆地對著稿子、不停追問他的小說是否寫的都是慾望時，他才表現出一絲不耐煩來。
「不是，那不是我的主題。」
女記者開始結巴，因為她稿子上的一半問題都跟「慾望」(lust)有關。於是她繼續追問，麥老師繼續否認。周圍的空氣像刷了一層膠水。女記者不明白的是這個詞在英文中的分量——那差不多是在指控麥老師一輩子都在寫色情小說。
吃飯的時候，麥老師突然沉下臉，嚴肅地問我：「你認為我的小說都是寫慾望嗎？」
「不是。」
「那為什麼她要這麼問？」
這回輪到我結巴了。好在，及時上桌的烤鴨救了我。麥老師把鴨肉、山楂條和關於慾望的困惑，都捲進了麵餅，若有所思地塞進嘴裡。
老問題
「你的寫作靈感從哪裡來？」麥老師所到之處，總有人這麼問。
「這是個……老問題。」
按照麥老師的說法，英國作家們私下會面，常常會拿這個「老問題」來對一句暗號，交換一下眼神。「怎麼樣，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了吧？說說你是怎麼回答的？」如果把這些答案編一本集子，那麼，麥老師的回答大概屬於特別實誠的那種。
他開始回憶，一本小說一本小說地列舉。最近的那個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說》的短篇，是因為要完成一場藝術展覽的約稿，眼看著要截稿時突然染上了流感。於是，文字在高燒中舞蹈，四個小時就衝到終點。《兒童法案》源於法官朋友講述的一個真實案件——這是麥克尤恩寫作生涯中為數不多的、一聽故事就知道是個現成小說的特例。《切瑟爾海灘》原先寫一個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故事，但是寫著寫著就覺得不對勁，於是推翻原先花哨的技巧，改成了契訶夫式的切入方式。《贖罪》的動機離成品十萬八千里，羅比原先是一個未來的科幻故事的主人公，腦子裡被植入了某種高科技產品。麥老師寫到靈感枯竭之後才決定迴歸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奧斯丁的敘述籠罩在伍爾夫的微光中」（厄普代克語）。至於《堅果殼》，靈感起源於與懷孕八個月的兒媳的談話，他突然意識到每句話都會被倒掛在子宮裡的胎兒聽見……
「這樣解釋一下也是有好處的。」我聽到麥老師自己咕噥了一句。
「什麼好處呢？」
「比方我到美國去，才發現那裡的讀者認為我寫《堅果殼》是為了反墮胎。你看，美國人太奇妙了……」
寫作課
不止一次，有人翻出伊恩·麥克尤恩的履歷，指出他的處女作《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其實是他碩士就讀的創意寫作專業的成果——這項成果確實有讓人豔羨的理由，因為一齣手就拿到了毛姆獎。但是麥老師卻拒絕將這本書作為全世界「創意寫作專業」的成功範例。
「其實在大學裡，我的課程只有一小部分跟寫作有關，等我畢業了以後那一小部分才被擴充套件成了整整一個專業。問題是，我的聲音，比起學校公關部的聲音，還是太微弱了，所以……」麥老師聳聳肩。
總體上，麥老師似乎對「寫小說能不能被教出來」這個問題，持相當審慎的態度。不過，只要是有關寫作技術的問題，麥老師總是回答得格外認真。他聊起文學觀來也許不像納博科夫或者卡爾維諾那樣華麗而絕妙，他不會突然擊中你，讓你眼冒金星、呼吸困難。但他的話總是很實用。
我告訴他，如果沒有翻譯他的經歷，我很難想象我會開始寫小說。當面表白偶像多少有點尷尬，好在偶像只是淡定地微笑，很快就把話題岔開。我說我正在猶豫著怎樣從中短篇過渡到長篇，他馬上給出一條具體的建議：「尋找一個同樣也適合短篇小說表達的題材，一個小規模的故事，看看有沒有辦法擴充套件到更長。」看我還在發愣，他又繼續補充：「也可以是兩個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有辦法能將它們捏在一起。」
他喜歡強調錯誤、猶豫和「什麼也不寫」對於寫作的意義。在他看來，所有靈感滯澀的空白、信步走上的歧路，抑或神遊天外的思緒，都不是浪費時間。你得通過在嘗試、中斷、調整、繼續嘗試之間反覆盤桓，才能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找到出口。這種對「錯誤」的珍惜，甚至延續到了小說出版之後。麥克尤恩一直記得收到過一封讀者來信，指出他在《只愛陌生人》中寫到的某個細節不夠準確——「在那個季節的夜晚，你在威尼斯的夜空裡是看不到獵戶座的」。
這個認真的讀者指出的細節，被麥老師認真地記錄下來。「我有一個資料夾，」麥老師告訴我，「裡面裝滿了我的錯誤。我有事沒事都會開啟看看。」
好奇心
麥老師每天都必須做的事情是看報紙，他把自己描述成嗑報紙成癮的重度新聞依賴症患者。他接受採訪，文學的話題多半回答得中規中矩，但是一講到國際政治形勢就兩眼放光。在上海的活動，嘉賓小白提到他的長篇小說《無辜者》中的分屍情節，他馬上就把這橋段與最近沙特駐土耳其領館裡那樁駭人聽聞的事件聯絡在一起——「只是那個事件裡沒有狗而已」。
那隻在《無辜者》中圍著裝滿碎屍的行李箱流連不去的狗，確實是「恐怖伊恩」寫得最揪心的黑色細節之一。小說家對於節奏的控制，對於細節的執念，對日常生活的近乎貪婪的好奇心，在那一刻高度凝聚。
麥老師自己也喜歡把「好奇心」掛在嘴上，用來回答諸如「你為什麼寫作」這樣的大問題。他的好奇心常常溢位文學的疆界，蔓延到千奇百怪的領域。《追日》之於理論物理，《甜牙》之於冷戰間諜史，《兒童法案》之於宗教和法律，都是這樣的例子。他很享受深度浸淫於陌生領域的調查過程，這一點跟我常見的中國當代作家很不一樣。寫《星期六》的時候，為了寫好男主人公，他每週都要見一位神經外科醫生。「讓我算算，」他低下頭想了一會兒，「一共堅持了一年半。」
機器人
麥克尤恩的第一臺電腦，是1985年買的。那時他打心眼裡歡呼，因為在他看來，人類最糟糕、醜陋、笨拙的發明是打字機。他用打字機當了十年的作家，終於等到了升級換代的機會。
然而升級的魔匣一旦開啟，速度便超越人類的想象。時至今日，麥老師已經不得不在手機上裝個app來強制自己每天斷網一段時間了。虛擬對於真實的入侵，既對他構成刺激，也讓他時時警惕。如果在他開始用電腦的那個年代，機器人已經通過了圖靈測試，那麼歷史會怎麼改寫？這個念頭最終變成了一部長達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我這樣的機器》。小說的草稿已經完成，麥老師打算在訪華結束後再改最後一稿。在這部小說的開頭，麥老師用狄更斯式的上帝視角說，「那（人工智慧）是科學的聖盃」。
如是，也難怪他此行至少有一半心思都在圍著機器人打轉。活動現場，上海人工智慧專家張崢跟他聊機器人搞文學的可能性，英文專業術語飛來飛去。我們在旁邊聽得一頭霧水，麥老師卻是瞬間進入舒適區，興致勃勃地講了他新小說裡的段子：
「有個電機工程師跟著未婚妻去見未來的丈人，身邊跟著一個滿腹經綸的機器人。那老頭是個莎士比亞專家，他跟機器人聊得一見如故，錯把他當成了女兒要嫁的人。工程師不想打破老頭的美夢，只好扮演機器人，對他說‘我到樓下充充電’。如果未來是這樣，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到那一天。」
弄髒手
在維基百科上，麥克尤恩有兩個身份：小說家和影視編劇。
問他為什麼要「觸電」，他說寫小說太封閉太自我太「乾淨」了。「我需要定期走出這種狀態，與他人接觸、合作。我需要把我的手弄髒。」
這是麥克尤恩式的平衡。在我看來，麥老師從早期的叛逆青年慢慢走向成熟的標誌，就是達成了這種平衡。在他看來，在娛樂圈的染缸裡把手弄髒並不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因為他知道自己能把握住分寸。好萊塢不是覺得《甜牙》的劇本太複雜嗎？那就擱兩年再說。不是有人想把《追日》拍成四集電視劇嗎？那就讓別人來編吧，因為「編四集的時間可以用來寫兩部小說」。
很少有人知道，麥克尤恩「弄髒手」的歷史，其實跟他寫小說的歷史一樣長，第一個完成的劇本在1976年被拍成電視劇。他甚至跟我們提到了他在1988年作為編劇參與的一部喜劇電影《酸甜》。「演女主角的是一位香港女演員，很有特點，眼睛裡有特別的東西。」
我在網上查到了這部電影，在劇照上看到了張艾嘉稜角分明的面孔和倔強的眼神。我告訴麥老師，sylviachang在中國很出名，不僅是好演員，後來也當上了導演。麥老師一個勁地點頭，說：「知道這個訊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小鼓女
難得閒下來，跟麥老師提起英劇，從《唐頓莊園》說到《王冠》，他微微點頭；說到今年的《保鏢》，他頻頻點頭，還插了一句，嗯，這個好看；再說到《黑鏡》，他就乾脆把話搶過去，開始複述第三季第一集的劇情。
「那個要買房子的年輕女人，被別人打的分數活活逼瘋……嗯，非常聰明的想象力，但又不是天馬行空、離我們很遙遠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