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向我推薦《小鼓女》（littledrummergirl，網上很多人譯成「女鼓手」，但真是不如「小鼓女」那樣既忠實又搖曳生姿）。「我出門前這個劇剛剛開始，好看，你一定要看。」
臨回國前，我告訴麥老師，我已經看了兩集《小鼓女》，他嚷起來：「哎呀你的進度居然超過我了。我回去馬上補。」
麥老師告訴我，《小鼓女》的劇本是勒卡雷的兒子寫的，所以「味道很正」。「勒卡雷寫的，是最有趣也最知識分子的間諜故事，沒有那麼多暴力或者太過炫目的人物。實際上，他筆下最有趣的部分是辦公室政治。在他的故事裡，最大的敵人並非來自對方陣營，而是你的老闆或者同事。」
聽著他侃侃而談勒卡雷，我忍不住在心裡默唸：沒錯，這才是寫得出《甜牙》的那個人嘛。在《甜牙》裡，軍情六處和中情局之間的鉤心鬥角，辦公室樓上樓下的微妙關係，同樣寫得栩栩如生。
我發愣的時候，麥老師已經開始講那個著名的間諜段子：俄國派了四個間諜去荷蘭偵查關於毒氣的情報，卻被警察扣住。警察在車上不但發現了一系列用來搞情報的電腦裝置，還在錢包裡找到了一堆寫著莫斯科總部抬頭的發票收據。
「因為他們要回去報銷啊哈哈，」麥老師眉飛色舞地說，「而且他們的護照都是連號的。所以說，俄羅斯人也是很奇妙的……」
老馬丁
好多年以前，麥克尤恩跟馬丁·艾米斯在一個派對上初次相逢，原本以為不過是圈子裡的泛泛之交，不料馬丁噹時的女朋友突然擠過人群來告訴他——「馬丁不喜歡你」。
「所以我當即決定，我也不喜歡他。」
當然會有喜劇性的轉折：馬丁向麥老師澄清，他只是得罪了女朋友，被她報復而已。在這個故事裡，馬丁是迷人而無辜的英國文二代，麥老師是闖入倫敦文學圈裡的敏感而寬厚的外鄉人。他們成了好朋友。
這對好朋友要比《我的紫色芳香小說》裡的那兩位作家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讀書會上，上海作家孫甘露要麥老師推薦一位好朋友的作品，他毫不猶豫地說：「那就按字母順序排吧，艾米斯(amis)在巴恩斯(barnes)前面。」
不過，事實上，在整個訪華期間，馬丁也確實是他提起最多的朋友的名字。私下裡，他為馬丁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倫敦場地》首映後收到的負面評論而擔心，也在吃飯的時候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我拿到布克獎，馬丁正好從外地回來。機場上，他看到我這條新聞，當時有點發愣。他問自己開不開心，最後想清楚了——其實他不開心。」
「你看，我們就是這種朋友——他會把這樣的真實想法告訴我。」
孩子們
麥克尤恩的代表作《贖罪》使用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一則是這樣的：「我父親是軍人，在二戰時受過傷，他養傷的時候發現，他住的醫院，就是我祖父打一戰時住過的那一所。後來那所醫院，就出現在《贖罪》的第三部分裡。」「重點是，」麥老師的語速突然慢下來，「我在寫那家醫院的時候就在想，你看，這兩場大戰之間相隔得似乎並不遠，人類好像總是在重複這樣愚蠢的錯誤。我寫《贖罪》的部分動機，可能就是想知道這背後的原因。我們還要讓兒孫們再來到這同一家醫院嗎？」
「恐怖伊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不恐怖的？麥老師在回答這類問題時，常常會說到孩子們。他會輕嘆一口氣，說他很早結婚生育，生活的每個階段總是會被孩子們fascinate。這個詞不太好譯，有那麼點迷戀，也有那麼點困惑，好像詞語一說出口，便有某種被捅到軟肋的感覺瀰漫在空氣中。他寫過一個叫「夢想家彼得」的童話，那個叫彼得的孩子，躲進貓的身體，讓別人撓它毛茸茸的肚皮。
飯桌上，第一次見面的麥老師和閻老師（閻連科）相互客套了好久。酒過三巡，不知誰第一個提到了孩子，兩位爺爺的臉上頓時生動起來。他們都有剛滿四歲的孫輩，手機裡都裝滿他們的照片。他們一張張點開，交換記憶和歡笑，完全不需要翻譯。
要有光
「現在的我，學會讓更多的光透進來。愛情、政治、科技、法律，種種元素都可以在我的書裡找到。持續四十五年的寫作生涯，不可能只寫陰暗的東西，不然的話我大概就被關到精神病院了，也不可能坐在這裡。」
記不清多少次聽他說這樣的話，連我在旁邊都替他不耐煩。婚床上的尷尬瞬間（《在切瑟爾海灘上》），物理學家家裡的桌角引發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醫生目擊窗外墜毀的飛機（《星期六》），誰能說這樣的情節不夠黑色？在他近二十年的作品中，他的批判力度並沒有減弱，只是視角更多變，立場更中性，在事物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之間，他更關注前者。與其說他變得柔軟了，不如說他變得寬闊了。
在透進他世界的光譜裡，一定也有音樂的位置。麥老師吹過長笛，很為自己對音樂的悟性而驕傲。他喜歡去威格莫音樂廳聽室內樂，把《在切瑟爾海灘上》的女主角設定成四重奏樂團裡的小提琴手。在《阿姆斯特丹》裡，他大段大段鋪陳作曲家的專業音樂知識，據說得到了真正的作曲家的讚賞，這讓他得意了好久。
「其實我聽很多音樂，除了古典樂之外也聽民謠、布魯斯、爵士樂和搖滾。實際上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關於‘音樂意味著什麼’的概念，我想音樂最好的特質就是它其實‘不意味著任何事’。」
坤寧宮
「伊恩，你知道這地方為什麼叫紫禁城(forbiddencity)嗎？」
「因為要買票才能進來嘛。」
麥老師第一天來就說要去看看故宮，還點名要看坤寧宮(palaceofearthlytranquility)。太太在旁邊溫和鎮定地說：「伊恩，你不能抱太大希望，畢竟名叫tranquility（「寧靜」的名詞）的地方不一定是真的tranquil（「寧靜」的形容詞）。」
坤寧宮裡果然遊人如織，人聲鼎沸。從麥老師抵達北京第二天開始就颳起的大風仍然沒有停下的意思，站在路上簡直能被風帶著跑。我們說，故宮裡的房子都差不多(similar)。麥老師探頭望望坤寧宮裡的擺設，說：「嗯，其實是分毫不差(identical)。」
再問下去，原來麥老師對故宮的情結裡還包含著一件陳年往事。上世紀80年代，他和貝託魯奇一起合作搞個劇本。辛辛苦苦工作了兩年之後，貝導約他去咖啡館撂挑子，那電影拍不成了——「因為他說他要去中國」。
後來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麥克尤恩當然去看了那部讓他兩年的心血付之東流的《末代皇帝》，並且記住了坤寧宮。在故宮裡轉悠的大部分時間裡，麥老師都在跟太太講這部她沒有看過的電影，講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如何在歷史的縫隙裡安放自己的命運。臨出門前，他們在一處路標前合影，麥老師手指「文華殿」(hallofliterarybrilliance)，說：「我想要的可不就是‘文華’(literarybrilliance)嗎？」太太反應很快，馬上指著「文淵閣」(pavilionofliteraryprofundity)，說：「那我就要‘文淵’吧。」在英國人看來，brilliance意味著「華美」，profundity則指向文本的深度。一不小心，在純文學的語境裡，太太彷彿贏了一局。
綠裙子
麥太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安娜麗娜。安娜麗娜是資深記者，近年來也全力投入寫作，出版了好幾部長篇小說。當著名的伊恩的太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時還要展開自己的寫作生涯就更不容易。平時，他們互相不看對方正在寫的稿子，只有在大家都完成得七七八八時，才會挑選「某些特別的日子」，隆重地開啟那個近在咫尺的秘密，像履行某項儀式。
麥老師很喜歡講他們倆初次邂逅的故事，興致好的時候還會多加兩個轉折：「那時我正陷在跟前妻離婚之後的沮喪中，你知道，就是那種動不動要在電話裡討論什麼時候能看到孩子的狀況。一地雞毛。那時我出了一本書，跟我的經紀人說不想接受任何採訪。他說，這樣吧，就安排兩個行嗎？半天就能解決。在這個決定命運的時刻，我同意了。」
「第一個進來採訪的是《金融時報》的記者。你當然猜出來了，那一定是安娜麗娜。半小時過去，我的經紀人進來告訴我下一個記者已經到了。我說，不存在下一個了。請替我取消後面的採訪。」
我一直都想問問後面那個倒霉的記者到底是哪家的，直到麥老師離開中國都沒有找到機會問。
但是安娜麗娜實在值得麥老師做出那個決定。才見了幾面，她的溫柔得體就征服了我們所有人。好幾次，我陪著安娜麗娜坐在觀眾席裡，多少帶點歉意地問她：「這些話你聽過幾百次了吧？」
「但是伊恩每次都回答得不一樣。」
有記者提出採訪安娜麗娜，麥老師哈哈大笑，說你終於也有一項工作要完成了。安娜麗娜耐心地跟記者聊了大半個小時，後來我悄悄問她：「你們聊點什麼呢？」
「其實我知道她並不是想採訪我，只是因為沒排上單獨採訪伊恩的機會，所以想跟我打聽他……不過，我理解，真的，這是個甜美的姑娘。」
1988年夏天，記者安娜麗娜來過中國，在兩個星期裡跑了九座城市。在火車上，她教了中國口譯員一首蘇格蘭民謠，換來對方教會她唱《東方紅》。她至今都能把旋律完整地唱出來。我的同事告訴她，上海外灘的鐘樓就是用《東方紅》的旋律作整點報時的。麥老師在旁邊飛快地介面：「好吧，這下你每個小時都能唱這首歌了。」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麥老師說：「這地方比我想象得還要大。安娜麗娜三十年前來的時候，說到處都是腳踏車，現在腳踏車都去哪兒了？」
誰都看得出麥老師對安娜麗娜的關注和依賴。來中國之前，安娜麗娜的身體狀況出過一點問題，一度曾讓麥老師考慮放棄中國之行——這個懸念整整煎熬了我們一週。在上海的誦讀晚會開始之前，麥老師突然堅持要我們派車送安娜麗娜回賓館。「我沒事啊。」安娜麗娜小聲抗議。「你已經陪了一天了，現在你得休息。就這麼定了。」
偶爾，安娜麗娜也會跟我們說起他們在英國的生活。作為英國人，他們當然都看足球。不過，也許是因為都有蘇格蘭血統，所以他們更關注的是蘇超而不是英超。一家人幾乎都是蘇格蘭凱爾特人隊的擁躉，只有麥老師除外——他更喜歡葛拉斯哥流浪者隊。
在離開倫敦一百二十多公里的鄉間，麥老師家的花園在整個英國文學界赫赫有名。園裡有湖，湖中有島，島邊有船。像所有典型的英國人一樣，安娜麗娜是熱烈的園藝愛好者。「說起來，我們家也是有中式建築的呢，」安娜麗娜興致勃勃地說，「那是個亭子，是那園子的前一個主人——一位來自斐濟的女士叫人建造的。」
在那個沒有安娜麗娜陪伴的朗讀之夜，麥老師突然拿起一本新版的《贖罪》中譯本，注視著塞西莉亞在封面上抽菸。塞西莉亞的裙子，在燈下閃著明亮的綠光。「你知道嗎，」麥老師問我，「電影裡的綠裙子，所有的細節，都是嚴格按照小說的描寫訂製的。」
「我知道，這裙子實在太好看太有名了。在中國，它也是這小說和電影最鮮明的符號。」
「但你知道這裙子是誰給我的嗎？我在寫的時候，需要一條讓人記憶深刻的裙子，你知道是誰告訴我它應該是這個式樣、這個顏色的嗎？」
我猜出了答案，但還是搖搖頭。我想聽麥老師自己把那個名字說出來。
「安娜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