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是個地方，它位於宇宙的中心。
倘若步子邁得快，從北至南走過太古，大概需要一個鐘頭的時間，從東至西需要的時間也一樣。但是，倘若有人邁著徐緩的步子，仔細觀察沿途所有的事物，並且動腦筋思考，以這樣的速度繞著太古走一圈，此人就得花費一整天的時間。從清晨一直走到傍晚。
上帝在太古的中央堆了一座山，每年夏天都有大群大群的金龜子飛到山上來。於是人們把這山丘稱為金龜子山。須知創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則是凡人的事。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太古的時間」
這是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的開篇。
在這裡，託卡爾丘克虛構了一個名叫「太古」的地方。我們從這個名詞本身，就能體會到作者在其中寄寓的「迴歸原初和本真」的含義。太古位於宇宙中心，四面都有守護天使庇佑，遠離城市，邊緣有森林，呈現典型的波蘭村莊風貌。太古的規模並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從第一句開始，作者就在這個方寸之地上疊加時間概念，整個空間因此陡然增大——並不是指面積，而是指維度。
整部小說分成八十多個小節，每個小節的標題都統一格式：由一個名詞加上「時間」，比如「太古的時間」、「米霞的時間」和「惡人的時間」。也就是說，「太古」這個地方的故事由八十多段「時間」構成，每段「時間」的主人都不相同，大部分是生活在太古里的人，也有植物、自然現象、日用物品或者人們想象中的鬼魂、神靈、天使。還有一些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比如「遊戲的時間」其實是一套虛構的支配天地萬物的遊戲規則。甚至，小說中還幾次出現了「上帝的時間」。「上帝」在這些段落中，既「創造了一切可能的事物」，但他本身又同時是那些「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或者很少發生的事物的上帝」。與《聖經》裡的「上帝」相比，這部小說裡的上帝雖然著墨不多，卻要具體得多，也生動得多。我們知道，在小說敘事中，「上帝視角」是個很常用的術語，專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視角，但在小說中，上帝本人一般是不會出場的。而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上帝常常會忍不住打破沉默，在小說中的人物行動或者思考的時候跳出來評點一番，似乎總在提醒你，這部小說始終存在著一個近乎平行的上帝視角。
「時間」在這部小說裡，幾乎是一種無所不能的存在，一種神奇的能裝下一切的容器。在這八十多段「時間」裡，作者既描述事件，也闡釋概念、捕捉情緒，精神層面和客觀實在都容納於其中。段落的排列順序基本按照時間先後，並沒有把時間線打亂。不過文本中常常故意模糊時間，很少出現清晰的時間標誌，比如在全書進行到大約四分之三的位置，出現了這樣一句話：「他走到柵欄的小門旁，又對帕韋烏說，在黑市可以弄到抗生素。這個詞聽起來帶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意味，就像童話中的活命水，於是帕韋烏騎上了摩托車。在塔舒夫他聽人說，斯大林死了。」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標誌推斷，當時正是1953年，而書中描述的這段時間，正是蘇聯主導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
把書中的所有時間標誌連起來，我們大體上能理出一條時間線，可以看到小說裡的故事基本上對應了波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程式。但是，在大部分時間裡，歷史的風雲變幻只是作為一個遙遠的背景，透過含蓄的描述，你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佔領波蘭，以及二戰之後的蘇聯統治的影子。那些在歷史書上濃墨重彩的重大事件，那些烙在民族記憶裡的深深的傷痛，在這部小說的文本中，總是用異常簡潔而恬淡的口吻娓娓道來，就像是不經意間隨口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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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打算駐紮在農民家裡。他們徵用了海魯賓的果園，自己動手搭建簡易木頭房屋。其中的一棟要用作廚房，由庫爾特管理。格羅皮烏斯上校用地方上的小汽車載著他去耶什科特萊，去地主府邸，去科圖舒夫和附近的村莊。他們買木材、奶牛和雞蛋，以他們自己定的非常低的價錢付款，或者根本就不給錢。那時庫爾特便從近處看到這個敵對的、被征服的國家，跟這個國家的人民面對面站在一起。他看到從儲藏室裡拿出來的一籃籃雞蛋，奶油色的蛋殼上還帶著雞糞的痕跡。他看到農婦們不懷好意的兇狠的眼神。他看到那些笨拙、瘦骨嶙峋、孱弱的奶牛，他驚詫人們竟以如此的溫情照料它們。他看到在糞堆上覓食的母雞，在閣樓上風乾的蘋果，一個月烤一次的大圓麵包，赤腳、碧眼的孩子，他們尖細的叫喊聲使他想起自己的愛女。然而這一切對他都是陌生的。或許是由於人們所操的純樸、刺耳的語言，或許是由於面部線條的陌生。有時格羅皮烏斯上校嘆著氣，說該把這個國家夷為平地，再在這個地方建設新秩序。庫爾特覺得上校言之有理。若是果真如此，這裡或許就會更乾淨，更漂亮。有時，他腦子裡也會產生一種令人難堪的想法，以為他該回家，不要去打擾這片沙質的土地、這些人、這些奶牛和這一籃籃的雞蛋，讓他們過上安生的日子。夜裡他常夢見妻子白皙、光滑的胴體，夢中的一切都散發著習慣、自如、親切、安全的氣息，與在這裡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庫爾特的時間」
小說裡講到一個叫庫爾特的軍官來到太古，我們從他在對話裡直接使用的德語判定這是個納粹軍官，進而判斷此時已經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庫爾特出生於德國的大城市，起初來到這個波蘭的鄉村，他心裡牽掛著故鄉和親人，眼前的日常生活讓他不無親切之感，驚詫當地的人們「竟以如此的溫情照料奶牛」。他聽到上級嘆息，說應該把這個地方夷為平地，然後再建立新秩序。他有時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有時又覺得自己應該回家，不要去打擾這片寧靜的土地。他多次幫助黨衛軍鎮壓猶太人，將抓獲的猶太人裝上汽車，為此而悶悶不樂，卻又說服自己相信那些人「去的是對他們更好的地方」。
小說文本循著舒緩的節奏向前延伸，突然間，布林什維克的炮彈落了下來，庫爾特計程車兵開始射擊。節奏驟然加快，在一系列轟炸和射擊之後，庫爾特的精神狀態走向瘋狂。他覺得自己身為指揮官，理應結束這種愚蠢的射擊，但有個突如其來的念頭困擾了他。「他想，這是可怕的，但必須如此。他想，已經沒有退路了，這個世界註定要滅亡。」於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幕，便是庫爾特槍殺了一個老婦人，而且，他還清晰地記得以前「那老太太見到他時總是咧開沒有牙齒的嘴巴，默默無言地衝他微笑」。
寥寥數筆，一個有血有肉的正常人如何被攪進戰爭機器、在瞬間變成魔鬼的過程，便令人信服地躍然紙上。緊接著，那個平行世界的上帝視角插入文本，上帝之眼見證了庫爾特的突然死亡。因為肩負著監視太古的任務的庫爾特每天都要觀察這裡的一草一木，他懷著愉快的心情做這件事，甚至開始憧憬有朝一日能帶著家人到這裡定居。於是，「上帝像看地圖一樣看到了庫爾特的思想，而且也允許他永遠留在太古。上帝從那些一顆又一顆的偶然巧合的子彈中給他選定了一顆。人們常說，這種子彈是上帝送來的」。這是這部小說典型的寫法。在別人可能會反覆渲染的地方點到即止，不糾纏在具體的現實細節中，以簡潔、漂亮的而且往往帶有強烈的反諷意味的筆觸轉過歷史的旋渦，跳出平常的視角，選擇新的切入角度重新審視歷史。讀託卡爾丘克，會不斷感嘆：為什麼她可以把複雜的事情寫得那麼簡單，同時並不損失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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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卡爾丘克生於1962年，除了是個小說家之外，還是在波蘭很有影響力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女權主義者、素食主義者。在攻擊者眼裡，她的這些政見等同於不夠愛國，反基督教，以及倡導生態恐怖主義。託卡爾丘克對此當然堅決否認，並且宣稱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總體上看，託卡爾丘克的小說創作之路穩定而自信，一步一個臺階。數量上，她二十多年寫了十幾本小說，算得上比較高產；質量上，國內國外都有很拿得出手的得獎記錄，並且逐漸確立了穩固的市場地位——她並不是那種徹底走曲高和寡路線的作家。不過，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很確定地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作家。從第一部作品開始，她的個人風格就異常鮮明。諾獎的授獎詞裡特別提到了她在敘事上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表現為「懷著百科全書般的激情，穿越種種邊界」，甚至說，她把「穿越邊界」變成了一種生命的形式。
怎麼理解這句話？我們只要稍稍翻翻託卡爾丘克的作品，就能發現她的小說裡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奇思妙想，各種神秘主義元素。她在現代心理分析與古老的神話之間，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在碎片化敘事與理智的思辨之間，在現實與夢境之間，總是能做到穿梭自如。也就是說，從這個選擇中，我們可以看出，諾獎仍然追求高超技術與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主題的統一。對於託卡爾丘克小說主題的解讀，通常指向這些宏大的詞語：時間，世界的理智和秩序，生命，對抗父權，等等。雖然她一直是波蘭本土敘事的代表人物，下筆卻常能輕盈地升騰起來，超越地域與民族的界限——不得不說，這正是諾貝爾文學獎一向重視的特點。
比如出版於2006年的《世界陵墓中的安娜·尹》借用了蘇美爾人的神話，卻把時空放置在未來世界，形成了既具有敘事難度又極具審美新鮮感的張力。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出現了很多新鮮而陌生的意象：觸控世界邊界的少女、沉溺於解謎遊戲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婦、咒罵月亮的老太婆，等等。但是，很多波蘭讀者卻從中讀出了熟悉的歷史和生活。所有的隱喻都具有獨立的生命力，你可以把它們僅僅看成是美麗的夢話，也可以思索夢話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暗碼。
在整個20世紀，波蘭這個國家的經歷之跌宕、苦難之深重、歷史原因之複雜，一向都是作家筆下經久不息的話題。我們略微翻翻波蘭的歷史，就能得到一些粗線條的印象，看到各種一以貫之的尖銳矛盾。比如，波蘭境內主要生活著斯拉夫人，世界上大部分斯拉夫人信仰東正教，但波蘭有90%以上都信仰天主教，所以「上帝」這個角色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中顯得那麼特殊，那麼微妙。再比如，在波蘭歷史上曾影響深遠的「貴族民主制」，導致國王與貴族之間的關係非常糾結，長期處在誰也不服誰的矛盾中，由於重大議題委決不下而錯過了不少國家發展的機遇。此外，更為直觀的是，由於地理位置正好夾在德俄兩大強國之間，一度自己也曾稱霸一方的波蘭逐漸淪為四戰之地，近代一直在悲劇性地重複著從被佔領到獨立到再度被佔領的命運。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戰火蔓延帶來的生靈塗炭，意識形態的長期混亂和割裂，都成為波蘭人苦難的根源。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波蘭的現實主義文學往往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受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鬥爭的影響很深。無論是代表官方意志的作品，還是反對派的文學，作者所持的政治立場往往過分鮮明地體現在文本中，非黑即白，難免削弱其文學性。而以託卡爾丘克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希望另闢蹊徑，力圖淡化刻板的、符號化的歷史，不再糾纏於清算波蘭歷史的功過，轉而從神話和民間傳說中汲取養料，進而創造出自己的一套亦真亦幻的語言體系，並通過這種新的方式來書寫波蘭人歷史。
在這樣的文本意圖下，《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彷彿始終籠罩在一層神秘而曖昧的薄霧中。種種原本熟悉的凡俗事物，都被優美地陌生化。在這部小說裡，一棟房子有其靈魂，衣服有其記憶，動物有其夢境，蘑菇被描述成在地下有一個壁壘森嚴的王國。這不僅僅是將生物或者非生物擬人化的手法，也不是在純粹模仿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某種程度上，託卡爾丘克打通幾乎所有事物界限的努力，是要在她的文本中營造出一個彷彿「眾生平等」的幻象。在這樣的世界裡，上帝也會有煩惱，而凡夫俗子倒不時煥發某種神性，人類和動物植物甚至很多沒有生命的物體，共同分享著太古的空間和時間。作者試圖通過這樣的平等的敘述方式，恢復人類對這些司空見慣的事物的感受力，強調「體驗」本身的重要性——無論那是對物質的，還是對精神的。懷著這樣的態度，這部小說對於歷史的敘述就獲得了某種格外平靜而超然的口吻，那些在戰場上、官場上轟轟烈烈展開的歷史，似乎既殘酷地控制著太古眾生的命運，又始終被隔離在太古之外。歷史成了倒影，成了夢境，成了雖然強大卻始終發生在別處的背景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