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預料到這本書的命運呢？反正我在寫的過程中是肯定沒有想到的。它最初只是一份發行量極小的隨筆，如今卻成為你們手中的口袋本，而且已經被翻譯成十八種語言sup/sup。一本首印數只有四百五十的小冊子，是如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變身為國際暢銷書的？
《我，厭男》在monstrograph出版社首發時，一位來自法國性別平等部（真是槽點滿滿）的官員看到書名和言簡意賅的廣告語後怒不可遏，於是試圖利用職權勒令出版社下架這本書。各大媒體紛紛以「審查」及「禁止」等詞描述此事，但需要澄清的是，事情的真相併非完全如此。在法國，禁止一件文化產品是需要經過特殊流程的。我們曠日持久地為表達自由奔走呼號，也應當懂得區分違法的界限到底在哪兒。當女性活動分子佔領影院阻止波蘭斯基的新電影上映，或是發起請願讓人們警惕某本包含種族歧視刻板印象內容的書籍，這並不屬於審查：這是一種政治行動。一個男人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職務之便，發郵件威脅要對一家小機構提起司法訴訟，這也不是審查：這是恐嚇。
這番操作激起了巨大的「史翠珊效應」sup/sup：我的書不但沒有被「取消」，反而被徹底放到了聚光燈下。短短幾天內，全球數十家媒體爭相報道此事。外國記者們驚掉下巴。難以置信！在法國，居然有人僅僅因為書名就企圖禁止一本書的出版發行？這個啟蒙運動的發源之國難道要將照亮理性的燈泡燒燬嗎？這種事居然發生在自己身上，這讓我錯愕不已（因為我並非公眾人物，而且時至今日還在納悶，到底這本書是怎樣引起一名國家行政部門的官員注意的），但諸如此類的權力濫用行為卻是屢見不鮮。這一事件正好佐證了女性主義活動家們多年來強調的問題——法國社會仍然不能忍受關於男性及男權的批評言論。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都不能接受女性的公開政治表達。
取消文化vs沉默文化
我在前文中用到「取消」這個詞，是故意為之的。社交網路和許多較為保守的媒體上，那些長期擁有話語權的人定期就會上去咆哮一番。在他們看來，所有型別的左派分子——女性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反種族歧視者，等等——都是苛刻的「取消文化」的煽動者，都意圖毀掉只是不慎失言或犯下小錯之人的整個生涯。大量文章都在抨擊這類「取消文化」，但事實上它並未帶來多少實質性的影響：強姦犯仍在登臺領獎，殺人兇手依舊出現在雜誌封面上，性騷擾慣犯還能在企業身居高位sup/sup。我們需要強調的，也應該被人們聽到的，是所有那些遭到暴力抵制的聲音，這正是蘇珊·法呂迪（susanfaludi）在其1990年的作品《反挫》（blacklash）中揭示的問題。
隨著這本《我，厭男》的相關新聞在全世界發酵，我開始了自己漫長的迷途之旅。長達數月的網路暴力讓我從一個自得其樂的無名小卒，變成了千夫所指的箭靶，勢頭之兇猛有時甚至動搖了我對人性的基本信仰。每當書被翻譯成一種新的語言，我便會收到全新的辱罵性詞彙。我從沒上過義大利文、匈牙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課程，卻已然學會了太多令人難以承受的他國髒話。
在這幾個月的暴力攻擊下，我總想要縮到自己的保護殼裡。我拒絕了媒體曝光和各類邀約，關閉了自己的線上社交賬號，回到了自己本就不願離開的陰影之中。我常常想到所有那些最終不再發聲的女性，無論她們是否曾出現在媒體上。成為一名敢於發聲的女性在當今世界依舊是有風險，甚至危機四伏的。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寫了一本毫不起眼的書，就已經見識了：
·一名男性試圖利用職權讓我的聲音不再被人聽到；
·部分媒體濫用我和我親朋好友的照片，想要將我拉入泥譚；
·數百名憤怒的男性將他們的仇恨和暴力發洩到我的郵箱、私信、推特和instagram評論區裡，暴力、強姦、死亡、性別羞辱及／或反同性戀辱罵應有盡有；
·這些男人為了製作網暴影片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將我的頭像p成希特勒的樣子；從谷歌圖片庫裡扒下我的照片，對我的相貌極盡羞辱之能事……
時至今日，我依然每天都會收到汙言穢語。而我心知肚明的是，自己遭遇的這些與其他女性、其他少數群體遭遇的暴力得多的攻擊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根本不算什麼。但即便如此，我已經無法承受，想要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
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所謂「取消文化」的背景，因為無數女性和少數群體難以線上上暢所欲言，唯恐遭到像我那樣的暴力懲罰（這樣的恐懼無可厚非，而且三不五時就會出現）。面對「取消文化」，女作家羅克珊·蓋伊（roxanegay）提出了「後果文化」（consequenceculture）sup/sup：是時候讓強勢一方為他們的權力濫用承擔實際後果了。而對於那些從未擁有過發言權的人，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我們中那些佔盡優勢的人，何時才能不再阻止弱勢群體發聲，讓他們打破沉默，分享其親身經歷與想法創意？
在熱帶的陽光下
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小透明」到幾天之內便被徹底曝光在吹毛求疵而又充滿敵意的媒體環境之下，這樣的經歷實在匪夷所思。我變得多疑起來，拒絕了很多邀請，唯恐被粗暴對待。這並不是膽小怕事或者被迫害妄想症：只需要看看阿麗絲·科菲、羅克哈婭·迪亞洛及卡洛琳·德·哈斯sup/sup這些女性主義活動家長期在政壇或媒體上遭受的對待，就足以讓人對她們所處的位置望而卻步了，更何況我當時完全沒有做好戰鬥準備。但與此同時，我還是想要捍衛自己的作品，想要談論女性主義、激進主義、男性地位和女性團結。周圍發生的一切讓我明白，機不可失，這些話題是有群眾基礎的。
我在法國國內與國外收到的反饋不盡相同。法國媒體把我當作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女孩看待，認為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女孩。至於這本書引發的熱議，他們切入的角度也相當刁鑽：將我塑造成有些幼稚的人物，認為我對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不甚了了，不過帶來了一陣騷亂罷了。如果版面還空出些位置，他們可能會問我幾個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向讀者證明我並不是個歇斯底里的潑婦。顯然，我不會認為這是所有男性的問題吧？我肯定有父親，甚至還有丈夫吧？他們如何看待我的作品呢？在法國媒體報道的字裡行間，我的表達常常只剩下尖刻批評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