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應：好人真的好，壞人真的壞嗎
社會心理學史上有一個繞不開的經典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希望通過這個實驗來論證一個古老的問題：人性到底是善的，還是惡的。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通過廣告招募了二十四名男性大學生志願者，並在斯坦福大學心理系的地下室建了一個模擬監獄。這二十四名志願者被平分為兩組，一組扮演獄警，一組扮演囚犯，而津巴多本人則扮演典獄長。
為了保證實驗順利進行，每個志願者志願簽訂了協議，同意在實驗過程中放棄部分人權。
實驗開始後，志願者並沒有很快進入角色，尤其是扮演囚犯的志願者。受當時嬉皮文化的影響，囚犯絲毫沒有顧及獄警的威嚴，而扮演獄警的志願者也無法硬下心腸來懲罰囚犯。於是，第二天一早，監獄就發生了「暴動」。
在典獄長津巴多的介入之下，一些獄警開始學著鎮壓囚犯：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強迫囚犯做羞辱性的工作，並以不允許洗澡相威脅。在這方面，獄警學得很快，隨著實驗的推進，獄警們採用的懲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於研究人員不得不干預制止。
當實驗進行到第三十六個小時的時候，一名囚犯因精神壓力過大而出現了歇斯底里的症狀，不得不退出實驗。到第四十八小時的時候，囚犯們——這群原先心理正常的大學生志願者已經被那些由原先同樣心理正常的大學生志願者扮演的獄警折磨得瀕臨崩潰。
這十二名獄警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個名叫約翰·維尼的志願者。他多次被觀察到痛罵囚犯，甚至對囚犯們無故動粗。其他志願者也同樣開始漸漸享受折磨囚犯的過程——甚至，連津巴多本人也逐漸進入典獄長的角色中，每當看到獄警懲罰犯人時，他都會興奮地對女友說：「快來看，這個場景真是太棒了！」
這個實驗進行到第六天的時候，場面已經完全失控了——那些扮演獄警的志願者徹底沉迷於恣意妄為的權力中不能自拔。最後，在津巴多女友的強烈抗議下，津巴多才不得不終止了實驗。對此，有部分獄警還表達了不滿。
事實上，無論是津巴多、約翰·維尼還是其他志願者，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可是，在「斯坦福監獄」，人性中的「路西法」（魔鬼撒旦的別名）被徹底釋放了出來。
斯坦福監獄實驗證明了一個道理：這世上沒有絕對的善人，也沒有絕對的惡人，善與惡同時潛伏在人性深處，在不同的環境中輪流出場。只不過，在社會秩序良好的環境下，「惡」的因子被深深地掩藏在人們心底，但只要有合適的土壤，比如說像「斯坦福監獄」這樣的法外之地，攫取到權力的「路西法」便會毫不猶豫地甦醒，把一個「好人」轉換成「壞人」。
這就是所謂的「路西法效應」。
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在這之前，我們的道德和社會教條永遠糾結於區分善與惡，我們強調的是培養好人，防範壞人。可是，斯坦福監獄實驗明確地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好人和壞人，只有「表現得像好人的人」和「表現得像壞人的人」。
不要以為自己面對的是個「好人」就疏於防範——「好人」只是特定場合下的「好人」，或許，換一個環境，「好人」突然擁有了可以恣意施暴而不受懲罰的權力，他立刻就會化身為魔鬼。
英國有句諺語：「每個人的衣櫃裡都藏著一具骷髏。」
換句話說，即使是好人，心裡也深藏著魔鬼，一旦我們對某人給予了絕對的信任，就等於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那個隨時會甦醒的「路西法」。
米爾格倫實驗：所謂「良知」，底線有多堅固
「米爾格倫實驗」又稱「權力服從研究」，是一個非常知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1961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坦利·米爾格倫於耶魯大學舊校區的一間地下室裡主持展開，主要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遭遇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大。
米爾格倫招募了一批志願者，並謊稱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
參與者被告知，他會被隨機挑選扮演老師，並要面對在隔壁房間裡的另一名扮演學生角色的志願者——其實那是研究人員扮演的「偽被試者」。老師和學生相互間看不到對方，但可以通過聲音溝通。
另外，研究人員還交給老師一具電擊控制器，並告知他這具電擊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
實驗過程很簡單，老師會拿到一份考卷，逐一朗讀上面的問題和答案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開始考試，考卷上都是選擇題，學生要按下相應的按鈕選擇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繼續考下一題；如果學生答錯了，作為懲罰，老師必須用那具電機控制器電擊學生——隨著錯誤次數的遞增，電壓也會隨之提升。
事實上，當老師按下電機控制器的時候，他會聽到隔壁房間裡的學生被電擊後的慘叫聲，電壓越大，叫聲越淒厲。當然，這都是「偽被試者」假裝出來的聲音，但是老師並不知道，以為是學生真的被電擊得死去活來。
當電壓達到一百三十五伏特時，隔壁傳來悽慘的尖叫和抓撓牆壁的聲音，很多志願者都要求暫停實驗來檢查一下學生的狀況，並且開始質疑實驗目的。這時，實驗人員便會通過慫恿和命令的方式來使實驗繼續下去，同時向志願者保證，他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在得到這個保證後，所有志願者都同意繼續試驗，並且繼續增大電壓，直到達到三百伏特，隔壁的「偽被試者」突然不再發出任何聲音，也不再答題，沒有了任何動靜。這時候，幾乎每個志願者都要求停止實驗，但實驗人員再次命令他們繼續，同時再次保證，他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35%的志願者堅決中止了實驗，剩下的65%最終還是同意了繼續試驗，直到把電壓增大到四百五十伏特，直至實驗完成。
米爾格倫設計這個實驗的初衷，是為了測試當年那些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分子，他們真的是天生殺人狂，還是單純的上級命令執行者。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的同事曾預測實驗結果，認為會有10%，甚至只有1%的人會狠下心來把電壓一直提升到四百五十伏特，但實驗結果卻出乎他們的意料。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中寫道：「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施加多大的痛苦。這個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當權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會做出幾乎是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實驗結果充分證明了：那些參與大屠殺的納粹分子並不是天生殘忍或者被希特勒洗腦成了惡魔，他們只是接到上級的命令，然後按下毒氣室的開關或者扣動扳機而已。同樣，他們的心中毫無負罪感，因為他們只是在執行命令。
在「米爾格倫實驗」中，我們看到了人性中最陰暗的一面：在極端情況下，人類所謂的良知居然如此脆弱，甚至不需要通過威脅或者利益誘惑，只需要一道無可置疑的命令，就可以讓許多人放棄對善惡的判斷和對良知底線的堅守。
破解囚徒困境：引入反覆博弈，化被動為主動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國蘭德公司提出的理論，後來由顧問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故事加以闡述，並命名為「囚徒困境」。
艾伯特·塔克的故事是這樣的：兩個人因合夥盜竊殺人被捕，警方將他們隔離囚禁，並給他們三個選擇：
1.如果兩個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
2.如果兩個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3.如果兩個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會被釋放，抵賴的判刑十年。
於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
很顯然，最有利的選擇是兩個人都抵賴，各判一年。但由於兩個人處於隔離狀態，不知道同夥會選擇什麼策略，但是，從基本的人性出發，他們肯定會認為自己的同夥必然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坦白。既然同夥被預設為坦白了，那麼，自己抵賴就會被判十年，太虧了。於是，自己也就會選擇坦白——最壞也就判八年，運氣好的話還能被提前釋放。
這樣一來，為了防止最糟糕的情況出現（同夥坦白，自己抵賴），兩個人只能放棄最優策略（同時抵賴），而選擇了一個相對糟糕的策略（同時坦白）。
「囚徒困境」就是這樣最大限度地衡量著人性。在這場博弈中，唯一可能達到的雙方最優方案，就是雙方同時放棄最優策略。
在這個困境博弈中，每個人都自私地尋求個人最大效益，但是，因為相信其他人也都會自私地尋求個人最大效益，反而因此兩敗俱傷。
那麼，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破解「囚徒困境」，讓人在這種深陷弱勢的環境中佔據主導權呢？
英國廣播公司bbc有個著名電視節目《金球》，節目開始有四名選手參加，然後淘汰到只剩下兩名選手來角逐一筆鉅額獎金。角逐環節是這樣的：主持人給每個人兩個球，其中一個寫著「平分」，另一個寫著「偷走」，兩名選手需要從中選擇一個球。
根據兩個人的選擇，會出現三種情況：
1.兩個人都選擇了「平分」，那就兩個人平分全部大獎。
2.如果一個人選擇「平分」而另一個人選擇「偷走」，那麼選擇「偷走」的人拿走全部獎金，選擇「平分」的人出局。
3.如果兩個人都選擇了「偷走」，那麼兩個人同時出局，一分錢都拿不到。
在做出各自的選擇前，兩個人可以互相商量，但是最後選擇的時候必須單獨選擇。
這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博弈遊戲，相當於兩個人被捕前串供，但審訊時仍然隔離囚禁——在這個規則下，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其中的一人信誓旦旦地保證說自己一定會選擇「平分」，同時讓對方也選擇「平分」，這樣兩個人可以平分獎金。但事實上，最後要麼就是他選擇了「偷走」，真的偷走了全部獎金，要麼就是兩個人都選了「偷走」，最後全部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