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車，我便被人們圍住了。一開始只是五六個，可是轉眼之間，聚集的人是越來越多，裡三層外三層地擠了個水洩不通。僅我一個被堵截在人群裡，同車的阿富汗人已經各自扛著行李離去，其中的兩個在離開時向我投來嘲弄的一瞥。
圍觀的人們卻也並不喧鬧，或蹲或站，默默地圍著我看。
我和圍觀的人群對望了幾眼。我只看見一群人，我只看見他們那層層疊疊包著頭巾的腦袋，不過他們顯然並無惡意，只是好奇而已。
面對這樣有點難堪的處境，我不免笑了笑，圍觀的人們望著我，頓時也全都莫名其妙地破顏而笑，於是氣氛稍有緩和。趁著這一下的緩和，我奮力背上自己的行李，伸出雙臂把人群往旁邊撥拉著，說：「請讓開，讓我過去。」
人們終於給我閃出一條縫來，我擠出了人群。我直直地往前走，沒有回頭，可是我知道人們還在我身後繼續望著，他們的目光還牢牢地烙在一個單身女子的背上。
我所認識的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是靠沉默來保持自己的，所以，作為在穆斯林國家旅行的單身女性，我當然已經做好了遭遇各種可能的心理準備。我深深地明白自己的處境：在這個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我是一個陌生人，是一個闖入者，如果他們歡迎我、接納我，那是我的幸運；如果他們排斥我甚至攻擊我，那也只能算是我自尋晦氣。不過，雖然我並不能要求他們改變對女性的看法，可我還是暗暗地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話，通過我和他們的交往，他們能夠理解我內心裡對他們的尊重，包括對他們的傳統和習俗的尊重——而且，能夠反過來尊重我。
早在拉瓦爾品第的時候，我就已經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那時我和一個朋友正坐在街邊的一個露天餐館裡吃飯，四周是喧鬧的正在進餐的人們。我們突然看到一個身穿白色長袍，胳膊底下夾著把長柄雨傘，年約三十歲的男子從街對面徑直走到我們桌前。他壓抑著明顯的怒氣，對我的朋友說——因為我的朋友是男性，所以他只面對著我的朋友說話而不是面對我；整個過程，他並沒有朝我望上一眼：
「請你們尊重我們國家的習慣！」
我們都仰起頭吃驚地望著他，四周的目光齊刷刷地聚集到我們這裡。
他滔滔不絕地用英語說，在我們這個國家，女性不應該在大街上拋頭露面，餐館裡有專設的女性角落，你們應該到那裡去吃飯才對。
他把雙手撐在我們的桌面上，身子前傾，目光咄咄逼人地說：「你看，這滿大街的人，哪裡有像你們這樣的？！」
我環顧四周，確實，在這條街道上進餐的有上百個男子，卻看不到一個女人。而他這一鬧，街這邊和街對面所有的人——坐在桌邊和蹲在地上吃飯的食客和來往的行人，都朝我們這裡望過來，上百雙眼睛都緊盯著我們。
我頓時感到一絲惶恐。我知道在這些餐館裡或是設有隱蔽的房間，或是用布簾子在角落裡隔出了一個單獨的空間為女性和攜帶女性家眷的家庭所用。為此我已經詢問過我碰見的很多當地人的意見，他們卻都說，我是外國人，不必遵守當地習俗。難道我還是做錯了嗎？
這個人慨然說完，夾著他的長柄雨傘轉身大踏步就走。我望望周圍其他顧客。
「我應該挪進裡面去嗎？」我四顧而問。如果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會遵從他們的習俗，挪進那個為女性特設的角落。
「不！」人們鬨然一笑。
一箇中年男子站起身來捏著拳頭對他漸遠的背影喊道：「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自由的國家！」他又轉身安慰我說：「在這個國家，你有權坐在任何你願意坐的地方。」
瞪了一會兒那個已經遠去的夾著黑雨傘的白色背影，我低下頭來繼續吃飯。
因此，當我後來結識了三個巴基斯坦青年時，有幾個晚上，我有意地和他們討論起關於他們的伊斯蘭國家的自由問題。他們要自由，也要伊斯蘭，試圖設想出一種完美結合了伊斯蘭傳統和人性自由的模式。當時我們一起坐在他們那因為光線不太好而多少顯得有些陰暗的小書店裡，四壁的書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滿了用當地文字寫的書。我們坐在歪歪斜斜、彈簧塌弛的沙發上，他們三個人七嘴八舌興奮地議論著，說到興奮處，其中一個便會站起來跑到門外水罐那兒接上一杯涼水咕嘟嘟地倒進喉嚨裡。時不時的，他們中的一個會非常禮貌地轉過頭來，將他們議論的大致內容翻譯給我聽。我在旁邊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傾聽著，他們對生活的年輕的激動和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勃勃生機深深地吸引著我。
這三個小夥子自小一起長大，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而他們合夥借錢開這家小書店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自由，為了無拘無束，另外一個原因，則是要掙錢資助烏爾都語文學的發展。
烏爾都語是巴基斯坦的國語，自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後，巴基斯坦就採用了烏爾都語作為全國通行的語言，而以英語作為官方用語。烏爾都語與印度的印地語實際上是同一種語言，同源於印度斯坦語，只不過由於各自信仰的不同，印地語採用梵文字母書寫，而烏爾都語則採用波斯—阿拉伯文手寫體書寫，這才形成了印地文和烏爾都文兩種不同的文字。
可是一方面，雖然英語是官方用語，官方檔案、大部分學術著作以及許多重要報刊均用英文出版，但由於巴基斯坦國內普通學校的英語教育程度並不高，普通民眾大都不會說英語或者僅能說出一些簡單的單詞；另一方面，烏爾都語雖然是國語，可是在全國範圍內的普及程度也並不高，巴基斯坦各民族中真正以烏爾都語作為母語的人數並不多，其他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如旁遮普族使用的旁遮普語、信德族使用的信德語、普什圖族使用的普什圖語等，這些民族中的很多人都既不懂英語也不懂烏爾都語。
這兩種情況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巴基斯坦今日語言教育上的困惑：不僅英語的教育不能得到大力普及，而且烏爾都語和其他各民族的書面語言都在退化之中。這種教育困境所帶來的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危機已經讓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感到憂心忡忡。
這三個好朋友便都是為此而憂心的人，他們試圖通過開辦這個書店建立起一個資助烏爾都語文學的基金會。
雖然充滿憂心和雄心，這三個小夥子看上去仍舊是那麼爽朗而天真。
「你想要聊天，就到我們的書店裡來，」他們說，「你來了，別的請不起你，就請你喝甘蔗汁好了。」——在遍佈品第大街小巷的榨汁攤上，甘蔗汁是一項常品。於是有三四個晚上，我便是和他們一起度過的，而我喝過的盛甘蔗汁的杯子，也就積了三四個放在櫃檯裡邊。
這三個好朋友中的一個名叫侯賽因。身穿灰色長袍的侯賽因留著長鬍子，有一雙秀氣而圓潤的手，每當說得興起時，他便會捋起袖子用修長的指頭摸著鬍子「呵呵」地笑，露出一口亮晶晶的白牙。他的性情活潑熱鬧，笑聲不斷，說實話，這跟他老成持重的長鬍子不太般配。
在他笑聲未歇的時候，我盯著他那半尺長的黑鬍子。
「你很喜歡鬍子嗎？」我問。二十四歲的侯賽因的鬍子總是讓我忍不住要笑。
另一個打趣地說：「哪裡，他只是希望自己看上去老成一點罷了。」他聽了放聲大笑，不由自主地又去摸了摸鬍子。
那天上午懶懶起床之後，我一邊刷牙一邊盤算著今天的行程安排，等到把牙刷完，我也就決定了從品第出發去德克斯拉（taxila，著名的犍陀羅藝術的故地）看看。於是我拿上帽子來到書店，告訴他們我要離開一兩天。
「你知道怎麼去德克斯拉嗎？」他們問。
「還不知道，但是我想汽車站裡總會有車去那裡的吧？」
「那可不一定！」侯賽因說，「品第有好幾個汽車站，你知道去哪個汽車站嗎？」
我還真不知道。德克斯拉只是位於品第附近的一個小鎮而已，去那裡的車應該不少，所以我原本打算直接到汽車站去問一問然後便上車走人的。
雖然離得這麼近，這三個人卻也都不知道該怎麼去。
侯賽因咳了咳嗓子。「我們都只在小時候去過，很小很小的時候。」他笑著伸出手掌向下壓出一個小孩子的個頭，解釋著，然後習慣性地用他那優雅的手挽起了袖子。「別急，你等著，我來打聽一下。而且——」他豎起一根指頭，露出一付告誡的神情，「——你別以為品第很安全，亂得很。出門在外一定不能大意！」說完他拿起電話。
「好，已經弄清楚了。」他笑容滿面地放下聽筒。「幾個汽車站都有車去德克斯拉，不過有一個車站離這裡最近。你先到離這不遠的巴扎那裡坐x號公共汽車去x汽車站，你在汽車站那裡就可以找到去德克斯拉的汽車。德克斯拉很近，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另外一個嘟囔著說：「好像要兩個多小時吧。」
他便說：「是嗎？我再問問吧。」於是他又拿起了話筒。
一切都弄清楚了，路線，車程。
他問：「你知道怎麼去德克斯拉了嗎？」
「知道了。」
可是他還不放心。「你說給我聽聽。」
我感到好笑，可是又不能嘲笑他的認真，所以就像小學生背書一樣老老實實地複述了一遍。誰知他還是不放心，拿出紙筆，把路線詳詳細細地用英文和烏爾都文寫了兩遍，鄭重地交給我。
「喏，你帶著這個，實在迷路了，就拿這個給別人看，別人就會告訴你該怎麼走了。喔，等一下……」他把紙條又拿了過去，伏在桌上，在紙條的最下邊添上了店裡的電話號碼。「這是我們的電話號碼，如果碰到什麼意外，你隨時可以打這個電話問我們，我們就去幫助你。」
我接過紙條，當真是哭笑不得。這張紙條當然沒有派上用場，而是被我夾在筆記本里當作紀念品了。
我不知道他們這書店是否能夠賺錢，因為這三個人看上去都只有一腔熱情，對經營之道卻不怎麼精通，而他們的生意真是非常之清淡，清淡到該是難以維持下去的地步，可是他們對此卻好像不太在乎。以他們對人的天真態度，要是在其他國家，我很懷疑他們是否會被人騙到身無分文。
巴基斯坦人在性情上的這種坦蕩與天真是在其他地方難以找到的。
有一次，我站在喀喇崑崙公路上攔車——我喜歡坐順風車，不喜歡坐那總是擠得滿滿當當的班車，雖然順風車是不要錢的，但我也並不是為了省那兩個小錢。
我也不急，所以從村子裡出來後我就在山脈夾峙的大路上心情舒暢地走著，看到有車來了，就停下來攔一攔。有些車停下來了，卻都是班車，於是我笑著搖搖頭，對他們擺擺手，自己繼續往前走。
有一輛摩托車路過我，我停下來看它過去。摩托車已經超過我了，突然在前面拐了個彎，開到我身前。
「你要去哪裡？」摩托車手問我。為了遮擋塵土，他的臉上包著頭巾，只看見兩隻被風沙吹得發紅的眼睛。
「我去卡里瑪巴。」
「你叫什麼名字？」
「賽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