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的阿富汗歷史會如何對待馬蘇德還難以預料，但他活著的時候也許不曾想到，在死後自己的形象會如此頻繁地出現在大街小巷的招貼畫上、媒體宣傳中、人們的口耳之間。實際上，他已經成為了眾多意義模糊的傳奇符號中的一個。
國家。民族。人。
活著的人對死去的人的紀念，是對意義的消滅？還是對意義的延續或者再生？
納維德給我找來一張椅子，然後在我身邊的地板上坐下。我看見他入神地盯著摔跤場上的少年，眼神里露出興奮和激動。他大約是想起了自己曾在這裡度過的少年時光吧。
這是一個純粹男性的世界，空氣裡遊蕩著男子的濃重汗味。正在摔跤場上扭打的少年們精力旺盛，大聲吆喝著將對手扭於膝下或直摔過頭頂，對手飛撲至另一個角落，木地板上不時響起身體墜地時發出的沉重的「嘭嘭」之聲。我們看了半個多小時，可是我下意識地感覺到，可能因為這裡從來沒有任何女性涉足，所以我的異樣在場難免使他們的訓練帶上了一層做秀的意味，這讓我隱隱有些不自然。
為了不打攪他們，我不得不提醒納維德，該走了，他這才將專注的目光從訓練場上收回來，戀戀不捨地離開。
我們轉入另一間訓練室。「這就是karate！」納維德興奮地說。直到看見了這裡的教練和學生以及他們身上的著裝，我才恍然悟出，原來karate就是空手道。那麼這個在半路上碰到的警察納維德竟然是阿富汗的空手道冠軍。
空手道的訓練剛剛開始，一隊身著白衣、束著腰帶的少年正隨著教練的口令做原地高彈跳，看到我們進來，少年們一邊彈跳一邊不安分地回頭張望。於是看了一會兒，我們便也告辭了。
後來我才瞭解到，在中亞地區，阿富汗的空手道和摔跤運動是很出色的。
納維德問我還想去看什麼地方，我說，我想去看看喀布林的女子學校，他就帶我去了。因為是週日，學校裡空蕩蕩的沒有人，有幾處地方正在進行重建和修繕。學校看門人正百無聊賴地在大門口踱來踱去，聽著從小收音機裡傳出的歡悅的印度歌聲。塔利班時期女性被禁止上學和工作，現在不知恢復得怎樣了，惟一可以料想得到的是，既然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大約會很困難。
後來我們沿著喀布林古老的街道散步，從這些街道望去，喀布林背靠著幾座小山，山坡上層層疊疊地佈滿半是廢墟的土坯房子，大都是泥褐色，中間卻點綴著一兩所刷成粉紅色或嫩黃色的屋子，在那成排灰暗的建築中便顯得像珍珠一樣奪目和耀眼。山上的房子間偶爾會探出幾條果樹的枝椏，屋頂平臺上晾曬著墊子和花花綠綠的衣物，孩子們在放自制的簡陋風箏，清脆的笑鬧聲從山坡上四散開來，傳至坡下。
也許這就是我們從一些圖片上熟悉了的喀布林，而這些圖片產生的年代，至少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十九世紀以來，僅僅由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阿富汗便成為英俄兩國爭奪中亞霸權的血腥戰場。在1839年到1919年間，英軍曾三次入侵阿富汗，但都遭到了阿富汗人的頑強抵抗，阿富汗戰場成為英軍的噩夢：喀布林關隘、梅旺德戰場、扎格達拉克山口，都成為了埋葬英國人的墳墓。抗英戰爭結束後，阿富汗獲得了獨立地位，可是從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卻再次陷入蘇聯人的入侵戰爭之中，雙方死傷無數。十九世紀以來的阿富汗歷經了抗英、抗蘇戰爭和無數內亂，大約只有在查希爾國王當政期間5稍微算得上和平與繁榮，可惜很快就又再次陷於內外交困之中。
喀布林是靠什麼來維繫自己的生存？在英國人撰寫的史書中，比如在英國史學家霍普克科（peterhopkirk）的著作《thegreatgame》中提到，阿富汗人能趕走英國人，只是靠其狡詐伎倆和陰謀詭計而已，而在我翻閱過的一本阿富汗歷史教科書中，卻認為是靠了阿富汗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才取得了勝利——大概指的是那些堅韌難纏、令英國人血染荒山、噩夢連連的游擊戰吧。
我在書中還讀到這樣一首詩，記載著在第二次抗英戰爭中的梅旺德之戰時，一個少女唱著這樣的戰歌鼓勵她的同胞：
親愛的年輕人，
倘若你在梅旺德戰場不敢英勇犧牲，
違背了對真主的誓言，
你就要擔當起懦夫的不好名聲。
也許這才是阿富汗的血氣吧。
在納維德的建議下，我們又去了體育場，以納維德曾是運動員的身份，他對這個體育場當然充滿了感情。體育場裡有一個龐大的足球草坪，草坪上沒什麼草，光禿禿的，一群少年正在踢足球，他們高聲叫喊著混戰成一團，錯亂的腳步揚起陣陣塵土。我們在球場邊的水泥看臺上坐了下來。
就在兩年前，這個足球場上是沒有人踢足球的，那時它被當作處決犯人的場所，而那些所謂的犯人，也許只是一個婦女，她跪在地上，以通姦罪被人們用石頭砸死，腦漿塗地。
我打了個寒噤。
我問起納維德的家庭，他說他的父親和姐姐早已死於蘇阿戰爭，他的另一個姐姐被他的姑姑帶到了巴基斯坦，現在巴基斯坦做生意，而他的母親作為難民逃到了加拿大，已經另婚，生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我是一個沒有家的人。」他皺著眉頭望著遠處說。二十六歲的納維德，臉容憔悴、堅決。
「你將來會去加拿大嗎？」
「也許不會，雖然那是個很好的地方。」他說。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兒能做什麼，而且，去年他的母親和他的繼父回過一次阿富汗，他與他的繼父關係很糟糕。他說他很喜歡當警察，他在現在這個警察局裡已經待了五年了，將來退役後他大概會去巴基斯坦找他姐姐。
「可是我又不喜歡做生意。」他說。
「你可以去當空手道教練！」我向他建議道。
他「嘿嘿」地笑了。「嗯，好主意，可以考慮，只要那時我的年紀還不太大。」
「我們一起吃飯吧。」離開體育場之後我們便往回走，我很想請他一起吃晚飯，可是他堅決不同意。
「警察局就在前面不遠，我可以回警察局吃飯。我在警察局裡吃了很多年的飯了，已經不習慣在外面吃飯。」
這時我們已經兜了一個大圈，來到位於鬧市區的警察局，一個在門口值勤的警察跟他打了個招呼，又望著我笑嘻嘻地跟他說著什麼。
他讓我在離警察局門口有十來步遠的一條長椅上坐著等他，他先進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後送我回旅館。我便在門口等了一會兒。
在送我回旅館的路上，他沉吟著告誡我：「你跟阿富汗警察要少打交道，他們很多都是壞人，壞得你不可想象。」
聽他這麼說，我不禁笑起來：「那你呢？」
他顏色一正，說：「我是好人，我把你當作我的姐妹。」
「you’remysister.」他的話讓我心裡很感動。
他把我送到旅館的樓下。「我就不上去了，明天我正好休息，可以繼續陪你。」
於是我跟他約定了明天早上碰頭的時間，然後就看著他轉身走進了人流之中。我想，此時我已經開始信任他了。信任的建立往往就這麼簡單。
我走進房間，看見同屋的日本人史太郎正躺在床上。這其實只是我到達喀布林的第三天，這天早上，兩個日本人同屋中的一個已經出發離開了喀布林，史太郎因為帶著從塔吉克下來時就已經開始了的腹瀉，想在喀布林休息一下。
我問史太郎今天感覺如何，卻沒聽到他的回答。我走到他的床前仔細一看，只見他雙目緊閉，面色紫紅，鼻息粗重，顯是生了重病。我大吃一驚，把手放到他的額頭一探，溫度高得嚇人。他大約是被我的觸控弄醒了，虛弱地睜開了眼睛，雙目赤紅。
我找出體溫計給他量體溫，39.7c。我又將自己的藥物翻撿了一下，找出退燒藥，讓他和水吞下。
我蹲在他的床頭，對他說：「史太郎，如果你不想死在這裡的話，明天你一定要去看醫生。」他虛弱地點了點頭。
我站起來走到自己的床邊坐著，雙手交叉放在腿上，看著躺在床上的史太郎。
凡是在路上行走的人，都知道隻身行走最可怕的事就是生病。史太郎什麼藥物都沒有，腹瀉近一週了只是硬撐著，今日終於病倒不起。
我想起以前在印度時碰到的一個日本人，生病了也是硬撐著，撐了半個月之後終於有一天昏倒不起被我送進醫院，結果是乙肝。他差點就因為這乙肝送了命。當然，除了省錢，他們另外還有不肯上醫院的理由，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當地醫院並不可靠，他們生怕進了醫院不但治不好反而會染上其他什麼病。但我想，戰爭剛結束、大批外國記者剛撤退的喀布林的醫院的情形大概會比較可靠。
我來到旅館經理室詢問喀布林醫院的開門時間，阿里聽了也有些著急，說：「晚上醫院不開門，早上才開。」
阿里還跟著我來到房間探望史太郎。當他從史太郎的床邊直起身來時他用眼梢瞥了我一下，我知道他大約是很迷惑——為什麼像我們這樣的人會孤身跑到這麼個地方來，不僅費錢，還有可能送命。
這個夜晚顯得漫長難熬。史太郎多次起夜，拿著手電筒（因為電力供應的不足，全阿富汗包括喀布林的夜晚都是全城停電）搖搖晃晃地去往廁所；而我幾乎沒睡，不僅在他起夜時極為擔心他會昏倒在廁所裡，而且當他躺著時我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側耳傾聽他那邊的動靜。
喀布林的夜晚時不時地會響起群狗的吠叫，它們那嗚嚕嚕的聲音在空曠的街道上含混地劃過，終於在遠處野性而響亮地大叫起來，然後便是一陣狂撕亂咬。在狗吠聲的陪伴下，整個夜晚我的思緒都在迷迷糊糊的亂夢中翻湧。
天終於亮了，醫院該開門了，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不知納維德會不會幫助我們。八點鐘時，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果然是如約而至的納維德。他已脫下警服換了身便服，一副要出門去玩的打扮。聽到史太郎的病況，納維德義不容辭地幫助把他送往醫院。這個時候，有他這個翻譯，該是多大的幫助啊。
「你看，這是我父母的照片。」在計程車上，納維德從前座上回轉身來遞給我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放大了的拍攝得非常清晰的黑白照片，納維德一家坐成了兩排：他的年輕英俊的父親筆直地坐在椅子上，唇上是修飾齊整的鬍髭；他的披著頭巾的母親微微地、深情地斜靠著自己的丈夫，看上去祥和而堅毅，懷裡抱著個一臉稚氣、大睜兩眼的娃娃；他的兩個年幼的姐姐站在父母的身後，臉上露出純真的笑容。
他們全家人坐在照相館的攝影棚裡，神情明亮而清朗，彷彿正坐在一個美好的年代裡。這是一張極其美麗的照片。
「那時我才一歲，剛剛學會走路。」納維德饒有興趣地看著照片中的自己——那個小娃娃，笑著對我說。
我拿著這張照片低頭看了又看，直看得心中酸楚。從照片上納維德的年紀來推測，這張照片大概攝於七十年代末，而僅僅幾年之後，這張照片上的人就消失了兩個。在他們那飽經戰亂和摧殘的心裡，什麼樣的年代才算是值得回憶的美好年代？
他又靦腆地遞給我一張東西，解釋說這是他的空手道冠軍證書。這張過了塑的證書有一本書大小，看上去就像一張獎狀，寫著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邊上貼著一張他的彩色標準照，還蓋著個章。看著照片上他那年輕稚氣而故作嚴肅的臉，我不由得笑起來，弄得他頓時紅了臉。
因為史太郎的外國人身份，醫院便難免推託，所以我們不得不多跑了兩家，而跟那些醫院的交涉全靠納維德去辦，我們連去過的那些醫院的名字都不知道。
最後我們來到一家比較遠但看上去挺乾淨的醫院，醫院的大門有阿富汗軍人持槍看守著而且需要進行登記。後來我才知道，我們來到的這家醫院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專門醫院，在喀布林市所有醫院裡是條件最好的。在這家醫院裡，史太郎得到了常規檢查和治療，注射了兩針針劑，打了一瓶吊針。
本來史太郎還猶豫著要不要住院觀察一下，納維德說不必了，在這裡住院非常昂貴，我們可以把藥買回去，而他的一個朋友就是醫生，可以到旅館為史太郎進行注射。
在史太郎接受輸液的時候，納維德對我說：
「這兒還住著我的一個同事呢，我想去看看他，你要不要一起去？」
看到史太郎正閉著眼睛躺在床上休息，我便說，「好，那就一起去吧。」
納維德的同事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夥子，當我們走進病房的時候，他正靠在床頭看一本雜誌，身上蓋著被子。他的臉色蒼白、安靜，非常疲倦的樣子。這個大房間裡一共有八張床，床上的人有的躺著有的坐著，看書看雜誌或者看窗外，也都很安靜。房間裡的通道上停著兩輛輪椅。
我們在小夥子的床邊坐了一會兒。他和納維德說著什麼，笑著什麼，周圍床上的人把書和雜誌都放到了一邊，凝神諦聽著他們的談話，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看看他們，聽他們說到高興處，也都咧了嘴樂起來。
雖然我沒能加入到他們的談話裡去，可是心裡也並不覺得有什麼拘束，只是靜靜地看著他們。
「到醫院的小花園去走走吧。」小夥子往我這兒望了幾眼，對納維德說。
納維德從椅子上站起來，從通道上拉過一張輪椅，然後掀開被子伸出雙臂架在他的肋下支起他的身子，把他從床上抱到了輪椅上。
納維德推著他的輪椅慢慢地走，邊走邊繼續聊，我跟在後邊。
我直愣愣地盯著那小夥子的後腦勺，其餘的什麼也看不見。我不由自主地總是回想著剛才納維德架著他下床時我看到的他那空蕩蕩的下身，想著這觸目驚心的半個人，淚水止不住地往外湧。
趁他們不注意，我悄悄地擦去了軟弱的眼淚。
「你們談吧，我自己到那邊曬曬太陽。」當我們來到小花園裡時，我對他們這樣說，然後就趕緊走開了。
太陽很毒辣，讓我覺得頭昏，我摸索著在花池邊坐了下來。
我閉上了眼睛，但即便這樣，太陽還是刺目而灼痛。
他倆後來還是走到了我這裡，小夥子坐在輪椅上對著我微笑。我和納維德把小夥子送回病房之後便回到注射室，史太郎也已經輸完了液，於是我們便買了藥，坐上計程車直接回了旅館。
從醫院回來之後，史太郎顯得稍好了一些，對於納維德熱情的幫助，也有了力氣道謝，可是納維德很誠摯地對他說：
「不必了，你是我的兄弟。」
我在一旁聽著，為自己能夠偶遇並結識了他而感到高興。
對史太郎叮囑了一番，勸他在床上多躺著休息之後，我和納維德便下到二樓的餐廳裡談話。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回到房間去看看他，他顯得好多了，額頭上微微地冒著汗，可是已經平靜地睡著。我便和納維德到街上逛了逛，辦了些事，給史太郎買了些乾糧和飲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