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天晚上的時候，史太郎的病情終於好轉，燒漸漸地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原本打算去巴米揚的，現決定留下來幫助史太郎。早上的時候，納維德果然將他的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朋友帶來，給史太郎吊了一瓶昨天從醫院買回的藥水，又打了一針。然後他們就走了。
經過一晚上的休息，史太郎的精神明顯好轉，很想說說話的樣子，我便陪著他聊了許久。我們都生於七十年代，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可是面對世界和生命所感到的困惑和不確定卻是如此相似，真是令人驚訝。
他告訴我，他這次出門旅行已經半年了，在這次辭職前他在一家動畫工作室裡做動畫設計，工作還算不錯。而這次旅行結束回去之後，由於日本經濟的不景氣，他可能很難再找到那樣稱心的工作了。
「你的意思是說，回去再找到的工作就難免每況愈下嘍？」我笑著說。
「是啊，畢竟年紀越來越大，剛畢業的人又那麼多，他們都已經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了。」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日本經濟的不景氣還是稍稍有些不安的。
「那你這次辭職出來要下很大的決心吧？」我問。
「那倒沒有，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無論怎樣，要找到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還是不難的。」
漸漸的，我們談到了自己的很多私事，這些私事平常對親密的朋友都不會說。就我們談話的內容而言，我們彷彿已經認識了很多年，而實際上，這隻因為人們往往更信任與自己毫無利害關係的陌生人，往往會在短暫而偶然的一次談話中毫無保留。
史太郎是個目光直率的人，他的眼睛裡沒有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
從他的話語裡，我漸漸熟悉了他那個遙遠的家——他的父母，還有他的姐姐。
他的母親原先是一箇中學老師，現在退休了。他說他母親是一個可愛的、可敬佩的婦女，是一個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儘管年紀愈來愈大，她卻一直在不停地學習新東西——電腦，英語，法語。現在她已經60多歲了，還興致勃勃地到加拿大去當志願者，教外國人學日語。
「我與母親之間一直缺乏交流，也缺乏瞭解，這似乎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時間，可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不過，雖然現在也很少交流，我卻能夠開始理解她。現在她常常從加拿大給我發來郵件，也常常打來電話，我很高興。」
對於我們這樣年紀的人來說，兩代人之間的理解是多麼困難，即使要交流也往往不知從何入手。
「我沒想到自己快30歲了才開始瞭解自己的母親。」他嘆了一口氣。
他也說到他的父親，說到他和他父親之間無法理解、難以彌合的鴻溝，而這條鴻溝對他的困擾是如此之烈，以至於他在25歲之前一想起自己的父親就會感到絕望和沮喪。
「雖然我的母親也並不能理解我的生活，可是她不會來干預我的生活，而我的父親卻總是對我大喊大叫、指手劃腳。」
在一次劇烈的爭吵之後，史太郎和他父親有整整三年沒有見面。
「在那三年之後，你和你父親是怎麼重新見面的？」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不應該對自己的不被瞭解那麼認真的。於是我先告訴我母親說我想回家看看，我母親便轉告他，他沒有說話。於是我就回家了。那一次，我只在家裡坐了十分鐘就走了。後來我會偶爾回他們那兒看看。」
其實，像大部分老實的日本人一樣，他父親是一個勤勤懇懇、一絲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現在退休了，領著一筆豐厚的退休金，已經不再需要工作了，卻不知道該幹什麼，於是就什麼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覺，起來就只是要吃飯。
「我的姐姐和母親一勸他，乾點什麼吧，學點什麼吧，或者像別的退了休的人一樣出去旅遊打發時間吧。他聽了就生氣，就會怒氣沖天，大吼大叫。他吼叫著，好像恨不得用頭去撞牆，讓人覺得又可恨又可憐。」
「可是，也許你的父親需要幫助。」我說。
「他是需要幫助，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幫他。讓我父親生氣的也許只是——當他的生活裡沒有了‘工作’這兩個字時，他就發現自己什麼也幹不了，什麼也不會，是個多餘的人。
「他惟一的愛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歲的年紀，他就已經灰心喪氣地放棄了去重新發現他的生活和他的愛好的可能。他放棄了，誰還能幫助他？他只是在無聊地等待著最後那一瞬間的降臨。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為長久的工作，現在他在等待死亡。」說完這句話，史太郎顯得累極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來。
「可是，你不會已經放棄了去幫助你的父親吧？總該再試一試的。」
「也許吧，」史太郎頭枕雙手望著天花板說，「就像我曾經以為我會恨他一輩子，而我沒有。我想這次回去之後我會再試一試的。」
是的，無論如何，再試一試。
「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們怎麼能在一起生活這麼長的時間？你的母親沒有抱怨嗎？」
他說，他也問過他母親這個問題。他母親說，父親年輕時是個很好的人，忠厚誠實，勤奮向上，那時誰也不知道他老了會是什麼樣。誰也沒想到他會是這樣。
他說，當他母親說到這時，有些黯然神傷。
「我的父親是個好人，是個普遍意義上的好人，是個無論放到哪裡都會被認為是個好人的好人。」
一個好人。
關於他父母的情感，我沒有再細問下去。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對於子女來說，父母之間的情感似乎總是屬於禁區，是禁止推測或者毋需推測的——我們可以推測別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我們在乎別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可是父母永遠也不是「別人」，他們永遠都是「父母」。
但我暗暗地猜想，史太郎的母親總是遠走他鄉去做老師，與她和她丈夫之間的婚姻和情感狀況大概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路上經常碰到日本人，他們大都年輕、低眉順眼，一個人獨自沉默地行走。你若要與他們交談，他們中的大部分會神情羞澀地說出一句讓你耳熟的話：
「我只會說一點點英語，——icanspeakonlyalittlebitenglish.」或者他會告訴你：「myenglishisverypoor.」一邊說還一邊把拇指和食指捏起來比畫著，alittlebit，一點點，真的只是一點點。
而集體染著參差不齊的黃頭髮，穿著肥腳褲，提提塌塌地蹬著一雙寬大的、不合腳的旅遊鞋的韓國學生，一群兩群，三個五個，像逛公園一樣精力充沛地走著，在大街上喧鬧地說著韓語，圍著各種小吃攤，衝進各種旅遊品商店，熟練地、齊心合力地砍價。
一個人的日本人，他們並沒有拉幫結夥，一鬨而上，他們在塵土飛揚的異國大街上一個人彷彿落落寡歡似的低頭走著。
在西藏轉神山岡仁波欽時，晚上投宿在寺廟中。那座小廟位於山腰，門前就是奔騰喧囂、波浪雪白的大河。站在寺廟的頂部平臺，岡仁波欽就在眼前，像皇冠一般靜靜閃耀著神性的光芒，彷彿近在咫尺，又彷彿遙不可及。
那晚活佛睡在裡屋，響亮地打著呼嚕。我們幾個不期而遇的投宿者——我和兩個日本人，一起躺在外間廳堂的地板上、泥塑宗喀巴像的下面。
就著那一棵靜靜的高低伸展的燭光，我們聊起關於理解，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或者和下一代人之間的理解。
很難嗎？大概很難。真的很難。
他們在餐館裡洗盤子，在超市當收銀員，在網球場做陪練，在公園裡做園藝師，他們在歐洲公園的長凳上過夜，在美國的垃圾桶裡翻揀食物，他們在尼泊爾的荒山種樹，他們漂洋過海去他鄉的農場收穫葡萄，他們在澳大利亞或者加拿大的農場裡曬得全身黝黑、皮膚剝落，他們就是不想過他們的父母曾經過著、一直在過著的勤勞工作、老實掙錢的日子。
對那些他們從小就熟悉的日子，他們說：「厭惡。」
厭惡。難道厭惡也能成為一種力量？難道這種力量也能將人放逐、直到天涯海角？
我告訴史太郎，有一次在孟加拉的達卡機場等飛機時，我碰到了一個美國人。現在很少能在路上碰到美國人了，雖然直到十多年前他們還是路上的常客，他們的搖滾樂也曾隨著路上的美國人流佈了世界。
但我竟然碰到了一個美國人。
飛機一再延誤。我們從下午兩點等到四點，然後被告知大概傍晚七點，然後又被告知大概九點。我和那個美國人就是從九點開始聊起來的。我拿出我的世界地圖冊，請他給我比畫他的三次非洲之行。所以到晚上11點上飛機之前，我一直在津津有味地聽他說他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並且持續了20年的非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