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美國男人又瘦又高的個子，微微地駝著背，花白的頭髮在腦後粗率地紮成了--根瘦小的馬尾。他皮膚蒼白，手背上青筋暴露，要不是他開口說話，很難認出他是個美國人；我見過的美國人，大都言高氣盛，營養充足。
他有一雙淺藍色的眼睛，瞳仁裡那種淡淡的淺藍顯露出一種推心置腹的誠懇，可是不知為什麼，這雙眼睛卻又時時閃現出疑慮重重的驚恐，這使得他的臉上常常帶著一種心虛膽怯的神情，好像是做錯了什麼，又好像是因為什麼而感到難為情。
這讓我對他感到好奇。非洲只是個藉口，我只是好奇。
在飛機上時我特地和他坐在一起。從達卡到孟買，我們飛了四個小時。
我不再問他關於他在非洲的生活，關於蘇丹的軍人和坦尚尼亞的劫匪，我問的是：「當初你為什麼選擇了非洲？」
他想了一下，笑了。
「嗯，有時候我覺得是生活引導著我，而不是我引導著生活，我只是被生活引導到了非洲，現在是印度。」
他能這麼坦白地與我說話並且直切中心，讓我有些意外。我想，在他孤寂的旅程中他大概很少碰見有人願意聽他聊聊他自己的生活。許多人都經歷過面對陌生人時突然產生的那種要闡釋自己的衝動，這大概是因為闡釋也能成為存在的一種簡易證明吧。
他沒能等到大學畢業便自己退了學。
「你怎樣生活呢？你22歲就開始在世界上流浪，每隔幾年你才回一趟美國，你如何維持自己的生活？」
「這原來是一個大問題，可是在我30歲時，我母親死了，問題就解決了。願上帝保佑她。她給我留下了一棟房子，我把房子出租出去，然後就靠這租金生活。平時我還做些小生意。」
「你想有個家嗎？請原諒，我是女人，我關心這個。」
「嗯，我有一個女朋友，她在替我照料著那棟房子，打掃房間，收取房租。她是個阿根廷人。很奇怪是吧，一個美國人，一個阿根廷人，在西雅圖，這個世界聽上去真的很奇怪。」
「一個女朋友……你愛她嗎？或者說，她愛你嗎？」
「我不知道。也許吧。」
「……你不覺得她有所期待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早就對她說過，你隨時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這聽上去真讓人絕望。一個女人在等待，也許帶著對生活的期望——他卻對她說，你隨時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你覺得將來必須有個家麼？」
「家？什麼是家？是指的房子嗎？我有房子，在西雅圖，可那只是房子，我並不覺得那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非洲，或者在亞洲，我到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我有時覺得，我並不是美國人，我也不是西雅圖人，我只是生活在地球上，可是別人卻不會這麼想，他們只相信我的護照。」
我們又說到責任與情感。因為人們不喜歡責任不願負責任，所以人們不願結婚，不願生孩子。因為結婚和孩子就意味著責任。人們越來越害怕責任。人們在逃避責任。婚姻與責任。愛與責任。愛與做愛。男人喜歡做愛是因為男人比女人更懼怕死亡。
說到最後那一句時，我們都禁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過了許久我們的笑聲還未能停止。可是這並不是因為真的有什麼東西這麼好笑，我只是，只是……在嘲笑自己的生活。而他呢？他也還在笑著，卻神色憂傷。
我說：「瞧，我們終於談到了哲學，什麼問題說到頭就都是哲學。」
「是啊，總是這樣。」
我們終於停止了笑。
「你會停下來嗎？」我又問。
「你指的是什麼？——這樣漂流的生活？我不知道該怎樣停下來。我已經45歲了，很奇怪，我開始想大概有一天我會回到西雅圖，回到我的房子那兒停留下來。我這麼想可能因為我已經開始老了。不過我不知道該怎樣停下來，我想也許我是害怕停下來。」
「這樣走有意思嗎？不停地走，只是按著慣性不停地走。」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希望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走，什麼時候該停。可是你看，人並不是無所不知的，包括對他自身。」
「也許你是在逃避，逃避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說。可是我突然意識到這句話的空泛與了無意義——我們總在逃避未知；我們當然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麼，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也許就不再需要逃避了。
「也許吧。如果我知道我在逃避什麼就好了。」
這時廣播裡一個溫柔的聲音開始說：「請大家注意，飛機馬上就要到達孟買機場……」
這個聲音的插入，讓我們停止了交談。
史太郎聽到這裡，問我：「然後呢？」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和他聊天，是因為我害怕，害怕他會是我將來的命運。」
「為什麼？」
「本來我很害怕自己將來會同他一樣迷失在自己的路途裡，不知何時該走，何時該停。」
一想到自己也許會有這同樣的命運，我就感到一絲恐懼。可是那時我突然聽到了廣播的聲音，然後從舷窗裡，我看見了身下那燈火次第的印度大陸，我終於想到，既然已經明白了這一點，也許我就能夠避免像他那樣。
我對史太郎說：「現在，我想我的未來不會是他那樣。我會避免像他那樣。他走了那麼久，可是現在這隻讓他在面對人群時感到虛弱，他感覺自己已經被社會所拋棄，他發現自己正處在社會的邊緣，他實際上害怕了，害怕邊緣。可是他已不再年輕，他覺得自己已經來不及去改變什麼了，所以他時時面露膽怯。」
「那你呢？你為什麼覺得那不會是你將來的命運？」
我們這一代的命運。我們沒有上一代那樣堅定的信念、狂熱的理想和毀滅性的偶像崇拜，我們什麼都有——包括機械的科學主義和空虛的自身——卻又什麼都沒有。雖然沒有，但我願意繼承上一代人關於苦難的記憶，即使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已經選擇了忘卻。
「我還年輕，」我鎮定地說，「一切都還來得及。無論我想要改變什麼，都還來得及。我會努力，我並不想等到我45歲時發現自己只是在徒勞地走，只是按照慣性在走，在漂流，從生活當中一無所獲。」
「你呢，你怎麼設想你的未來？」我問史太郎。
「我不知道。我不想考慮未來。也許根本沒有未來這兩個字。」
下了飛機之後，在孟買機場領行李和排隊過海關時，我又看見了那個美國人。他失去了在述說自己時的那種神采奕奕，他重又變得怯生生和充滿戒心。他在排隊的人群中毫無意義、漫不經心地對著左右微笑，無論見到誰他都會露出他那善良的、幾乎是討好的笑容。
他警惕地站著，守護著他的小推車，一副隨時準備著要飛奔到哪裡去的樣子。
走在路上的人，也許會更加真誠，可是為什麼這樣的真誠只奉獻給了遙遠的異鄉和陌生的人們，卻對自己身邊的親人無能為力。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意味著真誠裡的虛幻，還是虛幻裡的真誠。
可是，陌生人，遙遠的人，請讓我為你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