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們來講一講丹麥作家凱倫·布里克森的長篇小說《走出非洲》。
這是一部發表於1937年的作品，這部小說的一個傳奇之處在於儘管它是位女作家寫的，卻被很多氣質粗獷、具有浪漫硬漢情結的作家所稱讚。例如美國作家海明威，1954年他因為小說《老人與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在授獎儀式上說，他的這個獎其實應該授予凱倫·布里克森。可見這位女作家作品的魅力是相當大的。1957年，凱倫·布里克森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並進入最後四人名單，可惜最終沒有獲獎。1959年，她再次進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前四名，這回可以說十拿九穩，因為她在四個人裡面排名第一位。誰也沒有想到，最後宣佈的卻是義大利詩人誇西莫多獲獎。為什麼呢？完全是文學之外的原因：一個叫約翰松的評選委員提出，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以來，北歐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比例太高，已經引起世界文學界的強烈不滿，如果1959年再授給這位丹麥女作家，評獎委員會在輿論上有壓力。這理由並非空穴來風。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開始頒發，其中有5年沒有評獎，到1969年，64位獲獎者中有11位北歐作家，很多人都認為瑞典這個北歐國家評選的諾貝爾文學獎，實在是太偏袒北歐人。就因為這個緣由，凱倫·布里克森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但同樣也因為這個原因，世界文學界都將凱倫·布里克森視為世界頂級作家。
為什麼這位丹麥女作家會有這麼高的文學聲譽呢？我們先看一下她的創作歷程。
凱倫·布里克森1885年4月出生在丹麥，她的祖父是一個貴族，有男爵封號，還是個著名的冒險家，參加過法國軍隊去非洲打仗。她的父親是八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按照歐洲的長子繼承製，她的父親沒資格繼承祖父的男爵封號，但他很會掙錢，全世界跑，還跑到美國做皮貨貿易，跟一個印第安女人生了個孩子。1879年他34歲的時候，回到了丹麥，在首都哥本哈根北面不遠的地方買下了一個莊園。六年後的1885年，凱倫·布里克森就出生於此。現在這個莊園還保留著，裡面有凱倫·布里克森紀念館。
凱倫·布里克森的家裡很有錢，但她父親精神壓力很大，因為他在周遊中染上了梅毒，身體很差，常年住在療養院，在凱倫10歲那年，她的父親上吊自殺了。父親去世之後，這家人生活沒遇到什麼問題，一家人常到國外去度假，凱倫還有錢去巴黎學繪畫，物質條件非常優渥。但是那時候的歐洲，男性還是家庭的支柱，凱倫一家儘管有錢，但父親去世了，這家人在社會身份上還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覺。到了1909年，凱倫24歲，要考慮婚姻大事了，這時候她就特別想嫁給一個貴族，好讓自己有上流社會的榮耀。她看上了一個瑞典人，名叫漢斯·馮·布里克森，是她的遠房表兄，比她小兩歲，是一對雙胞胎中的哥哥。為什麼看上他？主要是他有男爵封號，年輕的凱倫這時候很有虛榮心，跟著時尚潮流走。當時很多有錢人家的女兒嫁給貴族，要的就是這個名分。據史料記載，光是1900年，就有500位美國有錢人家的姑娘嫁給了歐洲貴族。20世紀初期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寫過一本著名的長篇小說，就是寫一個富有的美國姑娘如何傾慕老歐洲的文化，專門跑到英國，要在沒落貴族中尋找如意郎君，後來上當受騙。
凱倫沒有料到，她看上的這個男人一點兒也看不上她，情路不順。凱倫乾脆又去追雙胞胎中的弟弟布魯爾·馮·布里克森，這一次成功了，兩個人很快結了婚，凱倫如願成為男爵夫人，婦隨夫姓，自己的名字也變成凱倫·布里克森。
這已經是1912年的事情了。結婚之後，布里克森夫婦很快去了非洲東海岸的肯亞，去那裡建了一個咖啡園。
為什麼到肯亞種咖啡呢？因為肯亞是全世界最適合種植咖啡的地方。肯亞東面是大海，從海平面向西，經過一片小平原，地勢迅速升高，達到2000多米，地理環境十分多樣。在1000米到2000來米的山上，氣溫較低，咖啡的生長期很長，出產的咖啡口感層次感非常好，釋放感豐富，還有種略酸的柑橘味兒，香濃沁人。這些咖啡是19世紀末期從巴西引入肯亞的，此時在全世界已是聲譽高漲，市場價格一路攀升。
所以布里克森夫婦結婚後就去了肯亞，在離肯亞首都內羅畢12英里遠的恩貢山上買了個咖啡園。這個咖啡園非常大，有6000英畝。這麼大的山地，並不是全種了咖啡，地盤上還有一些原住民，還有一些政府所說的「非法」部落。真正的咖啡園大概有2000多英畝。這個規模是很大的，肯亞的咖啡主要是小農種植，一家人種五六英畝，這種散戶式的種植有一個好處，每一家做出來的咖啡口味都不相同，很有特色。比較起來，布里克森夫婦的咖啡園就太大了，是一個大產業。大產業需要大資金，他們的錢從哪兒來的？其實是凱倫出的，她的丈夫家雖然是貴族，但沒什麼錢，說得直接一些，就是凱倫用孃家的錢，買了一個男爵夫人的名號，這個大咖啡園，等於孃家人給凱倫的一份嫁妝。
這位布魯爾·馮·布里克森心裡也清楚，凱倫和自己結婚為的是虛榮，並不是對自己深深的愛。衡量一個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看自己願不願意為對方而改變自己。二人世界和一個人生活有質的區別。戀愛的特點是互不相讓，像天上飛翔的雲朵，不管男女都個性畢露。但婚姻大不相同，婚姻是地上的連理枝，婚姻需要互為第一，總是將對方放在第一位。很多人過不了這一關，以為婚姻是放飛自我的理想聖地，對方是自己的燃料，結果剛剛起飛就緊急迫降了。所以，如果婚姻中沒有愛情，無論男女，肯定不願在婚姻中放棄自己，都會我行我素，將對方看作空氣。布魯爾·馮·布里克森想，既然凱倫並不是為了愛情和自己結婚，這就像一樁買賣，自己給了對方貴族名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義務，因此婚後也不必有什麼約束。於是到了肯亞之後，他就到處遊獵，到處找女人，自己的家反而住得很少，像個旅店一樣。這個人原來就很風流，風流中染上了梅毒，一結婚又把梅毒傳給了凱倫，凱倫一輩子都深受梅毒的傷害，一直沒有治好。
這聽上去有些悲慘，但凱倫一開始並不這樣認為，她結婚後給弟弟的信裡說了這件事，但她並不悲觀，甚至還不可思議地沾沾自喜。這封信裡有一句話：「我付出這麼點兒代價，卻得到了男爵夫人的頭銜，很值得啊！」我們今天的人聽到這話，會覺得她太傻了，太不靠譜了，還有什麼比健康的身體、獨立的精神重要呢？一個男爵夫人的稱號，就那麼光彩嗎？但在20世紀初期，整個社會等級森嚴，在當時的社會只認兩個東西：地位與金錢。貴族有政治與文化地位，資本家有金錢，要追求「兩全其美」的生活，必須抓住這兩頭。凱倫家很有錢，缺的就是貴族的榮耀，凱倫的這種需求，比一般的老百姓強烈多了。一般老百姓沒有權也沒有錢，很容易接受自己的命運，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哲學。
1913年布里克森夫婦去了肯亞，一直到1931年，這個種植園實在辦不下去了，凱倫不得不離開了肯亞。其間，1919年她和布里克森離了婚，離婚後與另一個英國人相戀，這個英國人叫丹尼斯，兩個人的深情交往長達13年。丹尼斯是個體育高手，騎馬、打板球都很在行，而且他還是個技術高超的飛行員。1931年，丹尼斯飛機失事，去世了，此時凱倫的咖啡園也被野火燒燬了。雙重打擊下，凱倫離開了肯亞，回到了丹麥。回到丹麥之後，她夜不成寐，反覆回想自己在非洲的經歷，長達18年的心路歷程，她想用寫作把它表達出來。193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七篇哥特式的故事》，受到了當時文學界的高度評價，還受到著名的女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大力推薦。1937年，她發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走出非洲》，後來又陸續寫了《冬日的故事》(1942)、《最後的故事》(1957)、《命運軼事》(1958)、《草地上的陰影》(1960)等作品。隨著年齡增長，她的文學聲譽越來越高，但身體也越來越差，深受梅毒的折磨，骨瘦如柴。她1962年去世，去世時體重才60來斤。這位女作家很不容易，一輩子走了很多路，經受了很多起伏坎坷，成名很晚，發表《走出非洲》的時候已經52歲了。她去世後，丹麥人將她視為與經典作家易卜生並立的文學大師，她的頭像被印在丹麥的紙幣上，丹麥還為她出過特種郵票，她成為丹麥文學的偉大標誌。
凱倫·布里克森的一生讓人感慨。她和布里克森結婚時那麼功利，她想用收穫一個男人來獲得世界。但絕望的婚姻使她轉向了經營咖啡園的艱鉅奮鬥中。勞動徹底改變了她，她在勞動中直接擁抱了大地，其間沒有男人健壯的身影。從收穫男人到收穫世界，這是《走出非洲》對女性文化最大的貢獻。創作這樣的小說，需要偉大的獨立精神，把「愛情」這個女性文學的傳統主題放到第二位，而把人生自由的創造性放到了女性生存的中心。19世紀的女性文學範式，是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裡面的女主人公曆經曲折，最後都必須獲得美好的愛情。《走出非洲》本來可以也寫成一本蕩氣迴腸的愛情小說。但是凱倫的經歷給了這本小說另外一個視角，凱倫與布里克森1912年來到肯亞，婚姻傷痛累累，不得不在七年之後離了婚。離婚之後凱倫與英國人丹尼斯情感熱烈，最後卻是生離死別的結局。這樣的起伏跌宕，完全可以寫得滄桑悽美、愛恨交加，但凱倫的《走出非洲》不是這樣，她寫出了一種更廣闊的生活、更超越的精神、更加複雜的生存體驗。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有大約24萬字，寫凱倫與丹尼斯愛情的不到3萬字。主要的部分，都在寫肯亞各種人物的生活。草原、高山、飛鳥、猛獸、索馬利亞人、馬賽人、殖民者、尖頂房、原始舞……這片古老的大地，每一天都上演著生生死死，愛情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道暖光。我們看看這部小說的開場：
在非洲的恩貢山腳下，我有一座農場。恩貢山向北綿延100多英里，赤道在這兒橫貫而過。
農場海拔超過6000英尺。這兒的早晨和傍晚清朗安謐，能見度極高。白日里，你會覺得自己站得很高，太陽近在咫尺。到了深夜，則氣溫驟降，清冷無比。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恩貢山呈現出一幅地球上絕無僅有的風景畫卷。這裡的土地並不肥沃，也沒有繁茂的植被，好似一片被淨化過的非洲土地，飄浮在6000英尺高空中，散發著濃郁的非洲氣息，凝聚了非洲大陸的精華。整體色調幹黃焦黑，酷似陶器的色彩，零落散佈著一些高大的樹木。樹木的葉子單薄脆弱，樹冠的形狀與歐洲的不同，不是弓形或圓形的，而是層層疊疊地向水平方向延伸，看起來有點像棕櫚樹，又像是一艘艘馬上要揚帆遠航的帆船，全部籠罩在一種浪漫的英雄氣概中。如果是一片樹林，林子的邊緣就會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形態，遠遠看去，好像整片樹林都在輕微地顫抖。光禿禿的老荊棘樹彎彎曲曲地散落在遼闊的草地上；草兒散發著芬芳的香氣，聞起來很像百里香和桃金娘，有時候味道特別濃烈，幾乎有些沖鼻子了；花兒都小小巧巧的，像是長在小山包上一樣。不論是草地上的，還是原始森林裡匍匐植物和藤蔓上的花兒，都是如此。只有在長雨季開始的時候，才會有碩大的百合花驟然開放，散發出濃郁的香氣。站在這片土地上，視野極其開闊，你看到的一切都顯得非常偉大、非常自由，給人一種無與倫比的尊貴感。
面對這樣的大自然，如果我們僅僅用「愛情」的玫瑰色去塗抹它的全部，那是多麼膚淺和狹窄！這是一片值得敬仰的土地，是全世界人類的起源地。700萬年前，古猿從這裡開始分化，經過能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在20萬年前進化為智人，形成我們現代人。人類學家在肯亞發現了150萬年前的直立人化石，這個被取名圖爾卡納的男孩，手持石斧，健步如飛，是地球上最早出現的智慧物種。凱倫·布里克森在這亙古不變的風景畫卷中看到了「無與倫比的尊貴感」，人類在其中像個幼稚的孩子，愛情在這裡獲得了應有的尺度，它只是大地上一株四葉草，不是整個草原和山巒。
凱倫·布里克森在肯亞重生了，她18年的非洲生活經歷，打造了她和世界新的關係，走出了女性文學的舊模式。人們有種歷史已久的固定看法：女性生來就是感性的，都是家庭化的，探險、開拓、奮鬥，都不是女性的特長。《走出非洲》正面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女性到底應該選擇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擺在面前的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種是按部就班，遵循著社會的主流價值，沿襲著大多數人普遍的生活道路，考上一個很好的學校，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結婚成家，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直到70歲，房子大存款多，一生平順完美。另外一種就不一樣了，可能每一個明天都是未知，都需要勇氣去面對空白，每一天都給自己機會去嘗試新東西，日子風風雨雨，千山萬水走遍，活到70歲，錢少房子小，只存下一大堆到處遊走拍下的照片，還有旅途中寫的一張張稿紙。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社會都需要，都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不能說前面一種庸俗，後面一種文藝。如果社會沒有前一種人，就沒有繼承性和穩定性，很快就會崩潰；而若是沒有後面那種風雨兼程的人，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出現哥倫布，也不會有莎士比亞，更不會有那些偉大的的發明家、冒險家、探險家。兩者互補，相輔相成，這是宇宙定律。
但問題是，一個女性，只能選擇一種生活，到底應選擇什麼方向？這是一個大問題。《走出非洲》寫出了一個在受苦中播種大地，在播種中展開自由的女性。女主人公失去了咖啡園和戀人，但她一點兒都不後悔，她感到了幸福。以往女性的幸福只來自愛情，但凱倫的幸福來自土地。在她的筆下，在土地上自由地哺育出香氣四溢的咖啡，是多麼美麗的人生圖景：「能夠在一片地形極不規則的荒涼土地上，看到這麼一大片根據種植規律生長著、鋪展著的咖啡，感覺還是相當不錯的。當年，我在非洲大陸上空飛翔，從空中慢慢熟悉著咖啡園的樣子，內心充盈著驕傲和自豪。……當雨季來臨，咖啡樹開花時，在毛毛細雨中，在薄霧的籠罩下，好似有一團白堊雲飄浮在600英畝的土地上，那景象真是美得攝人心魄。咖啡花味微苦，聞起來頗似黑刺李花兒的味道。咖啡果成熟後，整個咖啡園就變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有時，咖啡豆會在午夜被烘乾出爐，此時的場面可謂美麗壯觀，令人驚豔：廠房高大壯觀，本來漆黑一片，此時亮起了數不盡的防風燈；燈光下，有蜘蛛網和咖啡殼在廠房裡飄蕩飛揚；無數黑色面孔圍在烘乾機的周圍，雖然滿是焦灼，但也神采奕奕、容光煥發。此時此刻，我們的工廠宛如衣索比亞人耳垂上的寶石，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閃閃地發出耀眼的光芒。」
這樣的醉人美景，不會自己來到。女性對這種生活的選擇，往往是逼出來的。如果布里克森能夠吃苦耐勞地耕耘咖啡園，能夠悉心地照顧自己的妻子，凱倫還會百分百地投入到繁重的勞動中嗎？顯然沒有這樣的可能。她會像肯亞的其他貴婦一樣，在一場場沙龍、酒會、家宴中忙個不停，充當合格的上流社會的女主人。我們從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小說《達洛衛夫人》中不難看到上流社會的貴婦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在每天的腐敗、謊言、閒聊中逐漸失去。」幸福與不幸的邏輯轉換就是這樣弔詭：很多人追求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生活富足，最後卻感到人生空空如也。有的人被生活拋入絕望，卻過出了詩意。《走出非洲》寫出了一個走出常規的女性，而且寫出了獨特的幸福體驗，擁有了自己的天地，這是所有的物質豐足、所有的愛情甜蜜都不能比的。在這樣的體驗面前，一切痛苦都值了，個體微小的生命融化在永恆中，時間不再粗糲，空間一望無際。
這不僅僅是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凱倫的感覺，所有融入土地的女性都會產生這樣的改變。小說中瑞典中年女性英格里德的父親和丈夫都是瑞典軍官，「她不僅長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恩喬羅有一座農場，偶爾會從農場抽身一兩天，不去管她的火雞或水果蔬菜，來我的農場上做客。她像奴隸一樣在地裡勤奮勞作。在和這種生活做鬥爭的過程中，她深深地愛上了這片農場，愛上了她的牛和豬，愛上了這裡的土著和蔬菜，甚至愛上了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熱愛農場到了狂熱的地步：「為了這片土地，她甚至願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賣掉。」凱倫與她交往，無比享受這「美好的時光」。凱倫與英格里德正是現代社會的新型女性關係，她們互相鼓舞、互相擴大，如大顆的雨點打入河面，一圈圈相連。
正是因為有這樣心路漫漫的體驗，凱倫在大火燒了咖啡園，不得不離開肯亞的前夕，也充滿著自立於大地的自豪感。她內心沉澱著歲月的磨鍊，「慢慢地才意識到，很可能這一幕就是我所尋求的答案，而且是最為純粹的精神層面的答案。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了尊重，變得與普通人不一樣，雖然方式有點怪異。我朝著某些力量大聲呼喊，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視我的尊嚴，它們怎麼可能給出其他答案呢？」她甚至消融了女性最敏感的時間感，走出非洲之時，也走出了時光的囚禁，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凝固在頓悟的一瞬：「為了贖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棄自己擁有的東西，到了最後變得一無所有，我自己本人倒變成了最微不足道的東西，被命運拋棄。那些天正好是滿月。月光照進空蕩蕩的房間，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圖案。我想，看著這間屋子的月亮或許正在好奇，在這樣一個空蕩蕩的房間裡，我還要住多久。‘啊，不對，’月亮卻說，‘時間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時間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這句話徹底走出了個體的封閉，看到了生命的無限。人的一生，就像是地表上一道淺淺的筆痕，地球輕輕一轉，就消失了。我們不需要把自己放得那麼大，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尺度上，打破那些得失的糾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融入豐袤的萬物生長。男人如此，女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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