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節我們講到，凱倫在離開肯亞的時候，她心裡有一種與日月同在的東西，甚至可以說生命迴歸到了宇宙裡邊。一個女作家，寫出如此的永恆性，跨越了凡俗的時間和空間，非常了不起，也十分難得。
《走出非洲》沒有一般長篇小說的複雜情節結構，它的故事本身是很簡單的，整本小說像一篇長長的記事散文，類似一部回憶錄。而且還有意識地迴避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沒有寫她和丈夫布里克森之間的情感傷痛，這個丈夫好像消失了一樣，又好像只是一個隱約存在的背影。也許這是作家的一個難言之隱，雖然由於無法從正面描寫，但從另一個隱形的角度，更深地表達出內心的痛苦。這樣的寫法，可能還有一個更深的含義：《走出非洲》中沒有常見的「男主人」，少了一個「頂樑柱」式的男人，反而更能凸顯女性獨立奮鬥的力量。凱倫當初為了一個「男爵夫人」的頭銜嫁給了布里克森，這個庸俗的起點，卻在婚姻的斷裂中一步步邁向了精神獨立。在現代社會，常常有這樣的事：庸俗的人生慾望把人帶入了一個不一樣的生活，頂著逆風卻達到了純淨之地。哥倫布當年迎風遠航，起初的目的是為了發大財，他哪裡知道，他的個人慾望推動的冒險之旅，打通了五大洲，開創了人類偉大的大航海時代。心懷財富之夢的男性在全世界到處跑，女性也隨著男人走向全球化，默默地充當配角，打理家庭事務。女性殖民者一般來說不會介入社會公共事務，也不主導大規模的生產，但是在《走出非洲》中，一切都不一樣了，凱倫沒有男人可依賴，她必須放下情感，將自己變成一個超越性別的人，去應對咖啡園的大量問題，與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此一來，凱倫徹底走出了傳統女性固守的私人領域，獲得了多樣豐富的社會關係。哲學家說，人在本質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凱倫的生命內在完全變化了。以往的很多小說，女人一旦遭遇丈夫的「不愛」，生命立刻變得空白，變得尖銳而痛苦，酗酒啊，歇斯底里啊，甚至與人私奔。總而言之，不是毀滅，就是脫軌。但是《走出非洲》探索了另外一種可能，寫出了一個女人在忘我的投入中獲得了新生命，在艱難中爆發出人生的創造性，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文化變革。
我們還要注意到，凱倫的獨立精神也包含丹麥民族氣質的薰染。凱倫的這個家庭，從祖父到父親都有探險家的膽略。這和丹麥這個國家的歷史背景有關。現代丹麥儘管不大，但是它的歷史卻不平凡，它的民族來源，很大一部分是維京人。維京人（古挪威語：víkingar）是什麼人？在歐洲歷史上，「維京人」是中世紀英國人和法國人對北歐入侵者的稱呼，主要是指來自挪威和丹麥的北歐人。維京人也被稱為北歐海盜，擅長揮舞戰斧，駕著帆船遊蕩在歐洲大陸、北極、北美洲，到處搶奪，甚至大量販賣俘虜發財致富。丹麥曾經有過一個雄霸天下的海盜時代，大約西元700年開始，一直到西元11世紀，將近300年的時間，丹麥的海盜十分厲害，被稱為「維京時期」(vikingage)。不光歐洲大陸受不了他們，最後連英格蘭都吃不消了。怎麼辦呢？11世紀的時候，法國國王最後想出一個無奈的辦法，把法國西北部諾曼底附近的一塊地方送給維京人，讓他們定居下來，成立一個叫作丹麥的新國家，不要再惹事。這一招很靈，維京人終於安生了。知道了這樣的歷史，我們就不難理解丹麥的文化其實是很有闖勁的，女性在這種文化中處於弱者，不顯山不顯水，但當她們失去了依靠，血液裡面的維京人野性遺傳燃燒起來，這些女人絕地反擊的勁頭，必然是十分強勁的。
當女人自己走出家門，不再跟隨在男人的身後，第一個感覺往往是耳目一新，她們豁然看到一個闊大的時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空間和心理時間，女性往日侷促在瑣細的家庭事務中，會把各種家庭用物看得很重，不停地購買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將屋子裡填得滿滿。而凱倫在走過遼闊非洲之後，終於明白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是人與大自然的心靈之約。她在離開非洲時，「把所有的傢俱都賣掉」，只是「把自己所有的書都放進了箱子裡，平時就坐在上面，也會把它們直接當餐桌用」。然後，「房子慢慢地變回了它原本的樣子，看起來像頭蓋骨一樣高貴。裡面涼爽寬敞，帶著迴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長得跟臺階一樣高。最後，屋子裡終於什麼都沒有了。凱倫想這種狀態要比之前的更適合人居住。她對法拉說：‘我們真應該一直保持這個樣子。’」這是女性生存的新感覺，超出了日常的邊界，停留在傳統慣性中的人很難理解其中的含義。莊子在《秋水》中寫道：「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說，對井裡的蛙不可與它談論關於海的事情，是由於它的眼界受著狹小居處的侷限；對夏天出生死亡的蟲子不可與它談論關於冰雪的事情，是由於它的眼界受著時令的制約；對見識淺陋的人不可與他談論關於大道理的問題，是由於他的眼界受著所受教育的束縛。在遼闊的非洲生活過後，關於家是什麼，凱倫·布里克森有了新定義，那就是精神的自由之所，《走出非洲》中要表達的，是如此強烈的現代女性意識，實現了巨大的視覺轉換。在這樣的新視覺中，凱倫不再想寫一個女人依偎在男人身邊的「幸福故事」，更不會去費力編造起伏跌宕的情感傳奇，那都是小聰明，她要帶著我們去看一個女性視野中的新世界。
這個女性新世界最鮮明的標誌，是凱倫對於非洲本土文明與外來歐洲文明的敏銳觀察。她對大自然的描寫雄渾壯闊、色彩絢麗，淋漓盡致地釋放出這片土地的地理之美。小說裡有不少篇幅近距離地描寫了肯亞大群大群的野生動物，書裡這樣寫道：「我見到過一個水牛群，一共有129頭。它們通體黑色，體型巨大，像是很多鐵疙瘩，頭上的角威猛有力，不斷地在水平方向搖晃著。它們一頭接一頭地從古銅色的天空下走過，走出晨曦中的薄霧，看起來好像不是一步步接近我，而是就在我眼前突然被創造出來，然後被派到了凡間。我也見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裡穿行的象群。陽光透過繁盛的藤蔓斑斑駁駁地灑下來，象群緩緩地向前行進，好像是要去世界的盡頭赴一場約會，看起來極似一條放大了的波斯地毯邊線——地毯古老且價值連城，邊線由綠色、黃色和深棕色渲染而成。我還多次見到過橫穿平原的長頸鹿隊伍。它們渾身散發出一種奇特的、獨一無二的、植物式的優雅，就好像不是一群動物在行走，而是很多花朵在緩慢移動。這些花朵碩大無比，非常罕見，帶著長長的莖和斑點。我也看到過兩隻犀牛在清晨漫步。晨間的空氣太過寒冷，它們的鼻子有點受不了，總在那兒吸氣噴氣。它們像兩顆有稜有角的巨石，在長長的山谷裡互相嬉戲，一起享受著生活。我甚至還見到過高貴的叢林之王——獅子。有時是在日出時分，當彎彎的殘月還掛在當空時，草叢在月色下泛著銀光，平原一片灰濛濛，獅王獵殺歸來，滿面紅光地穿過平原，向家的方向走去，像一道黑線一樣從草叢中掠過。有時是在正午時分，獅王的家族躺在低矮的草叢裡午睡，它就躺在正中央。我還見到過它躺在自家非洲花園的金合歡樹樹蔭下小憩，樹蔭面積巨大，地上柔軟無比，躺在上面如在春日般涼爽。」這樣壯觀的非洲自然視覺，在凱倫之前的女作家作品裡是從未有過的，非常原生，非常美麗，非常野性。
我們應該注意到，凱倫寫這些動物世界，寫這個自然背景，有她歷史的批判性。工業革命之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迅速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時候帶著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優越感，殖民者認為歷史就是不斷地從原始社會向工業社會進化，西方人帶來的儀器、工程裝置、科學知識，甚至那些屠殺了無數原住民的火槍大炮，都是歐洲先進的證明，非洲土著應該頂禮膜拜，他們的命運必須聽從殖民者的安排。這種歐洲中心主義，自然也是歐洲男性強權的延伸，對殖民主義正當性的歌頌，就是對西方男性權力全球化的肯定。這種支配欲的膨脹，本質上是無盡的佔有慾，背後是龐大的工商業資本的貪婪推動。凱倫·布里克森對肯亞乃至非洲的原住民境遇無限同情，以獨立女性的視角寫出了自己的觀察。尤其是對於肯亞土著人的生動描繪，熠熠生輝，讓人讚歎。
凱倫筆下的原住民，有著與歐洲人迥然不同的智慧，他們的腦回路佈滿直覺和感應，而不是西方人的剛性邏輯。「如果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也不可能直接告訴你。比如，你如果直接問他，你有多少頭牛，他們會故意逃避著回答：‘就像我昨天告訴你的那麼多。’歐洲人覺得這種回答很傷感情，但這種直接的詢問同樣也會傷到土著的感情。如果你死纏爛打地問下去，非要他們解釋自己的行為，他們會盡可能對你讓步，讓你陷入一種古怪的、可笑的空想中，把你引入錯誤的方向。」凱倫一開始感覺是這些原住民害怕西方人，因而故意含糊其辭。但後來她明白，「這些害羞的人並不怕我們。他們的危險意識要比白人差很多。在遊獵的途中或在農場上面臨險境時，在我和身邊的土著夥伴們眼神交匯的那一刻，我就意識到我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他們好像在猜測為什麼我會對面前的險境如此恐懼。這讓我覺得，或許對於他們而言，生活已經融入了他們的每一顆細胞中。他們就像是深水中的魚兒，完全無法理解我們對溺水的恐懼，而我們是永遠都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篤定，之所以能擁有游泳這項技能，大概是因為他們擁有著一種特殊的智慧。而這種智慧，即使是我們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擁有過。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會這樣教你：神和魔是一體的，它們是世間最高的權威，永生不滅且共生共存，永遠都不會單獨存在。非洲土著人不會糊里糊塗地看待他人，也不會孤立地看待事物」。凱倫在這裡寫的是人類文明的多源性，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們今天衡量一個現代人的精神含量，首先應看他能不能容納這些差異，能不能對不同的文明之間的差別有真誠的敬意。
在《走出非洲》中，凱倫最痛心的事情，是看到殖民者對非洲大地的毀壞，特別是在她賣掉咖啡園之後，新的買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樹砍掉，把這片土地劃片出售，用作建築用地，因此他們也就不再需要這些土著人了。出售交易剛剛達成，買主就限令這些土著人在半年後搬出農場」。凱倫氣憤至極，她知道「根據這裡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購買土地」，而土著人多麼依戀自己的故土，「他們要比身處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強烈」。她想起當地的馬賽人，他們「當年被迫從鐵路以北的故鄉遷移到如今的馬賽保留區後，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帶了過來，並以它們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如果要離開長期居住的土地，他們必須把周圍認識的人一起帶走，這樣才能證明他們的存在，在遷移過去很多年後，他們還會談起之前居住過的農場的地形和歷史」。凱倫夜不成寐，為土著人的未來焦慮，她憤然奔走於殖民當局的權力部門之間，要求給原住民生存的土地，她大聲告訴殖民者：「就在不久之前，在我們仍然有記憶的不久前，這個國家的土著人還毫無爭議地擁有著這片土地。他們那時從來沒有聽說過白人和白人的法律。雖然目前他們在生活中沒有什麼安全感，但土地對他們來說仍然是固定的、不動的。販賣奴隸的人販子們把他們拉到市場販賣，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來。被賣掉的土著人在東方流浪著做奴隸時，會時時刻刻想著回到這片高原，因為這裡有他們自己的土地。有著黑色皮膚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與同樣擁有黑色皮膚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們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莊嚴沉穩的模樣，周圍的世界在他們昏暗的腦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積。他們是大地的化身。」這是凱倫在肯亞生活18年裡最光榮的時刻，她不再為自己的利益奮爭，而是為被壓迫被剝奪的非洲人搏鬥。通過她的吶喊，殖民當局最終不得不同意了凱倫的籲求，「終於同意為我的非法棚民們撥出一片土地，就位於達戈雷蒂森林保護區內。他們可以在那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區，而且那兒也離我的農場不遠。在農場消失之後，他們還能保留自己的樣子和名字，作為一個群落生活下去」。
凱倫在即將離開非洲的時候，做了一件偉大的事，她心裡非常清楚，她爭取的不僅僅是土地，更是人類危在旦夕的一種古老文明。書中這樣寫道：「土著人是非洲血和肉的化身。這些在廣袤的風景畫中生活的小人兒，要比大象、長頸鹿、生長在河邊的那些高大的含羞草式的樹木，以及在大裂谷上空高高聳立的隆戈諾特死火山更能真實地反映非洲。所有的人都在表達同一個核心思想，都是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表現形式。他們不是由不同元素堆積而成的統一體，而是由同類元素堆積而成的異類體，就像橡樹葉、橡子，以及橡樹上的其他物質，都是源自橡樹。我們這些穿著長靴、整日行色匆匆的歐洲人，與周圍的這幅風景畫完全不協調，但土著人就與周圍的一切非常協調。這些有著黑皮膚、黑眼睛，個子高高瘦瘦的人，無論是在旅途中還是在田地裡，無論是在放牧，還是舉辦大型舞會或者是講故事，都恰似活脫脫的非洲在散步，在跳舞，在招待你。土著人外出旅行時，常常是一個接一個地排著隊走路，因此非洲土著人的道路都很狹窄，即使是最好的路也是如此。在這片高原上，你常常會想起這句詩：高貴著的，永遠是土著人；平凡著的，永遠是遷徙過來的人。」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從來就不會這樣看待非洲文明，凱倫·布里克森從一個女性的角度發現了非洲的文明之光，獨具慧眼。為什麼說非洲人是由同類元素堆積而成的異類體？關鍵之點是非洲的文明與大自然緊貼在一起，不同地域的原住民都有很大的文化共同性。這種文化看待一切都很自然，不會像殖民者具有非常強烈的征服意志，摧毀一切阻礙自己目標的東西。我們現在看非洲地圖會有些奇怪，為什麼那裡的不少國家邊境線是筆直的？那是殖民者不問青紅皂白用尺子劃出來的，強迫非洲人接受。大地上哪會有這樣筆直的線條呢？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都是隨著山脈、河流、叢林、湖泊的環境變化，各自安居在自己的家園。殖民者把國界這麼一劃，看起來紙上作業很方便，卻造成了無窮的後遺症，不同的部族被強行劃到一塊兒，矛盾重重，甚至發生種族間的大屠殺，給歷史留下一個個死結。非洲現在的很多種族衝突、民族衝突、部族衝突，都跟這個有關係。
凱倫·布里克森轉動了文化的角度，從非洲人的眼光看非洲，立刻看到了原住民獨具一格的價值。《走出非洲》中有一段寫得特別好：「非洲東部的人際交往活動比較活躍。這種交往活動的大門，首先是由舊時代的象牙商和奴隸販子開啟的。到了現代，歐洲的移民和大型野獸狩獵者再次開啟了這道門。從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幾乎每個土著人都面對面地見過許多自己種族外的人。他們見過英國人、猶太人、波爾人、阿拉伯人、索馬利亞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馬賽人、卡維朗多人。這些人對於他們，就相當於西西里島人對於愛斯基摩人。我們甚至可以說，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認為的土氣的鄉下人。」「土著人是世界居民」，這個感覺別開生面，只有與土著人站在同一個方向，才會真切體會到其中的真實。令人遺憾的是，能和凱倫·布里克森一起轉動的殖民者還是太少了，她的一己之力，不可能改變黑非洲的沉陷。她回到丹麥之後，收到黑人部落的來信，裡面說：「現在，你所有的僕人天天都很不開心，因為你離開了這個國家。如果我們是鳥，我們就會飛過去看你，然後我們再飛回來。然後是你的農莊，它過去對母牛、小妞、黑人都是好地方。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沒有牛、山羊、綿羊，什麼都沒有了。現在，所有壞人心裡都很高興，因為你的老僕人們又變成了窮人。」這麼一封僕人的來信，不僅寫出了凱倫·布里克森女性的憐憫，還有哀傷。
在《走出非洲》中，凱倫·布里克森並沒有把殖民者寫成天下烏鴉一般黑，也寫出了殖民者的天真與可愛，讓我們讀起來興趣盎然。書裡面有幾個殖民者，從歐洲人跑來肯亞，覺得自己能夠在殖民地創大業，結果東撞西撞，非常潦倒，最後失敗而歸。其中有個人名叫克努森，來自丹麥，「一生嘗試過很多事業，他尤其鍾愛那些關於大海、魚或鳥的事業，但他從來沒有成功過。他告訴我，他曾經在維多利亞湖畔經營過一家漁業公司，公司裡有在湖面綿延好幾英里的世上最好的漁網，還有一艘摩托艇。戰爭開始之後，這一切都化為了烏有」。雖然克努森已經老了，雙目失明，但他腦子裡還在籌劃著一個偉大計劃：「把奈瓦沙湖底的上千噸鳥糞撈出來。要知道，這些鳥糞可是從創世紀那天就開始被那些遊禽丟在這兒的。」這個堂吉訶德式的老人最後還是悄然去世了，「那時已經是四月的天氣，長雨季馬上就要開始，平原上剛剛長出新草。傍晚，我和卡曼特出門想到新長出的草裡找點蘑菇，卻發現了老克努森躺在那條小路上。」許多殖民者心懷夢想來到非洲，到最後卻默默死去，西方殖民歷史中人數最多的，就是這些無聲無息的人。
老克努森在殖民者中屬於潦倒者，而《走出非洲》裡的另一個年輕人伊曼紐爾森則是到肯亞尋找別樣生活的漫遊者。這個瑞典小夥子在肯亞首都內羅畢的一個飯店做領班，「總是不停地陷入生活的麻煩境地」，是個不合時宜的年輕人。突然有一天他路過凱倫的農場，想借一點錢，然後步行到鄰國坦尚尼亞去。凱倫覺得他在騙錢，因為步行走這條路要穿過一片危險的馬賽人保留區，那一帶也沒有什麼水，而且有很多獅子。但凱倫還是留他吃了晚餐，還給他收拾了一個房間，留宿了一夜。在聊天時，才知道這個年輕人是個悲劇演員，在瑞典的時候演過很多經典話劇。一談起戲劇，這個男人眉飛色舞，特別在行。讓凱倫震驚的是，這個流浪的男人居然還結過婚，他說他在非洲什麼也不會，到巴黎卻可以做一個優秀的咖啡館招待員。凱倫問他為什麼不去巴黎？他急忙說：「巴黎？不可能。我就是在很危險的時候從那兒逃跑的呀。」這個伊曼紐爾森的生活真是有點神秘啊！他樂天知命，總是說自己過得很慘，卻又寬慰自己，「在世上所有的人當中，總要有人過得慘一些。不是這個人就是那個人」。
凱倫第二天送別了他，給了他55盧比，看著他走了，「在清晨的微風中，他的黑色長風衣在他的雙腿周圍不停擺動，風衣口袋外面露出葡萄酒瓶的脖子。此時，我心中滿滿的全是愛和感激，這是留守在家的人對在世界上游逛的旅人、行者、水手、探險者和流浪漢的感情。走到山頂後，伊曼紐爾森轉過身，摘下頭上的帽子，朝我揮舞著，長髮在他的額前不斷地飛舞」。書中的描寫很寥落，很詩意，很藝術，很自由，伊曼紐爾之所以不肯離開非洲，就是貪戀這片土地為他帶來的這份人生。
看到這裡，我們為凱倫·布里克森感到幸運。她在非洲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了完全不同的人，如果凱倫一直安穩地在丹麥住著，靠家裡的錢，靠著一個男爵夫人的稱號，雖然可以過得很體面，但她永遠看不到非洲的的這些畫面，永遠體會不到人在途中的詩意，永遠激發不出心靈深處的靈性，更不會去關注非洲黑人的歷史悲情。我們的生命不是一個粽子，不能被粽葉一層層包裹起來，我們要如蓮花，在夏季的風中一天天開啟。我們的夢想和我們的現實世界之間有難以跨過的差距，我們如何給自己一點兒飛翔的餘地？就看你能不能像凱倫一樣，走入非洲，走出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