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情小說中，男女相遇是最關鍵的環節。表面上看這是偶然的、發生在一瞬間的事，但實際上，背後卻有漫長的道路。就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用一個詞，「來龍去脈」。每一個人，無論男女，都有自己的來路，從家庭、村落或城市到求學、求職、工作……一路走來，沒有一個人是相同的。生活經歷的不同，也形成每個人精神世界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對未來的想象和追求，也就是說，「來龍」對「去脈」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於愛情來說，兩個人的「來龍」是不相干的，是兩個陌生人走到了一起。而他們的「去脈」卻是緊密相連，甚至是生死相關的。因此，男女相愛，最關鍵的是兩個人有沒有共同的未來。如果我們把「來龍」稱為存量，那麼「去脈」就是增量，愛情的雙方共有的，只有這個增量。有的人選擇戀愛物件的時候，只注重存量，看對方的財富、地位、才華，等等，而不看對方和自己屬不屬於一個世界，不看兩個人有沒有幸福的增量。這樣的選擇往往是斷頭路，根本走不遠，甚至一起步就熄火。
但是我們如何去判斷一個人的「去脈」呢？這就需要我們認真體會對方的「來龍」，明白對方的精神歷程。對於現代人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困難的事情。現代社會成年男女相遇，大多是萍水相逢。尤其是在轉型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大量的人在遷徙，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我們相遇的每個人，幾乎都是平面化的，都是生命的一個片斷，很難看到彼此的過去、看到彼此的成長軌跡。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人一生定居在家鄉，互相看著彼此長大，是熟稔的相鄰聚落，互相知根知底。而現在的人，相互之間看不到精神縱深，只能憑一瞬間的印象去感知對方。從自由自主的角度看，這是一件好事，人們可以從傳統的家族束縛、等級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自己內心的自由。但從相知相依的角度看，這種疏離和鬆散又充滿了未知性，造成很多「去脈」不同的人走到一起，陷入虛幻的愛情，最後一拍兩散。可以這麼說，「愛上」這件幸福的事，在當今這個時代，很容易變成危險的錯覺，拉開「一見誤終生」的序幕。
弗蘭克和愛波，他們各自的來路如何？
弗蘭克的父母親過世好幾年了。他的父親是「一個有點謝頂，眉毛很濃密的男人。他的嘴只有一個形狀，不是表現狂躁，就是表現憤怒」。他的母親總是「戴著一副無邊框眼鏡，頭髮彆著發兜，在嘴唇上小心翼翼地塗抹著口紅」。父親厄爾·惠勒具有操控一切的慾望，常常「讓弗蘭克掰開他捏緊的拳頭，他年小力弱，雙手使盡全力也無法掰開一個指頭，拳頭劇烈地顫抖，這時父親的笑聲便會在廚房裡響起來。弗蘭克嫉妒的不僅僅是父親手上的力量，還有他雙手的堅定和敏感」。然而，在家庭之外，弗蘭克父親的職業生涯從來沒有順暢過，他本來是紐約諾克斯公司紐瓦克分公司的經理助理，「僥倖逃過了大蕭條時期大規模的裁員和失業」，還差點兒成為諾克斯公司總經理的助手，但最終還是沒能競爭到這個高階管理的位置。「父親直到生命的盡頭也沒能理解為什麼會失敗。從開始到最後的沉淪，弗蘭克父親始終沒能理解這次的失敗和接下去一連串的打擊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的幾年他總是被調來調去，直到戰後很快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從原來的經理助理被調到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去做普通的推銷員。」這樣一個大公司的中級職員，就像是資本鏈條上的一顆螺絲釘，每天都渴望在階層社會中「上升」，但總是備受打擊。1949年，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在話劇《推銷員之死》中早已寫出了這種人生的灰暗。這部戲劇的男主人公名叫威利，是紐約一家服裝公司的市場推銷員，一年四季開車到處跑，推銷公司生產的各式服裝。他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夠創造比別人更好的生活，實現自己發財致富的美國夢。然而在他辛苦了36年之後，老闆卻把他解僱了。最後，威利在疲憊和孤獨中自殺，結束了幻覺中的一生。這部話劇講的絕不僅僅是一個極端的現象，而是底層白領的普遍狀態。所以美國作家保羅·利伯曼評價說：這部戲劇「是衡量國家及其人民經濟、家庭、價值觀和夢想的尺度。威利成為美國式自誇、自負和自欺的象徵。但每個人都心繫這位深感好運不再、意志消沉的男人」。
與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不同，耶茨的《革命之路》要寫一個進一步的問題：威利這樣的夢幻破滅者已經衰亡，過去了，他們的後代又將怎樣生活？我們在《革命之路》中看到，弗蘭克堅決拒絕走父親的那一條道路，他要創造全新的自我。14歲那年他計劃了一次出逃，「他把課餘的時間都用來計劃坐火車從美國東部去西海岸。他在鐵路圖上策劃了好幾條備選的路線。還在心裡試演著怎麼應對流浪漢成群的場面」。他甚至「在軍需用品店看好了衣物和裝備，包括李維斯的夾克和褲子，帶肩章的軍裝款卡其布襯衣，還有鞋頭和鞋跟鑲上鋼片的高統靴子。一頂他爸爸的老呢帽，只要在防汗帶裡塞點報紙就能戴合適」。可是一切都是紙上談兵，最後他在同學的嘲笑聲中悄然結束了這份異想天開。1944年弗蘭克高中畢業，在18歲的黃金年齡毅然報名參軍，開赴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他的這段軍旅生涯並不長，甚至沒怎麼打仗，經歷過一次長長的行軍後，突然聽到德國法西斯陣營投降了。儘管沒有真正出生入死地拼殺過，退伍軍人的身份仍然給了他無比的榮耀，回到美國以後，他依靠政府對退伍軍人的特殊照顧，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意氣風發。「他頭上驕傲地戴著‘退伍老兵’和‘知識分子’的光環，勇敢地接受著這些稱號，就像他以同樣的勇氣穿著那件故意做舊的斜紋軟呢夾克和褪了色的卡其布長褲。」名不副實的虛榮籠罩著他，讓他在生命最需要踏踏實實磨鍊的年齡段漂浮起來。他和退伍同學的身邊「總是有數不清的女孩圍著打轉，並且願意跟著他們來公寓」。弗蘭克享受到了「生命中第一次被人敬仰的感覺」，他喝著啤酒眉飛色舞地高談闊論，身邊常常是「一片輕聲的贊同」，說他「只需要時間和自由去找到自己」。這讓弗蘭克「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擁有與眾不同的天賦和前景」，慶幸自己「沒有特定的志趣。正因為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標，他也就避免了特定的限制，整個世界和生活本身，都能成為他選擇的領域」。
弗蘭克的這種狀態其實是一種嚴重的精神危機，他所有的榮耀都不是自己掙來的，而是時代的天空掉下來的餡餅。美國是個極為崇尚個人價值的國家，整個社會對退伍軍人有著特別的尊敬。在美國人看來，一個人用生命來保衛國家，這是最大的犧牲，整個國家對戰爭歸來的軍人，應該給予最優厚的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軍總兵力超過1100萬人，是當時美國總人口的10%。1945年8月，日本投降，當年10月美國開始大規模裁軍，到1948年底，美軍精簡到170多萬人，削減的速度驚人。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退伍軍人事務部，供職人員高達38萬人，負責為退伍軍人發放退休金、參戰補助金、殘疾撫卹金和死亡撫卹金，為退伍軍人設立人壽保險，提供醫療服務、住房貸款，資助退伍軍人進行深造，幫助退伍軍人就業。弗蘭克在戰場上幾乎一槍未放，就獲得了這些榮耀和待遇，他在潛意識中有了一面虛假的鏡子，將自己放上了不凡的雲端。因此他下決心不走尋常路，不願隨大流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只是「偶爾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掙口飯吃，腦子裡則不停地想著事情」。真實的自我與虛幻的自我意識之間有巨大的距離，他不得不努力模仿各種高大上的「男子漢形象」，打造自己的人設：他不辭辛苦，以「非常性感」的姿態走路，「不自然地把一隻肩膀抬高一兩寸，挺直脖子」；每次在暗處點燃香菸的時候，「他會小心地保持一種形象：皺著眉頭，就像一個飽經風霜的硬漢，啪一下掀開打火機，用手護住火，火光閃爍照耀出一個男人曇花一現但卻無比強烈的影像（很多年前他經常在黑暗的衛生間裡對著鏡子這樣練習）」；他會悉心地注意自己的細枝末節，「刻意把說話的聲音壓低，頭髮要梳理整齊，被他啃得凹凸不平的指甲要遮蓋起來」……
弗蘭克的這種表演性套路，看上去有些滑稽，但細細體會並不可笑。處於社會中下層的青年，心理世界往往是雙重的：仰望天空，有一層又一層比自己高的社會等級，感覺到壓抑和不公；俯瞰大地，又不甘心於沉寂在不平等的宿命中，內心燃燒著拔劍而起的奮鬥慾望。這樣的心勁兒，比起中世紀那些馴服的底層青年，是歷史的大幅進步。中世紀的底層社會毫無上升的希望，鐵籠一樣的等級制和世襲制，牢牢地牽制著下層人的命運。只有在歐洲近現代社會，出現了「天賦人權」的新觀念，很多普通人才變得野心勃勃，內心充滿了對未來的想象。這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弗蘭克的追求太空洞了，缺乏真實的社會價值，他每天生活在光環中，沉醉在美好的幻覺中。如何衡量一個人的生存質量？其實很簡單：每天都反思一下自己，看看在知識上有沒有增加，文化視野的寬度有沒有擴大，情感的含量有沒有更加豐富，行動性有沒有增強。借用中國古代賢人曾子的話來說，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而弗蘭克處於什麼狀態？是無休無止的自我迴圈，彷彿一捆稻草，用一根幻想的繩子捆著，看上去是人生的豐收，實際上並沒有勞動的內在。這樣的生活表面上風光，內心卻是空洞的，沒有真正的獨立性，總是需要外部的讚美來確定自己。他每天站在自設的舞臺上，沒有觀眾的掌聲，他根本活不下去。
而對一個這樣的男人來說，最大的讚美，莫過於找到一個「第一流女人」，通過美人的臣服，可向世人證明自己的男性魅力。「他最煩心的是，在接觸過的女孩裡還沒有一個可以讓他有一種純粹滿足感。其中有一個面孔相當迷人，但是有著不可原諒的粗腳踝；另外一個非常有頭腦，但是總有一種想要像母親一樣去照看他的慾望，真令他厭惡；總之這其中沒有一個是第一流的女人。」
終於，這個女人讓他遇上了，她就是愛波。
愛波遇到弗蘭克之前，生活中充滿了「陰暗的故事」。她的父母曾經「有一場浪漫的婚戀，在大西洋上讓船長主持婚禮，然後又在孩子不滿一週歲的時候草草離婚」。她出生後，直接被媽媽「送到了瑪麗姨媽家」。愛波20歲的時候，父親在波士頓的一家旅店裡開槍自殺了，過了幾年她母親也在西海岸一家戒除酗酒惡習的療養院裡去世。愛波的生命從未被溫暖地關愛過，她在不同的姨媽家之間被送來送去，淡漠的感情，使她幾乎把姨媽們「忘得差不多了」。年幼時父母偶爾來看她，是她「唯一開心的事情」。在極度的情感匱乏中，愛波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將父母看成「她真正愛的人」。在父母去世之後，愛波珍惜地儲存著為數不多的紀念物：「她在不同年齡時期拍的照片，在草地上，要麼跟父親一起，要麼跟母親一起。還有一張她母親的小小的肖像；一個鑲著皮革相框的發黃照片，她父母的合影。她的父母身材高挑，衣著優雅，站在一棵棕櫚樹下，旁邊寫著‘1925年，戛納’；她母親的結婚戒指她也精心儲存；一枚古董胸針藏著一束外婆的頭髮；還有一匹小小的白色塑膠馬，只有一個表墜大小，估計價值只有兩到三美分，愛波還是收藏了很多年。」這讓人有些傷感，她極力渲染對父母的愛，為的是讓自己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上有一份念想。這念想表面上是愛父母，核心中是竭力證明父母對自己的愛。這些紀念物像一條蜘蛛絲，亮晶晶地閃動著愛波渴望被愛的女性本能。和弗蘭克結婚以後，她談起父母，依然說：「我愛他們的衣著，我愛他們說話的方式，我愛聽他們跟我說關於他們的生活。」弗蘭克雖然習慣於沉浸自我，但聽到這話時，一眼就看到了愛波的孤獨，「除了把她摟在懷裡，弗蘭克沒別的事可做了。他可憐她得到的太少了」。
但是，如果我們因為愛波的漂泊往事，就將她劃入卑微的弱者，那可大錯特錯了。這絕不是她自己的定位，她進過藝術學院，受過戲劇專業的高等教育，藝術的王國，是她自我拯救的天梯。坎坷的生活給了她悲傷，她要用藝術的自由來否定現實。所以，她根本不會喜歡在現實中春風得意的男人，而當她一看到弗蘭克，頓時看到了一個自我放逐在社會主流邊緣的流浪者。她愛他對現實的拒絕性，她期待與弗蘭克一起創造與別人不一樣的獨特生活。婚後她對弗蘭克說的一番話真切展現了她的願望，愛波說：「我對‘現實’的評價很奇怪很低。……一個有頭腦的男人年復一年像狗一樣做著一份他根本無法忍受的工作，每天回到一所他無法忍受的房子裡，生活在這塊他無法忍受的郊區。而且家裡等著他的妻子同樣不能忍受這些東西，不能忍受跟一群擔驚受怕的小人——哦，弗蘭克，其實你不需要我來告訴你，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到底有多糟。我說的很多東西其實只是重複你的話。就在昨天晚上坎貝爾夫婦在這裡的時候，你記得你說過郊區的人總不去正視現實，就像一切與己無關嗎？你還說每個人都把孩子浸泡在泛濫虛偽的情感中來撫養長大。」愛波對弗蘭克說這些話，是為了喚起弗蘭克的同感，愛波並不會想到，弗蘭克完全承擔不起她的熱望，他只能竭盡全力做出愛波喜愛的樣子：「每天早上弗蘭克一定比愛波醒得更早，從床上跳起來，這樣她只能看見他精神奕奕的樣子，而不是剛睡醒時臉部腫脹、表情迷茫的模樣。他會在燭光中咬緊牙關，這樣他看上去就會顯得堅毅而有魄力。只是長時間的表演讓他大牙痠疼。有時候，弗蘭克會憎恨自己使用這樣的伎倆來達到目的，甚至隱隱地把愛波也遷怒在內，因為她竟然會這麼輕易被這些虛偽的表演打動。這都是些什麼幼稚玩意兒啊？」
一個徒有其表的小夥兒，一個追逐別樣生活的女孩兒，就這樣在虛空中相遇了，他們毫不猶豫地結了婚，絲毫沒有預感到雙雙走到了懸崖邊緣。他們要找一所浪漫的房子，安置自己不同尋常的未來。他們找到了房屋中介人吉文斯太太，吉文斯太太「很快就弄清了他們想要的房子有一點點特殊，他們想要一個改建過的小穀倉或車屋，或者一個廢舊的小客棧，需要有一點魅力。這樣的要求她很討厭，不得不告訴他們，這些的房舍早就沒有了」。但她還是勸他們不要灰心，吉文斯太太知道有一處他們可能會喜歡的地方，這個地方「結構簡單，線條幹淨不拖沓，草地整理得很好，對孩子們是再合適不過了」。她開著車，帶兩個年輕人去看那幢房子：「就在下一個拐彎處，你們看，這一帶的路況也好了一些，對吧？現在你們就要看到它了——就在那裡。看到那棟白色的小房子了嗎？很討人喜歡吧？你看它在小山坡上自得其樂的樣子。」
愛波一眼就看上了它：「那所房子的輪廓慢慢從細長的橡樹叢中展露開來。房子不大，是木質結構的，高高佇立在混凝土地基上。房子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窗，遠遠看去像一面巨大的黑色鏡子。」愛波興奮地說：「嗯，我覺得這房子確實挺可愛的，你說呢，親愛的？不過，當然，這裡也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我想我們到哪兒都逃不掉落地窗啦。」弗蘭克跟著開口了：「我也這麼覺得，但我想一扇落地窗不會破壞我們的個性的。」
兩個年輕人看上的是一幢郊區獨立房屋，他們想在這幢「革命山莊」的房屋裡，開始他們「個性化」的生存。但他們忽略了自己身處的大環境：離家不遠的地方，是星羅棋佈的相同的住宅，無數中產階級，正在這裡享受著「美好的生活」。美國作家威廉·曼徹斯特有一本很著名的書《光榮與夢想》，這本書中寫道：「1958年前的10年裡，定居區建成的1300萬套新住宅中，大約有1100萬(85%)建在城市外。農場和中心城市的難民聚集在鄉鎮，這些地方，在戰勝日本那天尚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喪失了活力。在過去，它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嚮往的地方，現在，這些人已不斷流入城市周邊社群、彎曲的超級街區，那裡有複式花園洋房、紅磚迷宮和修剪整齊的草坪。那裡居住著新一代人，搖擺世代和他們的甥侄輩……在郊區，一種型別完全不同的群體正逐漸佔上風，‘他向的美國人’。這些人的動力來自他們渴望不斷被人喜歡。托克維爾在100多年前就發現了支撐這個論點的證據，他指出，雖然美國人自豪地談論他們的個人主義，但美國人特殊的才能，也是他們最大的潛在的弱點根源，那就是他們彼此合作的作風。他預言，如果美國失去了這種動力，便會通過犧牲所有其他美德而加強社會性的美德，並創造一種多數人的專政。他寫道：‘在平等的年代中，無論人們為自己制定了什麼政治法律，你都可以很肯定地預見到，對公眾意見的信任將如宗教信仰一般，而大多數人將成為先知。’在這種情況下，危險是個體可能會‘因自己的渺小和軟弱無力而被壓倒’。這正是威廉·懷特等批評家認為他們所看到的20世紀50年代郊區的現象。」
《光榮與夢想》中描繪的，是美國大規模中產化在居住社群方面的新景觀。1956年，美國白領階層的數量歷史性地超過了藍領工人，收入的提高使大量建設、出售郊區獨立住宅區成為新的現實。從歷史來看，中產化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佔據社會大多數的穩定的中產階級，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存在。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才有向心力強大的共同價值觀，才有對未來的普遍共識。但中產階級又是一個庸碌的龐大群體，彼此處處可見的相似性，往往淹沒一個人的獨立意志。如同《光榮與夢想》中所說：「在新開發的區域，似乎每個人都受僱於龐大又漂浮不定的合作機構。‘搖擺世代’已經成為技術員的一代，成為可互相調換的部件。這些人都知道這一點，而大多時候也喜歡這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經常將生活比作乏味的折磨，但他們的絕望是佯裝的絕望。如果他們覺得他們被囚禁，那他們的監獄也是史上最舒適的監獄，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會明明白白。」
在這一大片「最舒適的監獄」中，時時刻刻被包圍在「佯裝的絕望」裡，愛波和弗蘭克能不能保持他們的「個性」？他們能走出一條什麼樣的「革命之路」？兩根貌似「會思想的蘆葦」，會不會旺盛地飄散自己潔白的蘆花，給人人相似的中產階級生活帶來些許變化？這正是耶茨要深入探求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