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們來講一講米蘭·昆德拉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是中國讀者十分熟悉的一位捷克作家，為什麼會熟悉他？首先是因為在中國啟蒙主義理想主義盛行的20世紀80年代，他的兩部小說被翻譯到中國，一部是中篇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另外一部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由湖南作家韓少功翻譯，當時的書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後來他的其他作品也陸續翻譯到中國，比如著名的《生活在別處》《笑忘錄》《不朽》……「生活在別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兩個書名成為當時中國文藝青年的流行用語，融入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理想主義一代的精神生活。可以說，米蘭·昆德拉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之一。而他的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是對中國文藝青年影響最大的作品之一。
要理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書，先要了解一下捷克這個國家。從歷史上看，大約1500年前，一批斯拉夫人移居到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帶。800多年前這個地區被稱為波西米亞王國。講到「波西米亞」這個詞，我們就很熟悉了。它來源於古代波西米亞王國的游牧民族，尤其是吉普賽人。這些人的穿著鮮豔，服裝面料特別厚實，裝飾著流蘇、珠串，生活流動不定，給人一種自由浪漫豪放不羈的印象。我們今天對那些有點兒叛逆、獨立的文藝青年，往往給他們貼上「波西米亞」的標籤。這其實有一點兒反諷，古時候的波西米亞人很窮，他們居無定所，具有流浪者的灑脫。而我們今天所說的「波西米亞」，實際上是中產階級文化中的一個亞種，要想過今天的波西米亞生活，還需要有點錢，不然連「波西米亞」青年常穿的那件皮衣也買不起。
大約400年前，波西米亞被崛起於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征服，併入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後來又被納入奧匈帝國的統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匈帝國瓦解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合併成立了一個新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捷克斯洛伐克被納入到蘇聯領頭的社會主義陣營。直到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了，捷克變成了一個和中國江蘇省差不多大的小國。它西面是德國，北面是波蘭，南面是奧地利，東面就是分出去的斯洛伐克。從這段歷史來看，捷克是一個小國，四周大國掀起的每一場風暴，都會淹沒它。120多年前，它被奧匈帝國統治，1939年被德國佔領，1945年後又被蘇聯籠罩，1993年以後才算成為一個完整的獨立國家。這樣的曲折歷史，使捷克人對民族生存有一種複雜的感覺，如同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現代作家卡夫卡所說：「每個人都是沉默的，孤獨的。對世界和自己的評價不能正確地交錯吻合。我們不是生活在被毀壞的世界裡，而是生活在錯亂的世界裡。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孩子，迷失在森林。當你站在我面前，看著我時，你知道我心裡的悲傷嗎？你知道你自己心裡的悲傷嗎？」
米蘭·昆德拉出生於1929年，正是捷克斯洛伐克相對和平的歷史階段。他從小學鋼琴，哪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紛飛的時候，也沒有中斷。「二戰」結束之後，他又迷上了雕塑和繪畫，後來上大學，學的是哲學和電影。他的專業背景，使他的文學創作帶有很強的音樂感和反思性，經常會跳出具體的描寫，直接以音樂般的節奏，流入抽象的哲學化思考。1958年，29歲的他開始寫小說，196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玩笑》引起了極大轟動，在捷克斯洛伐克賣了幾十萬冊。這本書之所以這樣受歡迎，是因為他寫出了人生的荒誕，也寫出了人生的真誠。《玩笑》裡面的主人公叫路德維克，是一個年輕的學生。他喜歡一個叫馬凱塔的女孩子。為了表現自己很有個性，路德維克經常喜歡在馬凱塔面前說一些反潮流的話。這個時期正好是1948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正在進行冷戰，馬凱塔去參加政治學習，她給路德維克寫信，寫得特別樂觀，說資本主義國家很快就要爆發革命了。路德維克故意給她潑冷水，回信說「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積極精神是冒傻氣」。沒想到馬凱塔把路德維克的信交給了上級，這可把路德維克害慘了，他被大家異口同聲地批判，尤其是他那個所謂好朋友澤馬內克，把他平時的「黑話」都揭發出來。最後，路德維克被送到礦山去勞動改造，幹苦力。生活本來充滿意義，這一下子全完了。路德維克苦熬多年，好不容易離開了做苦役的地方，他想報復澤馬內克，就去勾引他的妻子，沒想到居然還勾引成功了。成功之後他才發覺，澤馬內克早就想把妻子拋棄掉，他巧妙地利用路德維克，曲線實現了自己的計謀。路德維克覺得生活跟自己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一切都是那麼荒誕。《玩笑》這部小說既有現實的批判性，也有對人性的洞察，更加重要的是，這部小說把世界的本質歸納到一種荒謬性的邏輯中，奠定了米蘭·昆德拉文學寫作的基本氣質。
如果歷史是一條直線，那麼米蘭·昆德拉的文學生涯可能就會沿著這種幽默荒誕而又冷峻的風格寫下去。然而人類社會永遠是不平靜的，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改變。1968年，對於捷克的歷史，甚至對於整個人類的歷史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這一年的春天，捷克的領導人杜布切克宣佈實行新的社會改革，史稱「布拉格之春」。這次改革引起了蘇聯的極大警覺，經過幾個月的縱橫捭闔，蘇聯當政者決定出動軍隊鎮壓。8月20號晚上，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機場收到一條蘇聯客機的求助訊號，說出現了故障，需要緊急迫降。飛機降落之後，衝出來幾十名特戰隊員，佔領了機場，隨後大批的蘇聯軍用飛機落下來，衝進捷克的還有20萬蘇聯陣營的軍隊、5000輛坦克。捷克的改革就這樣被強行終止了，整個國家的文化風向瞬間倒轉，米蘭·昆德拉的這本《玩笑》被宣佈為「禁書」。不僅如此，他在電影學院的教師職務也被開除，生存頓時困難起來。好不容易熬了7年，捷克政府終於同意米蘭昆德拉一家人移居法國。一開始他在法國西南部布列塔尼地區的雷恩大學當老師，三年之後搬到巴黎，並且加入了法國籍。1984年他發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巨大轟動。1995年捷克政府授予米蘭昆德拉國家最高獎功勳獎。2019年11月捷克正式恢復了米蘭·昆德拉捷克公民身份。
不過與政府給的獎項榮譽相比，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自己的文學生命更為重要。2017年3月，米蘭·昆德拉的主要作品被法國伽利瑪出版社收入「七星文庫」正式出版。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榮譽，歷史上有200來位作家被收入七星文庫，在世時被收入的作家只有12位，而目前還在世的只有米蘭·昆德拉一位。七星文庫收入的都是最經典的文學作品，這顯示了米蘭·昆德拉在世界文學中的重要性。從這裡我們更能體會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分量，如果沒有這本長篇小說，米蘭·昆德拉的文學成就會遜色很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公叫托馬斯，是一個醫術精湛的腦神經外科醫生。他「是一個十足的單身漢胚子」，前前後後共有200多個情人。「他要盡力為自已創造一種沒有任何女人提著箱子走進來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裡只有一張床的原因。」他從不留情人過夜，他告訴情人們：「只要有外人在身邊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後都得用車把她們送回去。」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經歷了一場失敗的婚姻，內心中有著對女性的深深恐懼。「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兩年，生了一個孩子。離婚時法官把孩子判給了母親，並讓托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為撫養費，同意他隔一週看望一次孩子。而每次托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親總是以種種藉口把他拒之門外。他很快明白了，為了兒子的愛，他得賄賂孩子的母親，多送點昂貴的禮物，事情才可通融。托馬斯知道自己的思想與那婆娘格格不入，試圖對孩子施加影響也不過是堂·吉訶德式的幻想。這當然使他洩氣。又一個星期天，孩子的母親再次取消他對孩子的看望，托馬斯一時衝動就決定以後再也不去了。」這樣一來，「沒人同情他，父母都惡狠狠地譴責他：如果托馬斯對自己的兒子不感興趣，他們也再不會對托馬斯感興趣。他們極力表現自己與媳婦的友好關係，吹噓自己的模範姿態與正義感」。這一段經歷給托馬斯「留下的唯一東西便是對女人的恐懼。托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與害怕之間找到一種調和，便發明出一種所謂‘性友誼’。他告訴情人們：唯一能使雙方快樂的關係與多愁善感無緣，雙方都不要對對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麼要求」。為了確保「性友誼」不發展成為帶「侵略性的愛」，他與老情人們見面很講究「輪換週期」，做到「無懈可擊」。
托馬斯的這種生活態度，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竭力想在獲得性快樂的時候又不陷入深情，保持輕鬆的遊戲感。從人類精神文化的發展史來看，這也是一種很有歷史根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2300多年前，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提出，道德的善必須是快樂的，「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樂，抽掉了愛情的快樂以及聽覺與視覺的快樂，我就不知道我還怎麼能夠想象善」。但伊壁鳩魯不是一個窮奢極欲的享受者，他反而提倡生活要簡樸，要去除那些生活的複雜，在單純的心靈生活中感受幸福。這裡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好的生活需要一種極簡化的能力，要用心靈的力量去調控好自己的生存，去除那些一團亂麻的東西。托馬斯實際上也想「極簡」，這個婚姻的失敗者，他不想再和任何一個女性走得太近，始於友誼，止於友誼，避免失控。所以他制定了一個「三三原則」：「如果你一下子與某位女人連續三次幽會，那以後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與某位女人的關係地久天長，那麼你們的幽會，每次至少得相隔三週。」
然而，托馬斯調控自如的「性友誼」突然失靈了，因為他遇上了特麗莎：「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例複雜綜合性神經病。他們請了托馬斯所在的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行動不便，於是派托馬斯去代替他。」這個小鎮有好幾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裡，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夠的時間閒待在旅館餐廳裡。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把托馬斯神差鬼使地推向了特麗莎。
這六個「碰巧」看上去是偶然中的偶然，但實際上又有必然性。那一天特麗莎「在餐館的醉鬼們中曲折穿行」，她忽然看到了一個男人與眾不同：「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本開啟了的書，這個店子從未有人把書開啟放在桌上。」而特麗莎為什麼會注意到這個男人呢？因為她自己也愛讀書，「她只有一件武器來與這個包圍著她的惡濁世界相對抗：那就是從市圖書館借來的書，首先又是小說。她讀了大量小說，從菲爾丁到托馬斯·曼。」書對於特麗莎來說，有著不一般的意義，書使她獲得獨特性：「她喜歡腋下夾一本書在街上走。這與100年前花花公子們的華美手杖一樣有意義，使她與其他人區別開來。」托馬斯的那本開啟的書，吸引著特麗莎的視線並轉向了這個男人，偶然性轉化成一種機遇，男女之間的視覺驀然有了「看見」的發現感。
托馬斯也看見了她，微笑著說：「請來一杯白蘭地。」他開口的時候，實際上很輕佻，像一個玩笑。但那一刻，餐館裡的收音機放起了音樂，是貝多芬的音樂，托馬斯和特麗莎的命運交響曲就這樣拉開了序幕：「當她端著白蘭地繞出櫃檯時，她努力想弄懂這個機遇的啟示：她應召給一位吸引著她的陌生男人送白蘭地的時刻，偏偏就是她聽到貝多芬之瞬間，這是多麼巧！」巧合隨後源源不斷：托馬斯告訴她，自己住的是六號房間，特麗莎突然想起父母離婚前住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號。特麗莎回答托馬斯：「你住在六號房，而我六點鐘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