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們繼續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托馬斯不由自主地愛上了特麗莎，兩個人睡醒之後，他發現特麗莎緊緊握著他的手。他十分吃驚，卻又有「隱隱透出來的莫名快意」。這個向來畏懼和女性一起過夜的男子，有了一種嶄新的感覺：「同女人做愛和同女人睡覺是兩種互不相關的感情，豈止不同，簡直對立。愛情不會使人產生性交的慾望（即對無數女人的激望），卻會引起同眠共寢的欲求（只限於對一個女人的欲求）。」這是多麼溫馨的體會，同眠共寢的暖情，遠遠大於性慾，身體和愛情雖然互不排斥，卻也有了質的區別。這和托馬斯以前的那些「性友誼」，完全是兩個方向。這很神奇，是愛情中才有的擁抱感。
特麗莎也十分興奮，「他們倆都盼著一起睡覺」，渴望做愛之後緊緊相擁的愉悅。她睡得很香，「只要在他的懷抱裡，無論有多激動，她都睡得著」。這對特麗莎來說，是出生以來最幸福的時光。特麗莎的媽媽非常漂亮，未出嫁時有一大群追求者，其中九個求婚者曾圍著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間像個公主，不知挑選誰好：第一個最英俊，第二個最聰明，第三個最富裕，第四個最健壯，第五個門第顯赫，第六個背詩如流，第七個見多識廣，第八個精於小提琴，而第九個極富有男子氣。他們都用同一種姿勢跪著，膝蓋上的功夫相差無幾」。女性在愛情選擇時往往被不規不矩的男人帶向悲劇，特麗莎的媽媽竟然選擇了第九個男人，只是因為「與他性交時儘管她一再叮囑‘小心’‘多多小心’，他卻故意為所欲為，使她懷了孕，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給他」。特麗莎出世時，媽媽默默無語，「牽掛著自已的另外八個求婚者，想起來他們都比第九個好」。不幸的婚姻常常有一種不幸的解脫方式，特麗莎的媽媽遇到了一個離過兩次婚的騙子，拋下了丈夫與特麗莎，跟這個神經質的男人私奔了。那個「最有男子氣的人」備受打擊，到處胡言亂語，觸犯政治禁忌，被警方抓起來，死在監獄裡。特麗莎與母親隨著騙子繼父來到—個小鎮住下來，隨後幾年，「母親又生了三個孩子，當她重新照鏡子時，發現自己又老又醜」。而繼父「卻跟一個又一個女人胡來」，傷心的母親永遠都在妒忌，卻又無力反抗。因為母親的痛苦，特麗莎從小就沉浸在贖罪的沉鬱中。她覺得自己是「母親命運最主要的罪源」，是「那最有男子氣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謬結合」。母親無休止地提醒她，「母親就意味著犧牲一切」，在特麗莎聽起來，這意味著自己作為一個女兒，是「無法贖補的罪過」。為此，「她願做一切事以討得母親的歡心，特麗莎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資，做家務，照顧弟妹，用整個星期天打掃房屋和洗東西」。她天資聰穎，很喜歡讀書，卻在15歲時，被母親領出了學校，當了女招待。她只好見縫插針地讀書，「無論什麼時候洗衣服，盆邊總擱著一本書。她去翻書頁，洗衣水滴在書上」。
托馬斯並不瞭解特麗莎的這些過去，更體察不到「她的靈魂——那悲傷、怯懦、自我封閉的心靈——隱藏在身體內的底層，羞於顯露自己」。特麗莎的精神中積累著底層社會生活中的典型創傷：物質貧窮，精神破碎，意外頻出。特麗莎的心理陰影更加深重：「每次特麗莎洗澡，繼父都往浴室裡鑽。」母親不關窗簾，「在燈下光著身子走，特麗莎很快跑過去把窗簾拉上，唯恐街那邊的行人看見她母親。但她聽到母親在自己身後爆發出大笑」。為了走出原生家庭，特麗莎「期待著找到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軀體，期待自己臉上顯示出從最底層釋放出來的水手一樣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那一天她在餐館裡初見托馬斯，聽到托馬斯叫她，剎那間感到「那聲叫喚的意義太大了，因為這位呼喚者既不知道她母親，也不知道那幫醉鬼，對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猥褻髒話也一無所知，他的上流身份使他超凡出眾。」
這是特麗莎的心理，托馬斯能看到特麗莎的這一面嗎？絲毫沒有。男女初遇，總是看到最美好的外層，一切都明亮。但其實，每個人都像月亮，都有寒冷的另一面，當它轉動過來，就會驀然給人驚心的沉重感。尋常的人間交往，每個人都不會展示自己的這一面，但進入愛情，就再也無法掩蓋。愛情本身就是赤裸的，它剝去了日常的裝飾，將洪荒時代徐徐開啟，將每個人最原始的本相展露無遺。這正是特麗莎面對托馬斯的衝動，她「感到靈魂從血管裡和毛孔裡衝出體外，向他展示開來」。
與托馬斯生活在一起後，特麗莎更加敏感而緊張，「她對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繩子上：托馬斯的聲音，因為正是這個聲音曾經把她那怯懦的靈魂從她體內深處召喚了出來」。這孤懸一線的精神依賴使她陷入焦慮，她總是做噩夢，夢見自己「赤身裸體與一大群裸身女人繞著游泳池行走，懸掛在圓形屋頂上籃子裡的托馬斯，衝著她們吼叫，要她們唱歌、下跪。只要一個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開槍」。米蘭·昆德拉寫到這裡，開始走出敘事，轉動到精神分析的視角，追溯特麗莎潛意識中的自我：那些女人是在為她們的整齊劃一而興高采烈，被托馬斯槍殺使她們的歡樂又更上一層樓，狂歡慶賀「在死亡中實現她們更絕對的同一」。而特麗莎為什麼在噩夢中痛苦？因為她「不能告訴托馬斯，自己來到他這裡，是為了逃離母親的世界，那個所有軀體毫無差別的世界。她來到他這裡，是為了使自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可取代的軀體」。但托馬斯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還是把特麗莎與其他女人等量齊觀：吻她們是一個樣，撫摸她們也是一個樣，對待特麗莎以及其他女人的身體絕對無所區分。托馬斯把特麗莎又送回到她企圖逃離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間，與她們赤身裸體地走在一起」。
但我們也不該責備托馬斯，托馬斯怎麼可能無緣無故地懂得特麗莎呢？一切都需要某種偉大的力量來開啟，讓他們彼此看到靈魂深處的同一性。他們兩個人的階層差異太大了，互相觀望的視角只能看到有限的區域性。只有被時代沖壓到一個水平線上，他們才會看到真正的彼此。中唐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故事：禪門居士龐蘊父女四處遊歷，路過一座拱橋時，龐蘊跌了一跤，撲倒在地。女兒靈照見狀，立刻伏倒在父親身旁。龐蘊問女兒：「你這是幹什麼？」靈照說：「見爸爸跌倒，我來扶你！」龐蘊聽了，會心一笑：把人攙起來是一種扶，而主動倒下，與跌倒的人處於一個層面上，這更是一種扶啊！後一種「扶」取消了倒地與站立的區別，是高度精神化的心靈相契，讓人更加欣喜。
這個故事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形成鮮明對照，米蘭·昆德拉寫到一個情節：與托馬斯共同生活的特麗莎「走路開始步履不穩了，幾乎每天都摔跤，或者碰到什麼東西，至少也得給什麼東西絆一下。一種無法剋制的要倒下去的慾念支配著她。她生活在不斷暈眩的狀態之中。常常摔倒的她總是說：‘扶我起來吧。’托馬斯不斷耐心地把她扶起來」。但此時托馬斯「扶」的只是特麗莎的身體，真正讓托馬斯認識到特麗莎內心世界的，還是轟然到來的社會災變。這場災變正在悄悄醞釀，腳步聲讓人難以察覺，人們還在原有的軌道中努力生活。
在托馬斯的幫助下，特麗莎得到了一份攝影的工作，她對拍照產生了好奇，於是，「托馬斯的朋友薩賓娜借給她三、四本著名攝影家的專著，又邀她去一個咖啡館，給她解釋書上的照片，使她對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興趣。她靜靜地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從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多虧薩賓娜，她漸漸明白了照片與繪畫之間的關係。她還常常讓托馬斯帶她參觀布拉格舉辦的每一個展覽。不久，她的攝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務的那份圖片週刊上，最後，她離開暗室並進了專業攝影師的行列」。
特麗莎的神速進展，似乎是一個奇蹟，她的創造力從何而來？米蘭·昆德拉在這裡展現了他的獨特觀察：底層人民往往蘊藏著極大的文化創造力，人和人的差異並不在於階層地位的高低，而在於有沒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書中感嘆，特麗莎這樣一個「被迫終日給人上酒、給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被允許去追求‘上進’的人勢必積存著極大的生命潛在力。這種力量是那些一讀書就昏昏欲睡的大學生們做夢都想象不到的。特麗莎讀的書比他們豐富，也從生活中學到了許多，只是她自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大學生與特麗莎這樣的自學者的差別與其說在於知識面，還不如說在於他們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韓非子早就說過，「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秦末的農民陳勝更是發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托馬斯之所以能夠相遇特麗莎，最基本的契合點是他沒有貴族化，儘管托馬斯身處社會精英階層，但卻有一雙平視一切生靈的眼睛。倘若他高高在上，信奉「一流的專業，上流的生活」，那他永遠不可能與特麗莎走到一起。人類生活中多少人邁不過這道坎，讓愛情變成「門當戶對」的狹窄通道。階層平衡的愛情適合風平浪靜的時代，紙做的小船也能隨風遠航。然而歷史的颶風一旦到來，愛情之船的龍骨立刻受到考驗。當原有的社會架構傾斜坍塌的時候，多少「愛情」瞬間消失，而托馬斯和特麗莎卻在大浪淘沙中展現出熠熠閃光的本色。
颶風很快到來，迅猛狂暴，橫掃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年的2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隊奇蹟般地戰勝蘇聯隊，獲得冬季奧運會的冠軍。無數年輕人衝上街頭，狂歡慶祝。人們開始公開談論社會改革，街頭到處飄散著搖滾樂、爵士樂的氣息。劇院開始上演《誰在害怕弗朗茨·卡夫卡》，將以往官方批判的「資產階級文學」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臺。布拉格向來是個十分西化的中歐城市，與蘇聯那種肅穆的東正教文化氛圍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在悄悄出現的寬鬆政治氣氛中，布拉格的自由之風日甚一日地蔓延，引起蘇聯當政者的強烈不滿，一個規模龐大的進攻計劃正在逐步成形。8月20日，靴子終於落地，蘇聯坦克轟隆隆地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傘兵幽靈般降落在首都中心，毫不費力地抓走了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被帶走時告訴辦公室主任，一定不能讓蘇聯人得到自己的公文包，因為裡面有不想讓蘇聯人看到的檔案。等他一週後回到辦公室，發現公文包空無一物，這時他才明白，這個辦公室主任原來是蘇聯的間諜。
就在這時，特麗莎開始爆發出真正的生命能量，她和其他熱血澎湃的捷克攝影家和攝影記者都認識到：「要為久遠的未來儲存暴力的嘴臉，只有他們是最好的完成這一工作的人了。」特麗莎走出了個人的生活史，疾步跨入大歷史的影像記錄中，「在形勢有所緩解的大街上轉，攝下侵略軍計程車兵和軍官。侵略者們不知道怎麼辦。他們用心地聽取過上司的指示，知道怎麼對付向他們開火和扔石頭的情況，卻沒有接到過怎樣對待這些攝影鏡頭的命令。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約一半還沒沖洗的膠捲送給那些外國新聞記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報紙：坦克；示威的拳頭；毀壞的房屋；血染的紅白藍三色捷克國旗所覆蓋著的屍體；騎摩托車的青年揮舞著長杆捷克斯洛伐克國旗高速包圍著入侵坦克；少女們穿著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與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憐的性飢渴的入侵士兵」。在艱難中長大的特麗莎，此時展現出岩石般的承重力，她無形中實現了精神內部的轉換，從一個被托馬斯拯救的卑微女人轉化為民族命運的承擔者。她在小說中的分量從「輕」變成了「重」，新的生命價值正在伸開枝葉。
這場大入侵，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寇德卡的劇院攝影師大放光芒。他拍下了一系列現場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一個年輕人戴著手錶的手臂，時間顯示了蘇聯坦克開入布拉格的那一瞬間。捷克人憤怒而絕望，一位女士甚至打電話給總統斯沃博達，請他開槍自殺，以表達捷克民族的抗議。而更多的人選擇離開，多達10萬人逃出了捷克仁斯洛伐克，流落在四面八方。托馬斯和特麗莎也隨著逃亡的人群來到瑞士城市蘇黎世，特麗莎隨身帶著她在布拉格拍攝的大量蘇軍入侵現場照。她期待將這些照片傳播到全世界，告訴人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的磨難。於是她將50張自己精心處理的照片，送到瑞士一家發行量極大的新聞圖片雜誌。「編輯和藹地接待了特麗莎，請她坐，看了看照片又誇獎了一通，然後解釋，事件的特定時間已經過去了，它們已不可能有發表的機會。特麗莎反駁：‘可這一切在布拉格並沒有過去！’她用自己糟糕的德語努力向對方解釋，就是在此刻，儘管國家被攻佔了，一切都在與他們作對，但工廠裡建立工人委員會，學生們罷課走出學校要求蘇聯撤軍，整個國家都在把心裡話吼出來。」
但那位和藹的編輯只是冷靜地說：「這兒沒有人關心這一切。」
特麗莎想在國外開闢新戰場的希望破滅了，她的生活陷入了虛空，「在一個陌生國家裡生活，就意味著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她自己的國土之網來支撐她：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她輕易地說出她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種心靈需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裡托馬斯拋棄了她，她怎麼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特麗莎不滿意於自己的軟弱，這種軟弱在過去可以自我原諒，但在經歷了蘇軍入侵、經歷了自己用攝影鏡頭的反抗後，特麗莎已經不能接受對托馬斯的依賴。托馬斯在瑞士活得很好，他被一家大醫院聘用，擁有能和特麗莎一起過上優渥生活的收入。托馬斯的精神格局，此時暴露出中產階級那不上不下的侷限性。他在異國隨波浮沉，忙碌於醫院的工作中，甚至還找到了新情人。特麗莎恍然發現，托馬斯也是一個弱者，她和托馬斯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過是一個假證件，它使托馬斯想入非非。他們相愛，但他們都使對方的生活如地獄一般。相愛的事實，僅僅能證明這不是他們的錯，不是他們的行為，以及變化無常的感情的錯，而是他們不相配：托馬斯是強壯的，而她是虛弱的。可是，當這位強者都弱得不能傷害這位弱者時，弱者也就不得不強起來以離去」。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段。特麗莎和托馬斯在瑞士可以輕鬆地生存下去，在遠離祖國的安全距離中躲避歷史的沉重。但特麗莎不能承受這種「輕」，她需要腳踏土地生活，而不能「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成長於底層的人最能感受地表的溫度，上流社會的人們往往缺乏這樣的肌膚感。托馬斯在瑞士也可以如魚得水，但特麗莎就不能忍受遠離故土的虛無。面向祖國的向心力給了特麗莎內在的力量，她在這個需要承擔家國責任的歷史關頭，本能地決定要返回捷克。她的這一決定帶動了托馬斯，故事的發動機出現了角度轉換，女性變成主角，成為故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他們在蘇黎世住了六七個月，之後，特麗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她給托馬斯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她原來以為國外的生活會改變自己，以為經歷過蘇聯入侵事件以後她會長大，會變得聰明而強壯，但她現在明白她高估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負擔，不願意繼續成為負擔。」托馬斯看了信，服了安眠藥，可一夜沒閤眼。他反覆考慮眼下的形勢，知道他的祖國已經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斷了通訊，不可能通過電話電報找回特麗莎，因為特麗莎拍了那些蘇軍入侵的照片，「今後當局也絕不會讓她出國旅行，與她的分離看來已成定局」。
特麗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走的時候沒有告訴托馬斯。但五天後，托馬斯突然出現在特麗莎面前，兩個人面對面，彷彿「站在雪原中央，凍得瑟瑟發抖」。他們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對還沒有親吻過的情侶。托馬斯問：「一切都好嗎？」特麗莎說：「我在等著。」托馬斯問她：「等什麼？」她沒有回答，「她不能對他說，她一直在等著他」。
小說中的這一段寫得很簡潔，但含義無窮。特麗莎的離開，使托馬斯寢食難安，他在驅車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一面想著對特麗莎的愛，一面柔聲重複著‘esmusssein！（非如此不可）’」。雖然他一路也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但他還是義無反顧，特麗莎「把他帶入了牢籠，使得他再也無法脫身」。托馬斯的內心深處，藏著一個不安歇的靈魂，他總是處於自我矛盾中，哪怕是選擇醫生這個職業，也是因為有一種褻瀆上帝的快感：「上帝親手創造了人體，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層皮膚，再封好，不讓人類的肉眼看到其內部，但他萬萬沒料到，外科醫生竟然敢把手伸進這人體的內部。當初，托馬斯面對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動作切開皮膚，割出一條又直又精確的口子（就像剪一塊沒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條裙子或是窗簾什麼的）時，他體會到一陣強烈但短暫的褻瀆神靈的感覺。」特麗莎身上有什麼東西吸引著他，讓他不可分離呢？米蘭·昆德拉很小心，並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這完全符合愛情的本來面貌：語言達不到的地方，就是愛情的棲息之地。所有說得出來的愛，都是表面的。一個人心裡猶猶豫豫，腳步卻狂奔過去的人，那就是真愛了。托馬斯的心情，何嘗不是如此呢？
回到捷克的托馬斯「感到絕望」，很晚才入睡。特麗莎醒了，她默默想到，她和托馬斯的生活位置徹底轉變了：托馬斯回到布拉格「是因為她。因為她，托馬斯的命運改變了。從現在起，不再是托馬斯對她負有責任，從今往後，該她對他負責了」。
這徘徊不去的念頭讓她沉重，「這份責任在她看來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特麗莎並不擔憂，因為她回想起來，昨天托馬斯突然出現在門口，「沒過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響了六點鐘。他們第一次相遇，特麗莎是六點鐘下的班。她看見托馬斯坐在對面的一條黃色長凳上，不早不晚，她也是聽見了六點的鐘聲」。這巧合讓她感受到「一下子從惶惶不安中解救出來的一種美感，讓她全身心都充滿了一種對生活嶄新的渴望。偶然的幸運之鳥再一次飛落在她的肩頭。她含著熱淚，無限幸福地聽著他在身邊呼吸」。
在這個時刻，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命內涵：托馬斯和特麗莎都選擇了面向沉重的生活，只有在這沉重的承擔中，他們才有可能「無限幸福」地聽到對方的呼吸。這部小說也是在這個地方，點出了一個人生的道理：人性的弱點是迴避艱難，但愛情總是讓人迎難而上。沒有愛情的人可以生活在可承受的「輕」中，一生輕飄飄地度過。而已經愛上的人不顧一切，只能用「重」來衡量生命的分量。「非如此不可」，這是特麗莎帶給托馬斯的聖靈之光，這個「被人放在草筐裡順水漂來的孩子」，原來是上帝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