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麗莎和托馬斯回到捷克之後，發現整個國家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到處都是蘇聯人的痕跡。他們開車去一個小鎮，六年之前他們在這兒住過幾天。熟悉的旅館被更改了名字，現在叫「貝加爾旅社」。幾乎所有的街道都充滿了蘇聯味兒，街道的名字變成了斯大林格勒街、列寧格勒街、基輔街、羅斯托夫街、奧德薩街……全是蘇聯的地名。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普希金酒吧、高爾基劇院。城市中心的廣場被改為莫斯科廣場，整個小鎮似乎都被蘇聯淹沒了。「特麗莎突然記起蘇聯入侵的那幾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蘇聯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裡。軍官們搜尋並企圖佔領報社、電視臺、電臺，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捷克人的這種抵抗方式，讓蘇聯人暫時找不到東南西北，但是對捷克人自己的傷害也很大。特麗莎想到：「失去名字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築再也不能恢復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礦泉小鎮，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構的袖珍俄羅斯。」
回到失去了名字的捷克，托馬斯和特麗莎應該怎麼生活呢？他們發現，自己的私人空間失去了防護，隨時都有一雙無形的眼睛在監視著他們。特別是電臺上播出了一檔節目，讓他們感覺到無處不在的威脅。在這個節目上，公佈了一位名叫普羅恰茨卡的小說家的私下談話，他在談話中諷刺朋友，還諷刺了一些政治人物。另外還有一檔節目是關於捷克移民問題的。這個節目裡也有很多私人談話，都被電臺公開播放了。這說明很多公民的個人生活被監控、被竊聽，秘密警察監視著大家的生活。這讓特麗莎回憶起她的少女時期，她說：「我14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發現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裡拿出我的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特麗莎沉重地想到，捷克現在的狀況，似乎是七年前的母親世界又卷士重來，前後左右把她團團圍住。「那天早上她對托馬斯談起，母親如何在飯桌前邊讀她的秘密日記邊發出狂笑。當一種茶餘飯後的私下交談都拿到電臺廣播時，這說明什麼呢？不說明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更大的麻煩和痛苦還在後面。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以後，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對他說：「你必須收回那篇關於俄狄浦斯的文章。」托馬斯想起來，1968年春天，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30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週報。這家週報從當局那裡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禁忌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一個問題：執政當局建立初期，為了「英勇地捍衛」新制度，大搞政治審判，處死了很多無辜的人，這個罪責應該由誰來承擔？托馬斯看到以後，聯想起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在這個悲劇中，俄狄浦斯王無意中犯了殺父娶母的大罪。他萬分自責，挖掉了自己的雙眼，將自己放逐。托馬斯認為，這裡面的主要問題是：難道一個人因為無知而殺了不該殺的人，就可以說自己一身清白？「難道因為坐在王位上的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檢查官先生怎麼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麼？」有了這些思考，托馬斯在文章中不但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還稱讚俄狄浦斯王的偉大懺悔精神，他說：「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後，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文章寫好以後送給了週報，一個月後，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
現在，主治醫生讓托馬斯把這篇文章收回去，實際上是讓他寫一份懺悔書。在整個捷克都被蘇聯佔領的局勢下，寫這樣的懺悔書，無疑是讓托馬斯拋棄自己的獨立人格，表示自己對侵略者的效忠。這對托馬斯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他知道，一旦拒絕，他將失去高階醫生的工作，被迫在貧困線上生存。從歷史來看，太多的知識分子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西元263年，魏國的司馬昭加快了篡權的節奏，讓大文人阮籍給他寫勸進表。阮籍以往都是裝糊塗，故意喝得大醉，躲過司馬昭的各種要求。這一次司馬昭沒給他留有餘地，把他扣在府中不放，盯著他寫。阮籍這時候可以以死抗爭，但他還是妥協，給司馬昭寫了。一個月以後，阮籍便鬱鬱而終，他的良心完全被這篇不該寫的文章壓垮了。托馬斯此時也面臨著人生最嚴肅的選擇，正像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裡所說，「生存，還是毀滅？」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對主治醫生說：「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
托馬斯還沒有說出自己的選擇，醫院裡卻傳開了謠言，紛紛說托馬斯為了自保，已經在寫自我批評的宣告。有一些人趨利避害，「被迫與蘇聯佔領當局公開言歸於好」，他們看到托馬斯，「開始對他古怪地笑，這種笑他從來沒有見過：是一種有著秘密勾當的時候才出現的笑容，會意而又忸怩，正像兩個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雙方都有些窘迫，同時又都高興地覺得他們有著共同感情」。而另一些人堅決不與蘇聯佔領當局合作，他們冷嘲熱諷托馬斯，說他寫了這樣的宣告，「從那以後，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異議。只要他一露頭，這份宣告就會變成鉛字，他就無地自容。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了」。
托馬斯的處境無比煩惱：他「突然捕捉到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宣告，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將他們的懦弱抬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榮耀為特權，決不願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要是沒有這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將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孤獨的托馬斯開始失眠。他「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佈，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苦於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夥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撕扯」。
關鍵的時刻到來，他終於想定了，去了主治醫生那裡，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因為這個回答，他被迫離開了醫院，在一家離布拉格約50英里的鄉村診所裡幹活兒，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一年後，他在布拉格郊外的一個小診所裡開始幹更低的職位，每天給病人「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僕人」。
這樣的生活他並不後悔，他保持住了自己的良知。在某些歷史時期，沉重的生活是一種光榮。他拒絕了苟且，在重壓下艱難地站立著，在站立中承擔著歷史的正義。
有一天，快下班的時候，診所來了一個50來歲的男人，他說自己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邀請託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談話中他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讚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裡。」他又像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檯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這個中年人為托馬斯準備了一份宣告樣稿，讓他簽字，然後發表在報紙上。
「托馬斯讀了樣稿上寫的東西，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籤的宣告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托馬斯知道事情很嚴重，機靈地說，他「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他的新選擇是去當一名窗戶擦洗工，他主動「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這樣，「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社會階層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宣告瞭。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宣告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托馬斯就是這樣在社會階梯上一點點下落，從備受尊敬的醫生變為擦玻璃的勞工。他每天「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這個托馬斯頭頂著統治者圈定的大罪，重壓一天天增加。然而他並不愁悶，這是他自己選擇的生活，雖艱辛卻快樂，「感覺自己年輕了十歲」。以前的托馬斯遊戲於女人之間，他迷戀的不純粹是性快樂，更沉溺於發現「使每個女人做愛時異於他人的百萬分之一部分」。在他看來，人類生活的其他領域都是開放的，無須人去發現，「只有性問題上的百萬分之一的區別是珍貴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領域，只能用攻克來對付它。」他的性遊戲，「不是一種求取歡樂的慾望，而是一種要征服世界的決心」。現在，他終於覺得「布拉格近來變得這麼醜惡」，頓悟到他以往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非如此不可」，他多年對女色的追求，也是其中一種。他渴望一個「絕對的假日」，從這些虛妄的「非如此不可」中解脫。他問自己：「他能告假離開醫院的手術檯，為什麼不能告假離開世界的手術檯？為什麼不能離開女人們那百萬分之一的虛幻的差異？為什麼不能離開那把想像中切開女人們保險箱的解剖刀？」
此時的托馬斯，有著一種迴歸生命根本的急切渴望，要過一種自然而自由的生活。因此當他聽到特麗莎建議，兩個人一起搬到鄉下去，「回到大自然去」的時候，欣然同意，因為「大自然總是原來的樣子」。
但是他並不知道，特麗莎提出這樣的建議，也源於她內心的極度痛苦。
回到捷克以後，特麗莎被攝影雜誌社解僱，「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通過朋友她找了一份酒吧招待員的工作，發現酒吧裡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酒吧的會計是一位神學教授，坐在服務檯裡的是一位大使，「他曾在外國電視裡抗議蘇聯入侵」。
這一天，酒吧裡來了一個大約16歲的少年，他要一杯白蘭地。特麗莎拒絕，因為根據國家法律規定，未成年人不得飲酒。那少年一言不發起身離開，半個小時之後又滿身酒氣地回來，要一杯飲料，哈哈大笑說「我想看見你，我愛你」，然後走了。一個特麗莎熟悉的禿頂矮個子男人喝著伏特加走過來，故意指責特麗莎給少年喝酒。這是無理取鬧。特麗莎正在無奈中，一個「正好走近酒櫃的高個頭男人」阻止了那個禿頭男人。特麗莎非常感謝，和高個子男人一番交談後，知道他就住在附近，是個工程師，那一天在這個酒吧「純屬碰巧」。這工程師「開始勸誘她去他的住宅」，其中的性挑逗十分明顯。前兩次邀請，特麗莎都回絕了，第三次卻答應了：身處逆境中的她想起托馬斯「反覆地對她說，愛情與性交毫無共同之處」，特麗莎想「實踐一下托馬斯的話，證實一下他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