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個工程師的住處，他把她「拉到自己懷裡，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太奇怪了，手的撫摸立刻消除了她最後的一絲惶恐。她意識到工程師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體，僅僅是身體，是背叛了她的身體，是被她送入世界與其他身體並存的身體。」但這僅僅是一瞬的幻覺，隨後「她盯著工程師的臉，意識到她決不會允許自己的肉體——靈魂留下了印戳的肉體，由一個她一無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來擁抱，不允許自己的肉體從中取樂。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這個陌生人臉上吐去」。
特麗莎從極度體驗的懸崖邊上走了回來，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像托馬斯以前那樣放縱身體，不可能投入生命的「輕」。她母親的破碎人生證實了一個關於「輕」的邏輯：人一旦向輕飄飄的生活移動，就會不可遏制地向更輕的地方滑落，失重，是這種生活永遠的斜面。特麗莎在生存的刀鋒上獲得了頓悟，她如釋重負地回到了工作的酒吧。
酒吧裡的那位前大使對特里莎說，那個引誘特麗莎的工程師「是個秘密警察」。他告訴她，秘密警察有三種：「第一種是舊式的，他們只是偷聽人們說些什麼，向上司彙報。第二種的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白我們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個喝酒的禿頭熟人就屬於這一類。第三種的職能，就是製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他們需要設計陷阱，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有可能就是警察局派來的。那個喝醉了又宣稱愛她的那個少年、那個禿頭喝酒人、那個故意為她辯護的工程師——「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鉤！」
度過劫波的特麗莎和托馬斯都走到了人生的關鍵時刻：他們曾經在時代的風雲中負重而行，也曾經在「輕」的誘惑中迷茫趔趄。現在，拋卻了一切外在的擁有，他們恍然發現，兩個人真正互相看見了，他們的世界就是彼此。小說中所以有了這樣一段純情的深夜情景：
托馬斯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有一個著名的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遊著，尋找那另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托馬斯自問，「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筐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後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人，那又怎麼辦呢？他更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裡，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特麗莎的痛楚痛在自己心裡，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裡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待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個女人，在睡夢中特麗莎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麼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回答，往她腦子裡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面。」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後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
而特麗莎眼中的托馬斯，也完全變了樣：「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他看上去像一位老人，頭髮變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於從醫生變成了司機，而在於不再年輕了。」他不可能再次回到一流醫院的手術檯前，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幹粗活的工人。這樣的天翻地覆，到底是因為什麼呢？她「久久地觀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自責：托馬斯從蘇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錯，他離開布拉格也是她的錯，甚至就是在這裡，她未能給他留下一絲安寧。她總是隱秘地責怪托馬斯愛她愛得不夠，把自己的愛視為無可指責，視為對他的一種屈尊恩賜。現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懷著偉大的愛去愛托馬斯，就應該在國外堅持到底！托馬斯在那裡是快樂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開！然而她離開了他！確實，那時她自信是寬宏大量地給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寬宏大量不僅僅是個託辭嗎？她始終知道托馬斯會回家來到自己身邊的！她召喚托馬斯一步一步隨著她下來，像山林女妖把毫無疑心的村民誘入沼澤，把他們拋在那裡任其沉沒。她還利用那個胃痛之夜騙他遷往農村！她是多麼狡詐啊！她召喚托馬斯跟隨著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測試他，測試托馬斯對她的愛；她堅持不懈地召喚他，以致現在他就在這裡，疲憊不堪，霜染鬢髮，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穩解剖刀了。現在他們已經山窮水盡了，還能向哪裡去呢？他們不可能再獲准出國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種回布拉格的辦法了：那裡不會有人給他們工作。他們甚至沒有理由移居到另一個村莊」。
特麗莎滿心歉意地意識到，她運用了弱者的優勢，傷害了托馬斯：「她總是對自己說，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軟弱來反對托馬斯。我們所有的人總是傾向於認為，強力是罪犯，而軟弱是純真的受害者。但現在特麗莎意識到，在她這裡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夢，在一個男人的感覺中僅僅是軟弱而非堅強的夢，也展示了她對托馬斯的傷害，迫使他退卻。她的軟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後完全喪失強力，變成了一隻她懷中的兔子。」
特麗莎的自我感覺，並沒有準確描述她和托馬斯的愛情真相。當女性真心愛上一個男人，她總是變得敏感，變得忘我，變得不顧一切。真愛中的女人，是女兒、妻子、母親的綜合體，給自己規定了無邊的責任。當一個女人覺得自己什麼都沒做好的時候，那是因為她得到了愛人無限的愛，她要用一生的真情去回報，她要把對方看成第一位的存在。
托馬斯很明白這一點，特麗莎對他說：「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錯。由於我的錯，你的句號打在這裡，低得不可能再低了。」托馬斯問她：「你沒注意到我在這裡很快樂？」特麗莎回答：「外科是你的事業。」托馬斯斬釘截鐵地說：「追求事業是愚蠢的，特麗莎，我沒有事業。任何人也沒有。認識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業束縛，這才是一種極度的解脫。」特麗莎聽了，「把頭靠著托馬斯的肩膀，正如他們在飛機中一起飛過濃濃雨雲時一樣。她體驗到奇異的快樂和同樣奇異的悲涼。悲涼意昧著：我們處在最後一站。快樂意味著：我們在一起。悲涼是形式，快樂是內容。快樂注入在悲涼之中」。
有幾個男人能夠得到特麗莎這樣的深情？在這暖光閃閃的情感高潮中，米蘭·昆德拉忍不住站出來仰天長問：「仁慈的上帝，他們走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為了讓特麗莎相信他愛她嗎？」
令人感嘆的是，就在他們飛翔到愛情的最高點的時候，突然墜落了：他們一直住在一個村子裡，托馬斯當了集體農莊的司機。「那條路曲曲折折經過幾座山，有一次他們在突然加速時撞壞了車，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體摔成了肉醬。後來據警察說，汽車的剎車糟糕透頂。」
他們的人生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一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向讀者問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回答的奧秘，就在於你生活在「輕」還是「重」裡。在千年萬年的時間尺度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生活有螺旋式的相似性，悲劇和喜劇都在一次次重演。但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太多的悲歡都是轉瞬即逝，永不復還。人生很短，很多理想、很多願望、很多愛，都無法實現。難道因為如此，我們就逃避生命的沉重，滑入無意義的輕鬆？一個人如何選擇，世界其實無所謂，從根本上說，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是多餘的。仔細思考一下生命的「輕」與「重」，本質上是對自己人生價值最大的尊重。想到這裡，我們才會真正懂得米蘭·昆德拉在這部小說開頭寫下的話：「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便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