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講講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這部小說大概寫了10年，從1946年1月一直寫到1955年12月，問世之後，遭遇極為曲折，也變成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蹟。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把書稿寄給蘇聯最著名的文學雜誌《新世界》，但被拒絕出版。當時帕斯捷爾納克有一個情人叫伊文斯卡婭，她認識義大利出版商費爾特里內利，這個人是義大利共產黨員，他讀了《日瓦戈醫生》，覺得特別了不起，於是把原稿帶到了義大利，想馬上出版。帕斯捷爾納克知道以後，提出一個要求，就是這本小說必須在蘇聯國內出版以後，才能在國外出版。為了實現這一點，帕斯捷爾納克和伊文斯卡婭全力與蘇聯當時的出版機構聯絡，甚至還提出來，如果稿子裡有什麼當局不滿意的地方，可以刪減，把一些所謂的敏感內容刪掉。但即使這樣也不行，蘇聯的那些出版機構都拒絕出版這部書。蘇聯還派人要求費爾特里內利把這本小說的手稿交還蘇聯當局，便於「修改」。緊急之下，1957年費爾特里內利以最快速度出版了《日瓦戈醫生》的義大利文版，這一下子就擋不住了，歐洲多家出版社連續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版，此書立即成為西方社會的暢銷書。
更加轟動的是，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學院評選委員會宣佈，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一個奇蹟，諾貝爾文學獎從來沒有以這麼快的速度頒發給一本剛出版的作品，這要放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理解。那時候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正在激烈地對抗，被蘇聯體制否定的一本書，自然會被西方看重，《日瓦戈醫生》這本書獲得諾貝爾獎，毫無疑問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的授獎詞裡甚至一句也沒提《日瓦戈醫生》，只是說獎勵帕斯捷爾納克在「當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這句話隱含地把獎項授予《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得知自己獲獎，喜不自禁，馬上向評獎委員會發電報表示感謝：「無比感激、激動、光榮、惶恐、羞愧。」然而喜悅戛然而止，第二天清晨，蘇聯作家協會的領導人費定嚴厲地指示帕斯捷爾納克公開宣告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嚴正拒絕了這一要求，並且給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寫信：「任何力量也無法使我拒絕人家給予我——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當代作家，即蘇聯作家——的榮譽。但諾貝爾文學獎金我準備轉贈給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我知道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必定會提出開除我作協會籍的問題。我並未期待你們會公正對待我。你們可以槍斃我，將我流放，你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用不著過於匆忙。這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也不會增添光彩。你們記住，幾年後你們將不得不為我平反昭雪。在你們的實踐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帕斯捷爾納克的這封信寫得很強硬，但再強硬也硬不過政治的高壓。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並沒有看過《日瓦戈醫生》，但他只聽了那些作家協會頭頭的一面之詞，就同意反擊帕斯捷爾納克。當局瞄準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停止了她的工作。帕斯捷爾納克和伊文斯卡婭電話討論之後，知道不得不妥協，於是，他給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又發了一份電報：「鑑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決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獲得的獎金。希望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然後他馬上給蘇共中央發電報：「請恢復伊文斯卡婭的工作，我已拒絕獎金。」即使這樣，蘇共中央還是打算把這個「政治異己」驅逐出境。印度總理尼赫魯聽聞後，火速給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打電話，表示他本人「準備擔任保衛帕斯捷爾納克委員會主席」。因為印度當時是不結盟國家的領導國家，所以影響很大，顧忌到國際影響，蘇聯當局總算沒有把帕斯捷爾納克趕出國境。
因為諾貝爾獎問題引起的波瀾告一段落，但餘波未了。1964年，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也拒絕了。為什麼拒絕？首先當然是因為薩特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他認為生命存在的本質就是自由，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行為本身，意味著不自由，是別人給你的一個「限定」，因為獲獎而變成了「他人眼中的物」，這是薩特不能接受的。但這還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薩特的政治立場，他屬於左翼自由知識分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時候，薩特上街到處散發傳單。他的政治立場比較偏於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諾貝爾文學獎1958年授予《日瓦戈醫生》，他說：「諾貝爾獎在客觀上是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這唯一一部獲得諾貝爾獎的蘇聯文學作品，只是在國外才得以發行，而在它的本國卻是一本禁書。從這個立場出發，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必然的。但他的這個拒絕完全是主動的，沒有政治高壓強迫他，與帕斯捷爾納克的情形相當不同。一本《日瓦戈醫生》，引起這麼大的風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很不簡單，很有歷史分量。我們今天閱讀這本書時，整個世界早已改變，蘇聯已經解體了，所以我們才有條件在這麼大的一個歷史變遷裡去重新體會《日瓦戈醫生》，在新的文化視野下體察它的豐富價值。
講《日瓦戈醫生》，我們先要了解一下帕斯捷爾納克這個人。
1890年2月10日，帕斯捷爾納克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藝術家庭。父親是著名的畫家，母親是鋼琴家。他從小就受到濃厚的藝術薰陶。很多藝術家在他們家聚集，包括音樂家拉赫曼尼諾夫、思想家羅斯托夫、德國詩人里爾克。其中對他們家影響最大的是列夫·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的父母原來和俄國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東正教的信徒。後來受託爾斯泰的影響，轉變皈依到基督教運動中。這個運動主要是講愛，就是要以愛對待世界，哪怕是對待仇敵。所以愛就變成了一個絕對的信仰和律令。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在雜誌連載的時候，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主動給這部小說的每一章畫插圖，給雜誌寄過去。在1910年11月的寒冷天氣裡，托爾斯泰離家出走，倒在一個小車站附近的路邊，奄奄一息。人們發現了他，送到附近火車站的站長家裡。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帶著20歲的他，匆匆趕到小車站，給托爾斯泰畫了臨終肖像。父親對「托爾斯泰主義」的虔誠，深深影響著帕斯捷爾納克，讓他在少年、青年時期，深深沉浸於愛的執著、愛的思考中。
托爾斯泰逝世時，帕斯捷爾納克正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不久又轉到了歷史語文系哲學班。1912年，他又去了德國的馬爾堡大學，他研究新康德主義哲學，新康德主義是一種非常注重人類社會道德的哲學，特別重視人和人之間的道德原則，認為所謂歷史的進步就是道德觀念的進步。新康德主義並不是一種完全的理想主義，也認識到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新康德主義所講的道德原則實際上是作為一種烏托邦存在的，是人類永無止境的追求目標。
帕斯捷爾納克為什麼要去德國馬爾堡學習新康德主義呢？因為這所大學有一個著名的馬爾堡學派，領軍人物是新康德主義的權威柯恩。帕斯捷爾納克到馬爾堡大學的時候，柯恩已經是68歲了，享有很高的聲譽。在德國學習期間，帕斯捷爾納克認識了一批未來派詩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未來主義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勒布羅夫，他們交往頻繁，這對他後來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影響。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在一些詩歌雜誌上發表詩作，逐步展開了他的文學天賦。191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雲霧中的雙子星座》。從他的求學和創作經歷看，跨度很大，尤其是哲學和文學，這兩個領域在他精神世界中融合在一起，使他在理性中燃燒起感性的炙熱，又在感性的敏銳中沉澱著理性的明澈，這在作家中是很少見的，因此他的作品充滿思考性，而思考性中又不失生活的肌膚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帕斯捷爾納克不顧馬爾堡大學的挽留，毅然回到蘇聯，為祖國盡力。他回去之後，去了烏拉爾地區的一個工廠當了個辦事員。雖然他很想上戰場，但沒辦法去。他三歲的時候從馬上掉下來，右腿摔斷了，痊癒後留下了殘疾，右腿比左腿短了三釐米，因此沒法服兵役。不過也因禍得福，這讓他有了充裕的時間在後方寫作，1916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在街壘之上》。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他從烏拉爾回到莫斯科，到政府的教育部圖書館工作。但工作對他來說只是謀生，摯愛的還是詩歌寫作，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他的詩歌創作源源不斷，成為當時未來主義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創作雖然進入爆發期，但他的家庭處境卻越來越艱難。他那畫家父親與紅色時代的激進文化格格不入，曾經被革命政權流放。到了1921年，他的父母帶著他的兩個妹妹流亡到德國去了。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去，他的文學生命在蘇聯。這並不是說他的文學生涯在蘇聯很順遂，恰恰相反，他深深感覺到革命時代文化環境的壓力。20世紀20年代之後，蘇聯興盛的是無產階級文學，十分強調革命的主題，要求作家寫出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歷史性飛躍。帕斯捷爾納克的文化遺傳是偏向藝術和自由的，他只想把自己內心的聲音傳達出來，而不是做一個時代的傳聲筒。他在馬爾堡大學系統學習過的新康德主義，這更加使他忠誠於人的道德立場，堅持人和人之間富於人性的道德關係；也這讓帕斯捷爾納克和當時的不少青年作家們有了不可彌補的思想差異。那些青年作家大多數從底層上來，對新社會的情感很樸素，熱衷於「改造」舊社會，滿懷激情地歌頌新社會，人很單純，但缺乏廣闊的文化視野。在他們看來，帕斯捷爾納克過於孤傲，過於沉陷於個人情緒。我們來看一首帕斯捷爾納克寫的詩，體會一下他的詩風：
你不要激動，別哭泣，別竭慮殫精
耗盡心力，也不要讓心受磨難，
你在我身邊，在我之中，在我胸中，
像柱石，像朋友，像一個機緣。
對未來的信念讓我不惶恐
在你面前大言不慚，誇誇其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