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是生命，也非精神聯盟——
我們在用力砍去雙重的欺騙。
它從萎靡者們傷寒病似的苦悶裡
走向各緯度典型的大氣！
它是我的手，我的兄弟。
它像一封信送到你那裡。
像信一樣，快把它大大撕開，
去和地平線互致信函，
去戰勝精力衰竭，疲憊不堪，
來一番阿爾卑斯般的交談。
這首詩選自他的詩歌集《第二次誕生》，意境宏遠而開闊，很有現代感，詩句閃爍著鮮明的審美個性，與急匆匆的革命步調相去甚遠。按常理說，這樣的詩人早就應該被革命洪流衝到沙灘上了，但帕索捷爾納克彷彿有一種神奇的命運，他不投靠政治，政治卻總是抓著他。當時的蘇聯領導人中布哈林特別欣賞帕斯捷爾納克，不但褒揚他，甚至在1934年的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還把他樹立為詩人的榜樣。不過好景不長，1935年，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宣佈，另一個未來主義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才是詩人的楷模，帕斯捷爾納克在政治上不合格。那個喜歡帕斯捷爾納克的布哈林的遭遇更悲慘，他在政治鬥爭中被清算，1938年被斯大林槍斃了。
這下帕斯捷爾納克的處境艱難了，很多雜誌不敢發表他的作品。無奈之下，他開始大量翻譯歐洲經典作品，在悠久的歐洲文明中盡情呼吸。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歌德的《浮士德》大受歡迎，他也被稱為最好的翻譯家。因為帕斯捷爾納克是個詩人，語言非常抒情，具有高度的原創性，不受語言習慣束縛，故而特別傳神。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翻譯的一些喬治亞詩人的作品，被斯大林讀到了。斯大林是喬治亞人，他讀了以後非常高興，誇獎帕斯捷爾納克翻譯得好。這時候帕斯捷爾納克已經被關到集中營，即將受到嚴厲審訊。得知斯大林欣賞帕索捷爾納克的翻譯，有關部門趕緊把他放了。就是這麼神奇，帕斯捷爾納克逃過了一場厄運。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帕斯捷爾納克毅然上前線，寫了不少戰地文學，表現出英勇的獻身精神。他的內心裡有著多種多樣的文化繼承，但他始終是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人。他與那些簡單的革命作家不同的是，他對世界的感情有一個不變的人性標準，這裡面不僅有泛愛的托爾斯泰主義，有新康德主義的道德觀，更有對土地上萬千生靈的憐憫。有了這樣的人性標準，他與當時蘇聯的政治步調有時候合拍，有時候不合拍，鮮活地顯示出一個獨立作家的必然命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帕斯捷爾納克經人推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這使反對西方「意識形態進攻」的蘇聯當局十分惱火，從此之後，帕斯捷爾納克的處境就徹底逆轉了。雜誌上、報紙上開始批判他的詩歌，說他寫的只是個人情感，缺乏時代的聲音，缺乏人民的立場。這迫使帕斯捷爾納克不得不思索20世紀初期以來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大歷史與個人自由到底是什麼關係；群體政治運動與人的生命價值應該如何衡量；革命給知識分子帶來了什麼；愛情在大動盪年代有什麼樣的可能……於是，1946年開始，他動筆創作《日瓦戈醫生》。這一年他56歲，人生閱歷的積累已經相當豐富，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已經「知天命」了，他要寫的，正是大革命波濤中知識分子的「天命」。這是當時蘇聯文學中的一個巨大空白，只有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人才可能用自己的生命、經歷來填補：他15歲的時候親眼看到俄國革命，後來又經歷了1918年的俄國二月革命，後來是同一年的布林什維克十月革命，整個社會發生的種種變化驚心動魄，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大肅反、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高度集權的斯大林，太多人在其中凋零。俄羅斯大地上發生的歷史變遷震撼著全人類，1914年，俄羅斯約有1.2億人，到了20世紀20年代增長到1.5億人左右。當時整個世界的人口不過17億人左右，在俄羅斯這麼大的人口規模中，在這麼歷史悠久的文化共同體裡，發生了那麼宏大的一場場戰爭和政治運動，發生了那麼多觸目驚心的生生死死，詩歌遠遠不足以描繪這麼大的歷史場面。因此，詩人帕斯捷爾納克要寫一部長篇小說，用這樣的體裁去寫出一種史詩來，寫出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坎坷命運。
蘇聯當局知道帕斯捷爾納克要寫這樣一部小說，立刻想辦法阻止。阻止的方法很乾脆：把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婭抓起來，送進勞改營關了5年。沒想到這辦法根本不管用，帕斯捷爾納克還是不停筆，一直堅持寫到1956年，奇蹟般地完成了這部小說。之後的事情並不在帕斯捷爾納克的控制之中，特別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的政治風浪，對他來說竟然變成了一場失控的命運過山車，給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擊。1958年獲獎之後，僅僅兩年，他就因為癌症和精神抑鬱去世了。直到1982年，蘇聯政府才逐步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1987年，蘇聯作家協會專門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1988年《日瓦戈醫生》在蘇聯正式出版。1989年12月，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子為父親代領了諾貝爾文學獎，此時距離1958年的獲獎，已經過去31年。
一本50餘萬字的長篇小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歷史影響？我們要仔細地讀一下這部小說，才可以理解其中的內涵。美國文學評論家威爾遜說：「《日瓦戈醫生》體現的是革命、歷史、生命哲學和文化戀母情結，它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與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相輝映的詩化小說。」這個評價十分精當，我們只有把《日瓦戈醫生》放到俄國1861年「解放農奴」後的大歷史中才能看到它的偉大價值，同時也要放到俄羅斯文學的歷史傳統中才能看到《日瓦戈醫生》的精神創新。這部小說中寫了三個男人，兩個女人，這五個主要人物，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歷史命運的高度概括，既寫出了他們的不同道路，也寫出了他們的毀滅，更寫出了他們的重生。在弔詭無常的人類生活中，《日瓦戈醫生》想寫出一種美好，這種美好的核心是自由，如同書中所寫：「世界上的每一次震顫，都各有其計劃和目的，但把它們聚合起來，它們又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將其聯結的生命之流中。人們工作、奮鬥，每個人都被他自己所關心的目標所操縱。但那些其中的因果關係，如果不是由某種更高的意識——超越的自由所統轄的話，就無法舒展地執行。這樣的自由來自：感受到所有人的生命都互相關聯；它源於一個必然，所有的生命都必然互相流通。這是一種快樂的體驗，覺得所有的事情不但發生在這埋葬死者的國度，同時也發生在別的地方。這地方有些人稱之為上帝的國，有些人稱之為歷史，還有些人稱呼它別的名字。」
帕斯捷爾納克是如何描寫這一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