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時代，寫作是件危險的事情。文學一旦遇上強權，就會展現出一種奇特的怯懦，試圖在理性的審判席上檢驗自己是否夠格。儘管力量對比懸殊——統治者的手段無論如何要比思想和文字可能帶來的影響有力得多——強權者還是會有所顧忌；他們會覺得自己被挑戰了，被逼入困境，失去安全感：當人們將鼓舞他人的作者帶到城堡和防線之後，他們糟糕的良心會感到深深的不安。今天，人們相信，至少在有教養的歐洲中心，自己離國家和政治力量對他們思想和寫作上的直接影響，還是有一段距離的。對作家的人身和生活威脅並不存在，他可以牢騷滿腹，也可以沉思緘默，只要他願意；而且他批判的苗頭越抽象，就越受照章執行的國家機器當權者的歡迎。
與此相悖的時代，離我們現在並不遙遠。18世紀準備好了各種誘捕陷阱，迅速逮捕那些不合作的詩人和思想家。在錯誤的時代說了正確的話，這在當時足夠將知識分子收入大牢；他們會因為自己從未做過的事遭到逮捕、審訊。告密成了一種受歡迎的手段，不僅可以抹黑自己不喜歡的人，告密者本人還能從某些達官顯貴手中獲得好處。法國——這個18世紀歐洲最先進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沒能免俗：啟蒙運動在法蘭西大地上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階段性勝利，甚至也許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影響更為深刻，儘管如此，其受到的抵制也很強烈。抵制者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向自由精神表明其界限，一旦溫和的限制未能起效，他們必要時會用監獄和地牢的牆壁來說話。
1749年，當時三十六歲的哲學家和詩人德尼·狄德羅就嚐到了這種界限的味道。他出版了五本書，其中兩本是關於哲學懷疑論的論文，還有一本三流小說，作者本人認為這些書相對無害，卻被別人指為不可饒恕。在決定性的問題上，人們認為，這畢竟又到了樹立典型的時刻，那麼狄德羅作為一系列其他批判性頭腦的代表，一定對此深信不疑。於是，他被捕入獄，被關在萬塞納，接受了詳細的審訊。這讓這位哲學家陷入恐慌，甚至已經宣告，他會收回自己的作品，保證將來會像羔羊一樣溫順：「在《哲學思想錄》《八卦珠寶》和《盲人信札》這些我的書中可以看到，我內心的自負從筆端傾瀉而出。但我可以憑名譽保證（我也確有些名譽），這是最後且僅有的一次……參與這些作品準備工作的人們都與此有關，所以不應該隱瞞。我會將出版者和印刷者的名字口頭告知他們。此外，只要您要求，我一定告訴這些人，您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名字，希望他們以後能像我做出的決定一樣，學聰明些。」
狄德羅的宣告不一定是出於他自以為還保有的名譽，但無論如何，這份宣告也沒有出人意料之處。當時的知識分子經常會被拘捕，而他們也樂於如此；但通常他們也很快會被釋放，這一切通常是悄無聲息進行的，多數情況下得益於有影響力的保護者的干預。這樣的宣告，顯然是在監獄裡簽署的，僅僅用作意向告知，其內容在被釋放的當天就會被善意地遺忘。
因此，狄德羅對自己不光彩的行為也沒有多想，因為他的命運似乎一下子好轉了。首先，對他的監禁在一點點持續放鬆，他可以將自己的牢房改造成研究室，可以會客或隨意與外界通訊。接下來，讓他本人也感到驚訝的是，他在一夜之間成了名人：反對派對他的命運很感興趣，認定他為法國自由精神不屈的象徵人物。社會名流紛紛進行干預，首先就是伏爾泰，他對這位被囚者的早期作品幾乎一無所知。狄德羅受寵若驚，自己竟然從一個相對無名的詩人和思想者一躍成為公眾同情的物件。他的好心情回來了，於是他熱衷於在書信中介紹自己的情況和迄今為止的生活——當然多少有些加工，尤其是自己輝煌的青年時代。那時，他在一所規模不大的鄉村耶穌教會學校讀書，而且很早就發現該如何評價自己對女性產生的影響：「我在外省的受教育時代是這樣的：兩百個孩子被分成了兩個部隊，有的孩子受了重傷，被送回家，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看到他們亂蓬蓬的頭髮和破破爛爛的衣服，你會被嚇一跳。我年輕時就是這樣……儘管如此，我還是吸引了我們那裡的女人和姑娘們。那時，我不修邊幅，不戴帽子，有時甚至不穿鞋，只披著一件夾克，光著腳。但她們喜歡我這個鐵匠的兒子，勝過那些行政官夫人的兒子，那些衣著光鮮、髮型時髦、臉上像剛剝了殼的雞蛋一樣精心撲了粉的小紳士……她們從我的紐釦眼兒就能看出，我的學業進步有多快。相比於愚蠢、懦弱、虛偽、嬌生慣養的小馬屁精們，她們更喜歡開朗直率、用拳頭代替彬彬有禮的年輕人。」
狄德羅熱愛歷史，尤其是那些粉飾了自己生活的歷史。他按照自己的座右銘行事：一無所有的地方，必須有所創造。一般來說，真理會立即擺脫其發現者，超越其侷限，開始自主發展。然而奇怪的是，狄德羅卻常常能及時琢磨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真理。在萬塞納的監獄中，他決定成為一名重要人物——這一自我意識的覺醒正好與他的幻想產生了共鳴。伴隨著他鵲起的聲名，這位哲學家也在逐漸成長。在此期間，他的成就獲得了更多支援的聲音，這對他來說尤為重要：這其中就有偉大的《百科全書》的出版商們。他們來自當時最有野心的辭典企業，不久後就根據首次臨時編纂的成果，收錄了60660個詞條。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共同擔任這一龐大專案的出版者，這佔據了他超過二十年的時間。《百科全書》最初的出版計劃並不大，只是一套現有的引自英國的兩卷本參考書的譯本，其規模卻在它的編纂者手中逐漸龐大。這也許有賴於它在準備階段就表現出的巨大的經濟效益：超過四千名訂購者簽下了預購的訂單，於是這一專案的主要責任出版商布雷頓認為，必須破釜沉舟了。也正是他進行了堅決的干預，他們才將自己最重要的同事從監獄裡放了出來。
於是，1749年11月，狄德羅被釋放了。他在獄中度過的一百零三天，恰好幫助他適當擴大了此前相對謙遜的名聲。他重獲自由，然而這自由倒不如說是某種可疑的消遣：一方面，《百科全書》卷帙浩繁、極端費時的編纂工作再次佔據了他的全部時間；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回到夫人安託內特的身邊，而他從很久以前與她結合時，對她就沒有親切真摯的愛意。當時有人讀過一封學生告狀信：「有一段時間，狄德羅先生經常去拜訪普伊蘇夫人，據說，她談吐極為風趣……雖然這位情敵有多醜，狄德羅夫人就有多美，但狄德羅夫人依然醋意滿滿。每次她懷疑自己的丈夫是從普伊蘇夫人那兒回來時，她就對他不停地惡語相向。而且這位女士（指狄德羅夫人，b）還是個潑婦，她罵不絕口，永遠在發牢騷。所以可以想象，我們的哲學家在家裡待遇如何。為了結束這樣的鬧劇，狄德羅先生——這位聰明的男人——向自己妻子的意志屈服了，和普伊蘇夫人斷絕了一切聯絡。也許您現在會認為，狄德羅先生的遷就是為了能讓一切重回正軌……那就大錯特錯了。普伊蘇夫人和她的情敵一樣，都不是性情溫和的角色。她決定復仇，嘗試了一切可能性，最終真的找到了機會。幾天前，她帶著自己的兩個孩子散步，路過狄德羅先生家，瞥見狄德羅夫人正站在窗邊，正巧對上她的目光。她開始謾罵，想把狄德羅夫人引到街上……這樣的誹謗就像一個訊號，拉開了一場兩個女人之間激烈卻滑稽的戰役的序幕……您認為我們的狄德羅面對這場鬧劇會怎麼做呢？他根本不敢在無數觀眾的眼前現身，這些人是不可能放過他或他的妻子，以及他所謂的情人的。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沉浸在關於婚姻的安逸和女人的角色的道德思考中……」
和之前一樣，狄德羅過得並不輕鬆，但他的生活卻有了某種明確的連續性。雖然他不得不忍受著一成不變、毫無樂趣的婚姻生活，同時面對出版工作的負擔長吁短嘆，但監獄裡的日子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他最重要的一段經歷，他由此意外明確了自己未來的發展目標，以及對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正處於一生的節點上，這讓他在幻想中專注於自身——既是展望，也是回顧：生於1713年法國的一個外省地區，一個謙遜而固執的家庭，狄德羅——這個手工業者的兒子——首先接受了神學職業教育，這也是後來成為教會敵人的狄德羅自己覺得最好笑的地方。和其他許多人一樣，狄德羅從鄉下到了巴黎，在那裡一直待到1742年，度過了生命中的一段時期——這在他後來的傳記中成了一個盲點。他有超過十年的時間都從事著作家代理人的工作，這要求他能夠及時隱沒自己：幾乎沒有人認識他，而他自己在其他情況下，無論如何也不會羞於自我介紹。他努力讓自己的這一段生活經歷不為人知，讓這一生活階段保留在秘密的黑暗中。有一段文字幽默地概括了他這一成長階段：「我來到巴黎，想要穿上政府官員的法袍，在索邦神學院的博士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邂逅了一位天使般美麗的女士——我想與她共枕眠，我確實與她共枕眠了，然後有了四個孩子。於是，我不得不放棄了我熱愛的數學。荷馬、維吉爾，我一向將他們揣在口袋裡隨身攜帶，我還深深迷上了戲劇。我能參與《百科全書》的編纂真是太幸運了，所以我為此獻上了自己二十五年的生命。」
《百科全書》彷彿是將命運、強制性的任務和不起眼的機遇彙集在了一處。狄德羅接手了這個巨型的辭典專案，成為其合作出版人，至少在萬塞納被逮捕蹲班房時，不得不將目光放得長遠一些。回顧往事，讓這位現在的著名作家有了遠見，他明白了自己在將來的日子裡，應該努力滿足人們對他的期待。他依然享有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他可以在其中棲身，思想可以經歷種種奇遇，這是現實生活也許無法與之相比的。出版工作對狄德羅來說，並不僅僅是份苦差事；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它所提供的機遇。因為思想的奇遇是一種無畏的嘗試，它為目前從沒想過的東西賦予姓名，很可能還會將它們收入《百科全書》。在他們的計劃中，《百科全書》已經涵蓋了當時的新知識，被寄予了雄心勃勃的期待：「我們如今發現了多少當時被人忽視的真理啊！真正的哲學那時還躺在搖籃中。無限幾何還不存在，實驗物理尚未現身，沒有辯證法，理性批判的法則還完全不為人所知……學者們無法被激發積極性，缺乏研究和競賽的精神。另一種精神雖然也許沒有什麼成果，但也很少見，即堅韌不拔和條理性，它還沒有屈服於文學的各個部分。」
《百科全書》籠罩著濃濃的精神缺失的惆悵，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成功。在很短的時間內，每一卷都賣出了超過兩千冊，這樣的結果顯然超過了最樂觀的預期。因此，這部新辭典可以說是獲得了廣泛的認可，而且僅從這一點跡象就能看出，它是面向各個社會階層的，特別是逾越了傳統意義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劃分。在這一過程中，狄德羅自己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鼓勵人們敢於嘗試突破不同職業領域特殊的語言界限，尋求共同的理解，使人類各思想和行動領域的溝通變得可以理解。這樣的計劃只有在烏托邦才能實現，所有世界公民共同參與社會事務，大家都說同一種語言。《百科全書》熱烈擁護的正是這一理想，這也意味著哲學在其反覆的交流努力中得以實現。
然而，要實現知識的傳播，實際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只有努力，將看起來無關的人類工作領域相互聯絡起來。這一點尤其適用於手工業者，《百科全書》的責任人正是要激發他們對某種決定性東西的興趣：「我們轉向巴黎那些謙遜的手工業者和我們的王國。我們努力到他們的工作坊中探訪、詢問，根據他們的描述寫下記錄，理解他們的想法——這其中正藏著他們獨特的專業表達，列出這些表達的目錄並對它們加以解釋。進一步說，我們的論文都來自這些手工業者，（帶著幾乎是必不可少的謹慎）在和其他手工業者冗長、頻繁的談話中，逐漸完善那些其他人不齊全、不清晰，有時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分析。」
如果缺少由知識分子制定的規則，這樣的目的就無法達到。畢竟哲學家決定了體力勞動者是否足夠清楚地表達了自己，能讓腦力勞動者也明白他們的想法。不管怎樣，《百科全書》所遵循的趨勢是萬分可敬的。在最初的成功過後，《百科全書》的出版者再次迴歸了平淡的日常生活，他預見到，自己即將面對的不僅有夫妻間為了雞毛蒜皮的爭吵——這通常讓人厭煩，還有反反覆覆的工作煩惱：審查官員隨時準備伺機而動，不可靠的印刷工一定在暗中監視，拖拖拉拉的作家們需要不時加以提醒，過於激進的文章要提前進行刪改。狄德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個卑微的僕從，在主人的威逼利誘下，監視著自己的同胞。現在，他雖然仍然是個僕從，卻還要盯著其他僕從，這是一種可疑的特權，他本人寧願放棄。然而，他一定也發現了，逃避對他而言並不容易：長期合同把他和這個辭典專案緊緊捆綁在一起，這是他的主要收入來源。狄德羅作為一家之主，別無選擇。不過，這樣的情況也產生了一種積極影響，並不令人生厭，甚至幾乎是不可覺察的。狄德羅得到了僅有的一次機會，將自己時代的知識收入心底，用自己最具有原創性的方式來思考——這一過程脫離了日常事務，只有在事後才能顯出成效，即在書籍或出版物中表現出來。
狄德羅作為《百科全書》的受聘編寫者和編輯，被譽為18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他憑藉天才的設想獲得的認識，甚至提前了一百年，比如通過達爾文的研究，他的想法才有了科學的證據：「動植物界的個體生命出生、成長、生活、衰老，最終消亡。放眼全部生命，難道不也如此嗎？如果我們沒有接受過動物誕生於造物者雙手的信仰教育，如果我們能對它們的起源和終結產生哪怕是最輕微的懷疑，那麼連最自負的哲學家也無法預測：動物的世界從誕生起就包含其所特有的，分散在大量物質中的混合的元素，它們的結合只有在條件允許時才有可能；從中誕生的胚胎經歷了無數的成形和發展階段，依次習得運動、感知、理念、智力、思考、清醒、感覺、激情、表情、動作、聲音、清晰的聲音、語言、法律、科學和藝術。幾百萬年的時光飛速掠過這些發展階段，以後也許還會有更多的發展和成長階段，但那些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
儘管狄德羅思路依然清晰，但隨著年紀漸長，他越來越被工作所累。他的身體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偶爾，他會對這些加以密切關注，興趣甚至超過了散落在他寫字檯上的那些《百科全書》詞條。在疑心病的問題上，伏爾泰顯然最有發言權，他可以為想象中或實際上的病痛提供極其生動的描述——狄德羅自然與他這位著名的同行相去甚遠，但他肯定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與死亡有關的念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而且理所當然地佔據了他的頭腦。促使他在此期間仍堅守職責的，是他確信：儘管死後不存在什麼仁慈的應許之地，既沒有靈魂的天堂，也不存在地上的天堂，但彼岸是存在的；我們很難像在此世一樣，對它做出評價，只能籠統而泛泛地去想象它的存在——儘管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和進步思想佔絕對優勢，而且促成了科技的發展。
狄德羅在生前就開始使眼色，告誡人們警惕彼岸的存在。但他也受到了光明希望的鼓舞，即只有藝術家、詩人和思想家，只有這些真正的天才，也許還有極少數正派的政治家不會被完全遺忘：「所有這些哲學家、官員還有熱愛真理的人們，那些麻木群眾、可怕教士和瘋狂暴君的犧牲品，在臨死時會得到怎樣的安慰呢？他們希望，偏見可以消失，彼岸可以用恥辱沖刷他們的敵人。啊，神聖的彼岸啊，你是受壓迫的不幸者的精神支柱。你秉持公正，不歪曲事實，為人討回公道，揭穿偽善的面具，將暴君丟入泥淖，你這安全而給人以安慰的思想啊，從不讓我受窘。對宗教人士來說，你是彼世；對哲學家來說，你是後世。」
狄德羅很狡猾，他喜歡嘲笑別人，還喜歡揭穿幻象，他當然不會如此天真，只把後世作為評估塵世行為的最高審判標準。要讓剩下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也必須對現實加以考慮。如果能更加仔細地審視自己的情況，這位哲學家就會對自己完全滿意：他是個著名的人物，作為作家有些爭議，作為《百科全書》的出版者，他卻是當之無愧的權威；他有幾個孩子，尤其是有個極其疼愛的女兒；他有位妻子，在她面前，他總是帶著敵意保持沉默；他可以靠工作養活自己；最後，只留下很少的文學作品。這樣的分析卻不能平息他的不滿，正相反，有時這些會突然成為苦澀的翱翔，成為簡短的存在報告。不久後，狄德羅的同行叔本華從中得到了憂鬱的樂趣：「出生真是愚蠢，伴著疼痛和哭喊；不確定性的萬物、錯誤、貧窮、疾病、邪惡和激情；一點點回到愚蠢；從嬰兒的撕咬變成老人的嘮叨；在無賴和騙子中生活，在給人把脈的庸醫和糊里糊塗的僧侶間死去；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為何而來、向何處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來自我們的父母和大自然最重要的禮物——生命。」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令人沮喪的負面看法，狄德羅的晚年作品，如小說《拉摩的侄子》《宿命論者雅克》和哲學傑作《達朗貝爾的夢》，都顯現出了令人驚訝的現代主義特徵。這位哲學家年紀越大，就越不願相信他那個覺醒的時代引以為傲的知識爆炸：狄德羅沒有在教會的預備軍團中得到安慰，他成了存在主義者，用冷嘲熱諷和越來越倦怠的諷刺來為存在的艱辛註解。他在生前最終享有的盛譽，幾乎符合他年輕時的大膽預期——那時他正走在通往大都市的路上；但即使是這樣的事實，也沒能讓他感到一絲一毫的釋然。他的朋友們勸他，一次漫長的旅行也許會有所幫助，於是他最終接受了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再三的邀請。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是狄德羅一位堅定而慷慨的敬仰者，她甚至在狄德羅抱怨自己長期經濟困難時，為狄德羅買下一座圖書館，好讓他在財務上能有個喘息的機會。
1773年6月，他出發前往聖彼得堡，在荷蘭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終於在10月8日抵達目的地。此時的狄德羅覺得自己比之前的境遇更糟糕了。儘管得到了大量新鮮印象，儘管與女沙皇相談甚歡——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心情好時能夠忍受謙恭的異見，在自己的宮廷中以周到的禮儀對待自己的客人——狄德羅還是深深地思念著自己的家鄉：1774年3月，他就踏上了歸途。他認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已時日無多了。在給自己的女友索菲·福蘭德的信中，他寫道：「按年計算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接下來要按天過了。收入越少，怎樣充分利用收入就越重要。也許我滿打滿算還剩下十年……我曾經認為，人心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硬。但事實絕不是這樣。有時我想，我的感知力甚至更強了。任何事情都會讓我感動，一切都離我更近了。我將成為你所遇到過的最丟人的哭哭啼啼的老人。」
狄德羅預測自己還有十年壽命，這被證實是正確的：在痛苦和肺癆的折磨下，他度過了漫長而悲慘的幾個月，於1784年7月31日在巴黎逝世。有趣的是他的經濟狀況。儘管狄德羅的贊助者葉卡捷琳娜對他當時的一篇政治文章很不滿意，她依然為自己的被保護人提供了一筆豐厚的退休金，至少比他本人的健康狀況要穩定得多。彷彿是為了補上他欠下的高貴謝幕，狄德羅在朋友們面前完全是一副勇敢的歡樂姿態，他為自己常祈禱的後世留下了一部值得欽佩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各個階層的喜愛。他在矛盾的遊戲中從未喪失過惡作劇的樂趣，最終還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幅畫像，只要願意，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認出這位大師。「終其一生，他既熱愛真理又謊言不斷，既憂鬱又歡快，既明智又愚蠢，既善良又邪惡，既聰明又遲鈍，卻從未有一刻能徹底忘記他從父母、教父、接生婆和保姆那裡學到的東西。童年時代懶惰、無知、好勝，青年時漫不經心、放蕩不羈，知天命時野心勃勃、沉默寡言，花甲之年富於哲理，嘮叨起來沒完。去世時，他頭戴嬰兒帽，心中仍有恐懼，擔心自己會被魔鬼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