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人來說，要寫得簡單並不是件簡單的事，因為複雜的東西總是層出不窮。如果一個詩人編織的是晦澀的句子，人們一下子難以讀懂，就會認為他比其他人深刻。想要簡單寫作的人，必須有勇氣：他要不忌憚拋頭露面，因為他所說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別人反過來攻擊自己的武器。
詩人萊辛就是這樣一位勇敢的人。他從不屈服，堅定地信仰著人類內心的理性、同情心和遠比冰冷的書本知識更有意義的心靈教育。萊辛的父親是一位牧師，早已為萊辛計劃好了飛黃騰達的未來：他的兒子將成為著名的傳教士。為此，他首先親自教導兒子（「人們可以確信，萊辛還在牙牙學語時，就已經被敦促著做禱告了」），接著把兒子送進了當地的高階學校，成功拿到了邁森負有盛名的聖阿弗拉貴族學校的獎學金。他的兒子很爭氣，證明了自己的優秀；但根據全體教師的評價，他時不時會表現出嘲諷的態度。他的校長不僅不吝惜讚揚，還找到了一種恰當的比喻：「他是一匹馬，必須用兩倍的草料才能餵飽他——對於別人來說太困難的功課，對他而言只是小兒科。我們幾乎不能再需要他做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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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年，萊辛去了萊比錫，在那裡學習神學和藥學——但這兩門課都不能使他滿足。在此期間，他發現了自己對戲劇的熱愛，還寫了一個劇本（《年輕的學者》）。兩年後，這出戲的首演獲得了成功。生活經歷必須先於書本，萊辛很清楚這一點：閱讀是一件消磨時間的事，偶爾會讓人變得更聰明，但很少能觸及心靈；如果讀的東西給人的印象完全是複雜難懂，那麼它只會讓人頭疼。在圖書館裡白白浪費一下午之後，他明白自己必須有所改變；父親為他規劃的人生，他無法繼續了。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他明確了這一點：「我上學很早，而且我深信不疑，自己所有的幸福都在書本之中。我來到萊比錫，來到一個可以從方寸之地看到整個世界的地方。我在這裡的第一個月過著隱居的生活，這是我在邁森時從未有過的經歷……但這並沒有持續很久，我就睜開了雙眼：我該說這是我的不幸還是幸運呢？我就這樣確定了接下來的生命該如何度過。」實際上，萊辛決定他的未來方向的時間比信裡說的要早，而且他足夠自信，根本不需要詳盡論述這一切的可行性：「我學習認清世界。書本會教給我很多，但永遠無法讓我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冒險從我的房間向下望去。我的天哪！我發現我和其他人是多麼不同啊……」
年輕的萊辛明白，完全沒有書，當然也不行。於是，這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後來到沃爾芬位元爾做了圖書館管理員。和書打交道與和人打交道一樣，必須要洞察對方的本質，以發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萊辛不斷嘗試，為自己找到了好的榜樣。有疑慮時，他喜歡喜劇勝過悲劇，書也是這樣：「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把嚴肅的書丟在一邊，看看那些極其輕鬆或許也實用的書。我最先拿起來的就是喜劇。這好像難以置信，但我真的從中受益匪淺。我明白瞭如何區分優雅卻死板的表演和粗野卻自然的表演，懂得了如何辨別真正的和虛假的道德；看到惡習的滑稽可笑，和認識到其卑鄙無恥一樣，都會使人遠離惡習。」萊辛在自己的劇本《年輕的學者》中，進一步向公眾傳達了這一認識，正如年輕的女僕莉澤特向傲慢自大的飽學之士達米斯所解釋的那樣：「您不可能整天躺在書本上。書本，它們是死掉的社會學家！不，我崇敬的是活著的社會學家。」
萊辛決定成為專職作家，這是個大膽的決定，因為此時他已經在萊比錫欠了些債，必須在自己的債主面前謹慎行事。他去了柏林，為許多不同的報刊做記者，其中就有《福斯日報》的副刊《幽默王國新聞》。萊辛本人非常幽默，這一點很引人注意，但並不能討所有人喜歡。無論如何，他可以從嚴重的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了，甚至在1752年通過了碩士學位考試，結束了學業。在那裡，他表現出了對西班牙醫生和哲學家胡安·瓦特的欣賞，並將後者作為自己的偶像：「他是個果敢的人，從不按照卑鄙的想法行事。他判斷和處理一切自有一套方式，讓所有想法自由萌生，他是自己的主人。」成為自己的主人——這也是萊辛的願望，然而在那個時代卻很難實現。那個時代已經習慣於屈從當權者的強權統治很久了，其實是太久了。當權者之一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他出於同情接受了啟蒙思想，喜歡說法語，邀請首席詩人伏爾泰到自己的宮廷做客。萊辛並不為此所動，他已經看透了權力的運作機制，不憚以精巧的諷刺說出他們的名字：「統治者在那兒豢養了一批華美的客人，/每晚都需要他們，當他被國家大事的煩惱所擾，/想在逸聞趣事中平復心情時，就會去找自己/那群滑稽的顧問。想做個文化的保護者，他還缺不少呢！/我再也不會覺得自己能如此勝任/這樣卑微的角色了，就算要/為此授勳。/我畢竟要接受國王的統治，他當然/更強大，而且一點兒也不自以為是呢。」
萊辛寫了許多東西，不久後便成了有影響力的德語文學評論家之一。他為評論家和詩人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建議，時至今日仍然很有意義：「人們會根據一個人的能力來評價他，他們不會苛責一位天賦欠佳的詩人，會對平庸者保持友善，對偉大的詩人卻不講情面。假如一位偉大的詩人不能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同樣的創作水平，時不時地漏掉幾行乏善可陳的句子——對一個平庸的詩人來說，這些句子也許是亮點；但對於一個偉大的詩人來說，這是不可忍受的。」
由此，萊辛開始了自己不安分的作家生涯：1755年到1758年，他再次回到萊比錫，然後又去了柏林，卻沒有留在那裡。讓朋友們大吃一驚的是，他變換了立場，成了駐佈雷斯勞的普魯士將軍陶恩齊恩的團部秘書。他的理由是，自己選擇的這個永久職位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這樣可以保證他的寫作時間。喜劇《明娜·馮·巴爾赫姆》正創作於這一時期，同時誕生的還有一部美學論文，題為《拉奧孔，或稱論畫與詩的界限》。
萊辛又一次回到了柏林，接著踏上了旅程，終於在1767年成了漢堡的戲劇顧問。他編寫的《漢堡劇評》將戲劇從當時僵化的條條框框中解放出來，確立了新的標準。作家萊辛擴充套件了評論家萊辛的崗位職責，後者堅守著如下原則：「假如我是藝術評論家……那麼我的論調是這樣的：對初學者保持友善，甚至力捧；對大師的欣賞保留懷疑，而對其懷疑報以欣賞；對笨拙的人表示挽留和鼓勵；對自吹自擂的人施以譏諷……如果身為藝術評論家，卻對所有人持同一論調，那麼他倒不如根本沒有論調。尤其是那些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的人，其實是粗野褻瀆了那些他本該以禮相待的人。」
萊辛在漢堡遭遇了失敗，首先是劇院關門了，接下來他成為出版商的計劃也落了空。1770年，陷於困境的萊辛再次接受了一個固定職位——成為沃爾芬位元爾的圖書館管理員，這個職位雖然守著全歐洲藏書最可觀的圖書館之一，卻拿著一份僅比餬口略高的微薄工資，而且還要看自己的僱主不倫瑞克公爵的眼色。在此期間，那些他早先認為代表著知識和枯燥學問的沉重負擔的書，如今成了他遲到的心靈連線。他認識到，書本需要得到尊重，人們只要對它們致以足夠的敬意，就能再一次喚醒這些「死去的社會學家」，讓它們煥發出新的生機。圖書管理員萊辛這樣描述他的工作信條：「我是圖書寶藏的看守……現在，一旦我從由我看管的寶物中發現了我認為還不為人所知的東西，我就會將它們公佈出來……至於這個是否重要、那個是否不重要，這個是否有好處、那個是否有壞處，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有用和有害都是相對的概念，就跟大和小的區別一樣……」
儘管在外界看來，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相當安逸，但萊辛一輩子都是個敏感不安的靈魂，這份工作對他來說並不比之前平靜。他此後變得愛與人爭辯，而且在他參與的那些爭吵中也不再保持優雅客氣，而是變得更尖銳愛挑釁。不管怎樣，爭論的吸引力還是下降了，萊辛發現自己畢竟還是處在最好的社會環境中，也不會變年輕了。年齡危機第一次纏上了他，這顯然是任誰都不可能愉快的。他盡力保持冷靜，然而這並非易事。冷靜需要努力才能獲得，同時還要經受住長期的誘惑。萊辛努力克服自己的敏感，與自己冷靜對話。若非迫不得已，他決定不再聽任自己被任性和愚蠢激怒了，那些情緒只會激起他條件反射般的抗議，就好像他還是個年輕人。「我，我不願再生氣或動不動陷入惱火中了，我想要儘快恢復平靜，安穩入睡，我對此的擔憂超過了世界上的一切——現在，我親愛的暴脾氣！你藏在哪裡呢？你自由了，出來吧，乖乖地撒歡去吧！快去做你想做的事，讓我咬牙切齒，拍打額頭，咬住下唇！……但我今天不願有這樣的感受，儘管我很想這樣。」
萊辛對某些事情的評述並不是很樂觀。在他看來，人最終還是要努力，獨自守在決定性的時刻：「我其實不過是個磨坊，而非巨人。我遠離村莊，守著我的位置，孤零零地立在沙丘上，不趨向任何人，不幫助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無論風往哪個方向吹，只要有東西堆在我的石盤上，我都會藉助風力磨碎它。只要能保證我的葉片正常運轉，我就不會對整個廣闊的環境再要求哪怕一指寬的空間了。這些葉片只有在轉動中才能得到自由。蚊蟲會到處亂飛，但調皮的小男孩也不會總想在下面跑來跑去了。我的葉片一定不願被某隻手撥動，任何力量都不會比驅使我的風更強大了。當我的葉片在空中轉動時，風是它唯一的推動力——就算是我，也無法讓風颳得溫和一些……」
獨自旅行過後，萊辛從自己的孤獨狀態中解脫了出來，然而宮廷的氣氛更讓他瑟瑟發抖，唯一能有所幫助的只有屢試不爽的諷刺了：「在宮廷裡……（我）做了些別的事情。這些事做了並不會有什麼幫助，但一直擱置卻可能有所損害。於是，我深深鞠躬，動了動嘴。」1776年，他被任命為樞密官，與訂婚多年的伊娃·柯尼希結了婚。1777年的聖誕節，萊辛的第一個兒子降生了，然而只活了短短二十個四小時。十四天後，他的妻子也去世了。他用自己的方式來緩解悲傷：「我真不願意失去他，我的兒子！他是多麼聰慧啊，多麼聰慧！……如果他不聰慧，又怎麼會抓住第一個機會離開呢？……我的妻子去世了，如今我也有了這樣的經歷。我很慶幸，自己不可能再有同樣的經歷了……我很欣慰。」因此如果有安慰，那麼這安慰只來自他自己：「死亡不可怕，而去世只不過是邁向死亡的一小步而已，因此也並不可怕。」
就在他幾乎恢復平靜的時候，萊辛再次被迫變得好鬥。他與有影響力的漢堡主牧師葛澤發生了爭吵，後者大費唇舌地宣揚自己的虔誠，恨不得將「自己的人們」「抓著頭髮拖入天堂」。在與葛澤的爭吵中，萊辛首先提出了一個建議——「親愛的牧師先生！我請您不要再在白天瞎折騰了」——再次撞上了偉大的話題。他所說的上帝，不需要名字，不需要恭敬的描述，人們也不必在他面前躬身。基督教從前代表著一個歡樂的資訊，而在教會管理者的監管下，它逐漸被拆分成了信仰的儀式和祈禱的規矩，這讓他對上帝的信仰變成了一件沉悶的事情。萊辛本人關於信仰的理念，被寫入了著名的劇本《智者納旦》（1779年）中，這也成了他的遺囑。「我知道，」萊辛的納旦這樣說，而這實際上是萊辛本人在說話，「我知道好人如何思考，知道所有的土地上都有好人。」
德語文學史原本只是一個飄忽的發展過程，不需要蓋棺定論的評判。但詩人和評論家萊辛為德語文學史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他作家冥思苦想，讓思緒飛得更高，或者更接近原始的秘密。但萊辛是個幽默的人，他為理性賦予優美的姿態，讓我們沉重的憂慮變得輕盈。人不應該為自己的財產建築防禦工事，尤其不應該為所謂的真理豎起屏障。只有尋找的人，才能找到真理；而擁有真理的人，也會被剝奪：「真理並不是為了被人擁有或爭奪而存在，重要的是人在真理背後付出的那些真誠的努力，正是這些造就了人的價值。因為人的能力並不倚仗對真理的佔有，而是憑藉對真理的研究而擴充套件的……佔有會帶來沉寂、懶惰和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