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最著名的詩人是一位命運的虔誠信徒。但他並非宿命論者，不會恭順地等待靈感突然從腦中迸發；他是一個行動派，相信存在更高的機緣可以被人們認識，併為自己所用。歌德把自己也看作這種主張的受益者，他在自傳《詩與真》——這一絕妙書名真是無比合適——中寫道：「1749年8月28日中午，鐘樓的鐘敲了十二下，我降生在了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群星的位置很幸運：太陽位於處女座，正到了一天的最高點；木星和金星友好地看著太陽，水星也沒有發生讓人討厭的逆行；土星和火星表現得漠不關心；只有月亮——這時剛好是滿月——反射著耀眼的光芒，開始了自己的行星時。因此，月亮妨礙了我的出生，這一時刻不過去，我就無法順利出生。這些好的方面後來被占星家們大加讚歎，它們大概就是我形成這樣的秉性的根源所在……」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的父親一方來自一個有著堅實經濟基礎的圖林根家族，家裡的其他人有的從事手工業，有的從事農業，還有的以開旅店為生，但所有人幾乎都是出了名的爭強好勝。歌德的祖父弗里德里希·格奧爾格·歌德繼承了家裡的裁縫事業，最終在自由的帝國城市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定居。祖父在那裡入贅了一個開旅店的富有家庭，多虧這一機智選擇，他獲得了可觀的家產，並傳給了他的兒子，即歌德的父親約翰·卡斯帕爾·歌德。歌德的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喜歡沉思的人，他學習過法律，後來曾嘗試在法蘭克福城市的政治中有所作為，但徒勞無果。1742年，他買下了皇家顧問的頭銜，這讓他在書面上成了一位有地位的名人，但在現實中，這個頭銜並沒有為他帶來任何額外的好處。歌德的父親很失望，在三十二歲時做了讓步，成了一名自由學者——這可以確保他衣食無憂。1748年，歌德的父親與比自己小很多的時年二十歲的卡塔琳娜·伊麗莎白·特克斯托爾成婚，後者是法蘭克福一位地位頗高的城市官員的女兒——恰好是其丈夫的對立面，兩人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卡塔琳娜·歌德不喜歡耽於幻想，她立足生活，顯示出相當的母親的智慧；而且，儘管她生下的六個孩子中，最終只有兩個活了下來——約翰·沃爾夫岡和小他一歲的妹妹柯尼利亞，她也從未喪失這種智慧。歌德將自己從雙親身上看到的對立面表現在一首著名的詩中，讓人感覺出，在雙方的影響下發揮創造性有多麼困難：「我從父親那裡得到了身形，/對待生活的認真，/從母親那裡，我得到了樂觀/和創作的慾望。/父輩鍾情於最美好的事物，/這一再糾纏著我；/母輩熱愛首飾和黃金，/身上金光閃閃。/如果這些不能/從整體中分離，/那麼談論創造力/還有什麼意義？」
歌德度過了一段備受呵護的童年時光。他接受私人教師的教育，是個好學生，雖然算不上天才。學習對他來說並非難事——沒錯，他後來談起自己的一生，會說自己想從中得到「更多，還要更多」；在他看來，學習只是簡單的練習，其中的樂趣遠遠多於負擔。對生命的好奇，對生活方式、奇遇和機會的好奇，一直伴隨歌德到了高齡。十六歲時，年輕的歌德就達到了——按我們今天高雅的說法——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於是進入大學學習。他遵從父親的意願，去萊比錫學習法律。與法蘭克福相比，他發現萊比錫既廣闊又開放，著實舒了口氣。但他的好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法學課程顯然是一場場折磨，而說到在萊比錫執教的文學巨擘格勒特和戈特謝德，就算他出於最好的意願評價，也很難認同他們。他在萊比錫真正學到的——至少他回顧個人生活時這麼認為——是一種技藝，即不沉溺於無謂的幻想，為具體問題尋找儘可能具體的答案。歌德發展出了一種很有用的才能，一開始就與目的緊密相連。他畫畫，是為了練習繪畫的技藝；他寫詩，因為詩歌可以幫助他領悟自己的經歷和見聞。1768年6月，歌德生了一場病，脾氣變得異常暴躁。咳血將他從睡夢中驚醒，多虧隔壁一位醫生的迅速搶救，他才保住了命。從此刻起，只要涉及疾病，他就更敏感了。他將此歸為自己「一定程度上的憂鬱症特質」，據說這些特質「永遠不會消失」。於是，他回到了法蘭克福。1770年，他恢復了健康，前往斯特拉斯堡，在那裡完成了他的學業。他在那裡認識了詩人和神學家約翰·戈特弗裡德·赫爾德。雖然後者只比他年長五歲，卻已經算是蜚聲文壇了。他給了歌德一些重要的建議。歌德發揮了一些在後來日臻完善的個人經驗：他看重的不是看向內心，而是征服外在世界（「如果你想為自己的價值感到快樂，/那麼你必須賦予世界存在的價值」）。儘管這期間有著種種偏離正軌的經歷，比如與阿爾薩斯塞森海姆的牧師的女兒弗裡德里克·布里翁的愛情逸事（「我走了，你還站著，看著地面，/用溼漉漉的目光看著我：/啊，被愛是多麼幸運！/而愛人，神啊，是多麼幸運！」），他最終還是完成了學業。雖然成為博士勉強了些，但他還是被授予了神學碩士學位，碩士在當時並不比博士遜色多少。
歌德回到了法蘭克福。他收到了出任法蘭克福陪審法庭律師的錄用通知，也代理了一些案件。1771年，他創作了戲劇《戈茨·馮·貝利欣根》，其主角是一位古代法蘭克騎士——關於這位騎士，我們主要記住這個特定的腳註就夠了——他是個刺兒頭，好古惡今，但在戰場上表現勇猛，從不會輸。當時的人們希望看到這樣的人物，而作為藝術形象出現的戈茨，甚至超越了人們的期待，引起了更熱烈的反響。歌德不關心戲劇原則，這部作品的情節以疾風驟雨般的速度發展，單單這一部作品，就包含了五十九個地點及場景的轉換，打破了舞臺佈景的紀錄。《戈茨》在1771年底完稿，讓歌德一舉成名。他由此明白了，自己想要成為詩人，其他任何身份都不行。然而，1772年初，他還是到韋茨拉爾的帝國最高法院實習。在那裡，他和公使館書記員約翰·克里斯蒂安·科斯特納成了朋友。而後者的未婚妻夏洛蒂·布夫，暱稱小洛蒂，深深吸引了歌德。他相信，墜入愛河會讓自己的幻想自由馳騁——想象和親歷的情感世界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小洛蒂倍感壓力，科斯特納也很不舒服。這樣的緊張關係在當時的社會風俗中，是無法緩解的。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歌德想起了自己解決矛盾慣用的策略：他收拾行李，在夜晚的霧氣中離開了韋茨拉爾，繞道回到了法蘭克福。
他邂逅的這段不幸的愛情，將他推出了原有的軌道，但其實這並非不幸，恰恰相反：這段愛情為他提供了文學素材，他只需要稍加構思，把它寫出來即可。當年秋季，他出版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這讓他一舉成名。書中的主角維特有著過於豐富的情感，愛得太熱烈，被現實壓得喘不過氣來，在痛苦的美好和最憂傷的幸福中崩潰了。一個人如果像維特一樣，他就無法以普通的方式理解這個世界，他經歷的一切都帶著持續的極度期待。以貫穿全書的強烈情緒起伏來衡量，維特的結局透露出一絲幸災樂禍般的清醒。讀者甚至可以推測，作者本人一定已經受夠了愛情帶來的迷醉感和過度的多愁善感，想呼吸新鮮空氣。
從1773年到1775年這段時間，是歌德高產的幾年。但他寫下的一切並非都流傳了下來，這主要是因為他對自己很不滿意。歌德有個習慣，他會時不時重新嚴格審視自己的作品，保留那些讓他滿意的文章。至於剩下的，他會毫不猶豫地付之一炬。這時的歌德已經躋身社會名流，常有客人拜訪，人們想親眼見見他，親口與他交談。歌德被蜂擁而來的女士們包圍了，他樂於與她們發生風流韻事，帶著愉悅的心情寫下了這些經歷。但接下來，他對愛情認真了起來，因為他認識了法蘭克福銀行家的女兒，時年十六歲的莉莉·舍納曼。這段感情開始時，和別的普通調情並沒什麼兩樣，卻漸漸變成了「深沉的激情」，讓心情壓抑的藝術家——幾乎已經年邁的歌德再次感受到了渴望愛情帶來的哀愁。與莉莉的這段愛情已經發展到了訂婚的階段，然而矛盾卻日益激化——並非來自相愛的雙方，而是來自兩方家庭的挑撥。歌德本來就是一個感情羞怯的人，他按照慣例選擇了逃避。他和施托爾貝格兄弟——這對兄弟同為詩人和翻譯家，共用一個名字寫作——一起去了瑞士旅行。在回法蘭克福的路上，他經歷了命運真正的轉折。薩克森-魏瑪-埃森納赫的公爵卡爾·奧古斯特將他召喚到了魏瑪。歌德的自傳《詩與真》也以這次命運轉折結束。他將自己從以往的一切中剝離出來，棄絕了莉莉、愛情，以及不久前才定下的計劃，前往魏瑪，在那裡開始了新的生活。歌德用自己的劇本《埃格蒙特》中一句有力的話向過去的生活告別：「孩子啊孩子，別再繼續了！彷彿有一個看不見的精靈，鞭打著時間這匹白駒，駕著我們命運的輕盈馬車駛過，什麼也沒有留下；而我們，只有勇敢地緊握住韁繩，控制車輪前進的方向，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時而躲開這裡的石塊，時而繞開那裡的滑坡。至於它將走向何處，誰知道呢？它從來不記得，自己從哪裡來。」
1775年11月7日，歌德踏入了魏瑪這座至今仍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的城市。1775年9月，卡爾·奧古斯特成年了，從自己的母親安娜·阿瑪利亞手中接過了政權。歌德與公爵近乎父子般的親密感情維持了一生。即使到了晚年，詩人以溫和的目光追憶過去時，也只願看到自己這位最高階別僱主好的一面：「我到魏瑪時，他剛十八歲。但在那時就能看出，他已經長出了蓓蕾和萌芽，假以時日定會長成一棵大樹。不久後，他就與我結下了最誠摯的友情，無論我做什麼，他都會表現出完全的興趣。我比他年長十歲，這一點對我們的友誼很有好處。他會整晚坐在我身邊，與我進行深刻的談話，內容包括藝術、自然，還有各種隨口提到的好話題……他就像名貴的葡萄酒，處於濃烈的發酵過程中，沒有完全瞭解自己的力量；我們經常聊到幾乎聲嘶力竭。我們會騎著狩獵的馬穿過牧場、墓園，涉過河流，登上山坡，連續數日在山區中穿行，累到筋疲力盡；每晚在開闊的天空下野營，或者在森林中圍在篝火邊——他喜歡這樣。繼承公爵的爵位，對他來說毫無吸引力；他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奮力爭取、去攻克，直到最終得到，這對他來說才有意義……我不否認，一開始他讓我憂心忡忡。然而他天生就是能成大事的人，很快就釐清了思緒，把自己塑造成了最好的樣子。因此，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真的是一種快樂。」
歌德白天旺盛的精力令人印象深刻，這一點讓他變得不可或缺。1775年11月22日，他在寄往法蘭克福的信中寫道：「我的生活就像一場雪橇之旅，伴著叮叮噹噹的喧囂極速滑行，沿著起伏的滑道上上下下。上帝才知道，我經歷這些歷練到底是為了什麼。這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動力，一切都會變好的……」1776年6月，他以樞密公使館參贊的身份正式參與魏瑪的政務工作。他的年薪是1200塔勒supsmallid="filepos153545"/small/sup，隸屬於最高政府委員會，即樞密委員會。他的工作與詩學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他要擬定新的防火規章，接手了公爵的道路修建管理處——這個部門有大量工作要處理，因為道路和街道狀況極其糟糕；相應的，他還要負責一個與之臨近的職能部門，即水利建設委員會，推進排水設施建設，保證其能滿足洪水來襲時的排水需要。外交事務也離不開他，另外，他還要組織魏瑪的文化生活。
歌德被數不清的責任吞沒了。一開始，他不再為愛情花費徒勞的精力。然而後來，他認識了比自己年長7歲的貴族女士夏洛特·馮·施坦因，隨即與她發展出了一段不一般的關係。這段愛情與他至今經歷過的都不同：它發生在當下，卻彷彿帶著某種隱秘的記憶，讓歌德追憶起過去。他整日思考，然後，他的詩情再次煥發了。
但首先，歌德面臨著一項新的工作：1779年1月，他接管了戰爭委員會，就任相當於防禦部部長的職位，隸屬於某支令人膽寒的軍隊。在他就職時，軍隊有五百三十二名步兵，一支小小的炮兵，還有三十名騎兵。1782年，歌德被授予貴族頭銜，得以被正式稱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樞密公使館參贊——雖然他已經是了。然而他的生活幾乎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的名望越來越高，承擔的國家責任越來越重，但這些並沒有讓他感到更快樂。於是，該發生的事自然而然地發生了：1786年9月3日，歌德去了義大利。他為此思考了很久，動身前準備了更久。歌德的決定，幾乎無人知曉。他的僕從菲利普·塞德爾在魏瑪堅守崗位，向來打探訊息的好事者做出模稜兩可的回答。歌德請求公爵讓他休一個時間不定的假，後者批准了。
歌德的生活之魂在義大利再次甦醒了。從9月28日到10月14日，他都在威尼斯，之後他去了羅馬——他心中真正的目的地。在羅馬，他住在一個德國藝術家聚居區，這讓他可以混在其他人中間。此前讓他倍感困難的事，如今變得輕而易舉。1787年2月到6月，他去了義大利南方旅行，看到了龐貝古城、咆哮的維蘇威火山；踏上了西西里島，在一座植物園的意外逗留讓他迸發了「原植物」這一靈感，這成了他對所有生命形式的認知模型。歌德走得很遠，這讓他一步步從渺小走向了偉大。他的感官變得前所未有的敏銳，為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讓他看待一切都有了新的角度。傑作已經不算什麼了，令人眩暈的靈感、無法抑制的衝動都變得無關緊要，只有這些過後留下的東西才重要——那些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本質，那些現實中的理想化身，那些普遍中的特殊，那些經過時間考驗的永恆存在。他在寄往魏瑪的信中寫道：「我生活在……這裡，帶著清醒和安寧，這些我早已感知不到了。我學著按照事物真實的樣子去觀察和感知它們，忠實地保持目光的明亮，不被矇蔽，徹底放棄了一切非分之想，這些對我大有裨益，讓我在寧靜中感受到了最大的幸福。每天都有新事物令我驚奇不已，每天都有新鮮的、偉大的、奇特的景象，這整個經歷都是我長期思考和夢想的，卻從未能憑藉想象力而實現……現在我回到自身，就像人們在各種場合喜歡做的那樣，我發現了一種情感，它讓我感到無盡的愉悅，我甚至不憚於承認這一點。凡是認真環視這裡的人，凡是用眼睛去看的人，一定會變得堅定，會前所未有地真實領悟到堅實的意義……」
1788年6月18日，歌德回到了魏瑪，這座城市卻沒有表現出對浪子歸來的喜悅。歌德懷著痛苦的心情寫道：「我從多元的義大利回到了死氣沉沉的德國，明朗的天空變得陰鬱昏暗。朋友們非但沒有安慰我、重新接納我，反而把我推向了絕望。我痴迷於最遙遠的、幾乎未知的事物，我對失去之物的惋惜悲嘆好像冒犯了他們，我懷念每一種歸屬感，可沒人懂得我的語言。」馮·施坦因夫人此前就經常表現出冷漠的態度，此時更加冷漠了。她怪罪歌德的原因並不僅僅因為他逃往義大利：歌德和一個市民家庭的儉樸姑娘——比他小十六歲的克里斯蒂娜·福爾皮烏斯——談起了戀愛。而讓施坦因夫人大為光火的是，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這段關係。不久後，他就與克里斯蒂娜同居了，保持著類似婚姻的關係——魏瑪人一定對此習以為常了。1789年的聖誕節，這對戀人的兒子奧古斯特降生了。歌德與法國大革命這一歐洲大事件保持著距離：「……我不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的盟友，因為他們的那些暴行與我太近了，每一天、每一分鐘都令我憤怒，而那時還根本無法看出，這場運動會帶來什麼好結果。」歌德在政治中也是個現實主義者。對他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憲法規定的權利有限，但整個政體執行良好，那麼這就好過一個將塵世天堂許諾給自己公民的社會。
與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友誼，給了歌德持續不斷的慰藉。將兩位詩人維繫在一起的，與其說是個人生活領域的經驗交流，不如說是一種時而立足現實，時而超越時代的對話。席勒和歌德將現實拋在了身後——更確切地說，是甩在了身下。他們高高騰起，丈量著理想的天空，尋找著現象世界所立足的永恆。然而，他們卻又腳踏實地：對於那些根據他們的權威觀點來看，顯然天資欠佳的詩人所提出的批評意見，他們總是表現出不友好甚至粗暴的態度。1805年5月，席勒去世後，歌德的「根基動搖了」。
在此期間，歐洲還有另一股風潮：拿破崙成了新的強權代表，德意志的小公國根本不被他放在眼裡。即使是普魯士這種德國主要權力中心，也無法與之抗衡。普魯士軍隊在耶拿戰敗後，法國人湧進了魏瑪。歌德這個最希望置身事外的人，卻切身經歷了這段他最不願看到的不愉快的政治動盪。有一次，兩個喝醉了計程車兵開始鬧事，想要揍他。這時，克里斯蒂娜挺身而出，擋在了自己的男人面前，而歌德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束手無策了。這個女人的勇敢，她一直以來的忠誠和深深的關愛，終於讓歌德考慮已久的想法成熟了：他要娶克里斯蒂娜·福爾皮烏斯為妻。1806年10月19日，兩人在魏瑪城堡教堂成婚。這段超過十八年的同居生活，對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來說略顯超前，但兩人最終修成正果，成了合法夫妻。
此時的歌德將那部超過一千頁的著作《論色彩學》視為自己的代表作。在這部作品中，他的觀點與物理學的無冕之王——英國的艾薩克·牛頓相左。牛頓認為，原始的白光中已經包含了其他所有顏色（這一點已經被現代研究所證實）；而歌德認為，色彩是在光的晦明變化中產生的，是光明和黑暗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他提出，可見物有著不為人知的本質，其呈現出怎樣的現象依賴於人的眼睛：「眼睛的存在要感謝光。眼睛本身不過是一種冷漠的動物性的輔助器官，是光讓它成為與光明相適應的器官。於是，眼睛為了光而在光中形成，好讓內部的光與外部的光相遇……這讓我們想起古代一位神秘學家的話，即下面這幾句德語詩：如果眼睛不像太陽，/我們如何看到光？/如果我們不沐天恩，/我們何以在天國的極樂中沉迷？」
1814年夏天，歌德遊歷了萊茵河與美因河流域的古蹟，在那裡度過了愉快的幾周時光。1816年6月6日，克里斯蒂娜·歌德因腎臟疾病醫治無效而去世了。歌德再次嘗試用工作來轉移悲傷。《義大利遊記》和《法國的政治運動》出版後，他專心創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早已於1806年完稿了）。此外，他還從事自然科學和美學研究，寫作了幾部散文劇本、一些詩歌和論文，還有大量的信件。歌德的寫信人身份，成了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他的信有時煩瑣冗長，有時一語中的，但其中的建議總是很明智，甚至透著飽經滄桑的智慧；如果他願意，他會在信中袒露自己的內心。歌德很喜歡回顧往事：「一個人活得久，意味著他經歷得多——愛過的人，恨過的人，無關緊要的人，王國，首都，當然還有森林和年少時種下的樹。我們經歷著自己，完全認清了自己，卻依然心存感激，儘管留給我們的只有肉體和靈魂的禮物。我們醉心於所有這些短暫易逝的東西，永恆對我們來說只存在於每一個當下的瞬間，所以我們並不為那逝去的時光而惋惜……我們應該一直向前看，只要對於我們來說是白天；這樣也會有太陽照著其他人，他們能讓自己光彩奪目，同時用明亮的光照亮我們——所以我們無憂無慮，不為未來擔心！在我們的祖國，有著許多省份……」
1823年夏天，歌德再一次遭遇了愛情——他打心眼兒裡認定這就是愛情。他在瑪利亞浴場休養期間，愛上了一位名叫烏爾莉克·馮·萊韋措的姑娘。這位姑娘比他年輕半個世紀。她對歌德的名聲和作品幾乎一無所知；在她眼中，歌德只是個很照顧自己的友好的老紳士。歌德卻覺察到自己對她的情感完全不是父親式的關心。最終，他向馮·萊韋措小姐求了婚，這讓所有當事人極其尷尬。人們想辦法拖住他，不敢告訴他，他遭到了拒絕。無論如何，他總歸認清了現實，在成為一齣悲喜劇的主角之前，及時宣佈了放棄。但那種揮之不去的絕望讓歌德成了詩歌的主人，再次顯示了他是這個領域的大師。他寫下了著名的《瑪利亞浴場哀歌》，為自己的愛情保留了更高的權利，讓它成為新的遊戲、新的幸運，超越了時間的侷限：「……迴歸心靈吧！在那裡你會發現她更多的迷人之處，/她會在那裡幻化出各種形象：/一個身影幻化出許多個，/上千個她，一個比一個可愛。」
瑪利亞浴場的風波過後，歌德終於和自己達成了和解。生活的風暴——尤其是愛情——平息下來：「確實，我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做了一些事，也經歷了一些事，不管怎樣，它們都讓我有理由自豪。但如果我們開誠佈公，在我所擁有的一切中，真正屬於我的，是去看、去聽、去分辨、去選擇的能力和興趣，是將自己的靈魂注入所見所聞，是藉助一些技巧將它們重現。我的作品絕不僅僅是我個人智慧的結晶，而應該歸功於除我以外成千上萬的事物和人，是這一切為我提供了素材。」歌德注視著冉冉升起的新時代，心裡充滿懷疑：「如今，一切都變得激進，你追我趕，不肯停歇，只要想到了就去做。沒有人還認識自己，沒有人能弄明白他將飄往何方、自己的意義在哪裡這樣的基本問題，沒有人瞭解他所加工的材料……年輕人過早地被激起鬥志，然後在時間的旋渦中被撕碎；財富和高效被世界所欣賞，被世人所追逐……」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歌德像一個嚴苛的管理員一樣約束著自己。此時，他已經出版了一部自己的作品全集，儘管他並沒有封筆。他的勤奮沒有衰退，他留下的幫手——包括秘書、抄寫員、侍從——各司其職。歌德留下的觀念遺產是對價值和人類創造力的表白：「你必須這樣，你不能逃避自己！」他知道自己在偉大和整體、在神聖面前不值一提，也有理由期待靈魂不滅：「沒有任何生命可以消散得絲毫不剩！/永恆存在於一切事物中，/存在即是永恆：因為法則/保護著活著的珍寶，/宇宙用它們裝扮自己。/——真理在很久以前就被發現了，/連成了高貴的靈魂同盟；/古老的真理，抓住它！/感謝智者吧，地球之子，/他繞著太陽走，/為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指明瞭執行軌道。」
1827年6月6日，馮·施坦因夫人去世；一年半後，1828年6月14日，歌德多年的朋友和支援者卡爾·奧古斯特去世。詩人將此看作他本人大限將至的訊號，但他還有最後一件大事沒有做完——《浮士德》尚未完成。而此時，他沒料到命運的另一個打擊也接踵而至：1830年11月10日，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說他的兒子奧古斯特在義大利之行中，於羅馬因病去世。奧古斯特·馮·歌德始終生活在父親的威嚴下，從未敢放鬆。奧古斯特資質平平，寫不出什麼天才之作，因此酗酒度日。他的死屬於英年早逝，這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歌德陷入了無止境的痛苦中。然而，歌德還是完成了最後一項壯舉：1831年7月22日，《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完稿了。1832年3月17日，歌德口述了自己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威廉·馮·洪堡的，談到了人的自我教育，歌德指出只有當一個人把他的世界真正變成自己所有的時候，他才可能發現自己：「每一個行為，每一種天賦，都需要一種先天性。這種先天性由自我推動，在不知不覺中促成必要的條件，因而能順利發揮作用；無論當下條件是否成熟，即使沒有計劃和目標，最終也能實現自我的發展。——一個人若能越早覺察到，有一種技藝、有一種藝術能幫助他讓自己天生的資質得到標準化的提高，那麼他就越幸福。他從外界接受的東西，絲毫不會有損於他內在的獨立性。最優秀的天才能夠吸收一切，也可以獻出一切，這些非但不會對他真正的秉性，即我們所說的性格有絲毫妨礙，反而會對它有提升作用，讓它足以應對各種挑戰。」這段話正符合他個人的人生歷程：歌德是一位天才，他不畏懼工作，他那深深植根於好奇心的藝術，便是這一點最好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