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名遠揚當然是件大事。如果生前名聲不怎麼為人所知，死後的聲譽也是有可能流傳下去的，只是就像人們從已故者的例子中瞭解的那樣，這種聲譽往往是蓋棺定論。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於1817年7月12日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毫無疑問，他在死後簡直被奔湧而來的聲譽吞沒了。這一點在他生前是無法預見的。受德國唯心主義、英國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啟發，美國掀起了先驗主義運動，而梭羅作為領頭人物之一，卻常常阻礙它的發展。客氣地說，他的行為舉止不是最好的。就連他人的問候，他都認為是一種負擔，而和他握手的人，感覺——就像梭羅的導師，哲學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說的一樣——像是「握住了一根樹枝」。對於梭羅的外貌，詩人納撒尼爾·霍桑寫道：「他樣貌醜陋得像是生來有罪，鼻子很長，嘴巴歪斜，舉止粗俗，像個沒有教養的農民。」梭羅對這種看法並無異議，他有一種由內而外的自信，不需要外人的肯定。霍桑總結道：「……這是一位思想豐富的原始人，個性中有著一種毫不妥協的固執，讓人想起鐵質的撥火棍。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但經常近距離接觸會讓人筋疲力盡。」
梭羅最初想做老師，但他無法接受學校的管理制度，因為他拒絕對學生「施以必要的體罰」，儘管這在當時是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一。在那之後，梭羅在各行各業都幹過一段時間，這些行業與他的個人理想無關，只是為了維持生計。梭羅與先驗主義的理論家代表愛默生最談得來，前者將後者當作某種意義上的管家，最終為自己死後贏得聲譽帶來了契機。1845年7月，梭羅搬到了瓦爾登湖畔的一所小木屋裡，在那裡住了兩年。最初他獨自居住，但也與他人保持著必要的聯絡，以免徹底變成「野人」。那種總體來說並不能讓梭羅信服的文明，還在他觸手可及的範圍內：梭羅離他最近的鄰居只相隔半小時的路程，步行就可以輕鬆到達康科德小城；儘管看不到鐵路，卻總能聽到火車的聲音。因此，這談不上與自己居住的世界告別，雖然梭羅在進行這樣的嘗試；這是在大自然的指導下進行的尋找自我的實驗。梭羅為此寫的那本書——《瓦爾登湖》在出版的最初五年裡就賣出了兩千冊，在作者死後成了那些迷戀自然的怪人和自願的隱居者們膜拜的綱領。梭羅自己恐怕也不會立即明白這其中的緣故，畢竟他後來重新考慮了這個問題。他在瓦爾登湖畔逗留兩年後，毫不猶豫地宣佈這種生活結束了，並且再也不想考慮那些受制於理論的綠色生活指導方針。
梭羅所看到的自然確實值得細細讚美：它「總是那麼富於創造力，就像一位工匠在自己的工作室裡不斷髮明出新的圖案。垂在岸邊的雲杉經過風吹日曬，落入水中，枝條變得雪白而光滑，呈現出各種奇妙的形態」。梭羅明白，自然科學家們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對自己的成功更感興趣，為此，他們甚至可以剝削自然，拿來交易：「關於自然科學的書籍通常是某個文書匆忙間拼湊起來的清單或上帝財產的總結……自然科學家們認為，除了由他定義的彩虹之外，我不應該看到任何東西。但我不在乎自己眼前呈現的，究竟是在清醒狀態下看到的影像，還是對夢境的記憶。」
梭羅還自稱為印第安人的朋友，讀過《瓦爾登湖》的讀者一定也發現了這一點。白種人在與當地原住民的驅逐戰中獲得了勝利，他們的財富越來越多，世界觀卻越來越狹隘。「白種人變得蒼白，就像帶著思想負擔的清晨，帶著像在聚攏的火堆中窒息的智慧。他們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因而不猜測，只是算計，對民眾頤指氣使，卻對當權者俯首帖耳……」他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視線的焦點從事物的本質上被移開了：「他們可以砍伐起伏的森林，卻無法與倒下的樹木的精神進行對話；他們讀不懂詩歌和神話，這些都在他們的大步前進中退隱、消亡了。」
梭羅的第二本書為他死後獲得的名聲做出了貢獻。這本書就是《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它比《瓦爾登湖》影響更甚，因為它對政治投了不容商量的不信任票。撰寫這本論戰小冊子的原因似乎微不足道：梭羅拒絕向馬薩諸塞州繳稅，於是馬薩諸塞州政府公事公辦，將他投入了監獄。梭羅只在監獄中待了一個晚上，因為有一位女保護人酌情還清了他的債務。然而梭羅不願再壓抑自己的憤怒，終於寫成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雖然通俗易懂，卻顯而易見，難以在現實中實現：「思想、幻想和想象，這些東西不會永遠長期死寂；而當一個人能在其中自由馳騁時，那些蹩腳的統治者或者改革倡導者就永遠不能威脅他、阻礙他。」政治根本不是梭羅的事情，他對此做不了什麼，只覺得它最近被高估了：「政治雖然在人類社會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就像相應的人體器官一樣，應該在不知不覺中驅動整體。它是……一種植物性的生命。有時，我會在恍惚中清醒地看到周圍發生的一切，就好像人在生病時對消化過程更加留心一樣。」梭羅所倡導的文明的不服從具有跨時代的現代性，得到了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甚至比爾·克林頓的認同。克林頓還於1998年在康科德設立了一所豪華的梭羅學院。如今，他所擔心的個性受到匿名的、以自由之名施行的束縛的誘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脆弱。
亨利·戴維·梭羅因肺結核於1862年5月6日去世。當時的一位訃告撰寫者覺得這件事多少有些滑稽，他寫道：「這真是命運的諷刺，一位過著自然生活的人，竟會死於結核病這種大自然對文明生活的懲罰。」我們今天仍然能從梭羅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比如自我發現雖然是一門藝術，也應適可而止，因為它經常被捧得過高。一位與梭羅同時代的歐洲人也有類似的觀點，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為那些狂妄的人寫道：「自我想要成為他自己，顯然是因為這在他被賦予的力量範圍內。」克爾凱郭爾認為這種力量是上帝，梭羅認為它是自然。但我們也可以認為，梭羅所信奉的自然，與上帝相去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