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認為，詩人必須在內心尋找自己的世界。那個世界豐富多彩，極富個性，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情，有輝煌也有陰霾，有可能被轉化為文學，但這種轉化並不一定有效。而外部世界在詩人內心的反映卻是另一回事，它是滯後的，就是說要經過閱讀、理解和拆解的過程，其中可能包含著辛勞和享受——是否真的有享受，還值得商榷。有時，作者想呈現的東西太多，讀者在閱讀時負擔很重，讀得頭疼。其實，詩人也可以將自己抽離出他所描述的世界。這樣的詩人不是文學的廚師（他們不通過更換配料來創造出非凡的原創菜品），而是一名專攻重現藝術的藝術家，像記者一樣報道在他看來值得展示的事件，而且暫時對此負責。
俄國作家安東·契訶夫更喜歡第二種寫作方式，這種寫作方式建議作者要剋制，讓事情自己說話。他喜歡迴避自己，自我對他來說不值一提。三十二歲的契訶夫在1892年寫的一份簡歷中就已經表現出了言簡意賅的特點：「我於1860年出生在塔甘羅格。1879年，我在塔甘羅格讀完了高中。1884年，我在莫斯科大學醫學院完成了大學學業。1888年，我獲得了普希金獎。1890年，我穿過西伯利亞，去了薩哈林島，然後從海上返回。1891年，我去了歐洲旅行，在那裡喝了很好的葡萄酒，吃了牡蠣……我從1879年開始寫作……我也染指過戲劇領域，儘管有限……十三歲時，我初嘗愛情的神秘。我與同事、醫生和作家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單身。」
這就是契訶夫認為關於自己值得一提的一切，這些對他而言還算有價值。他的自我仍然被掩蓋起來，他稱之為「部門」，嘗試在其中進行微妙的自我管理。他認為其他人不會對他的部門感興趣。即使經過最激烈的思考，自我也永遠無法完全被理解和看透。如果不想陷入不必要的危險，那麼在涉過自我這片雷區時必須謹慎。契訶夫喜歡觀看世界而不是自己，這不僅與個人氣質有關，也與出身和經歷有關。他幾乎沒有童年，青春期很艱苦，而且時時處在貧困中，籠罩在憂鬱苦悶的氣氛下。然而，這些卻讓他養成了一種陽光的心態。他很有趣，即使在最有失體面的情況下，也知道如何找些樂子。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值得大笑的理由：父親之前是一位虔誠的農奴，經常毆打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卻在有錢有勢的人面前卑躬屈膝。他在塔甘羅格經營著一家雜貨店，賺的錢甚至填不上生活必需的支出。拮据的家庭生活影響了契訶夫的一生。曾經有一位作家向他徵求寫作意見，他提議道：「您寫一個這樣的故事吧，講一個年輕人，他是農奴的兒子，做過商店店員、教堂歌手，讀過高中和大學，被培養成了上等人；親吻過教皇的手，屈服於別人的思想，感謝每一塊麵包，經常被毆打，不穿雨鞋就去上學……在人類面前不必要地偽裝自己，只是出於自卑——您寫寫這個年輕人是怎樣一滴一滴地把奴隸的血擠出自己的身體，當他在一個美好的早晨醒來時，怎樣發現血管中不再流淌著奴隸的血液，而是真正的人類的熱血……」
契訶夫原本可以自己寫這個故事，但是那與他的自我離得太近了。他選擇了陌生化的文學手法，在時間上與敘事保持距離，同時又保留了明顯的特徵，寥寥幾筆便勾勒出自己童年所受的折磨，這不僅是回憶性質的作品，更包含了對他未來的影響。他在189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三年》中寫道：「我記得，父親開始教育我，或者更直白地說，毆打我，那時我還不到五歲。他用棍棒抽打我，扯我的耳朵，敲我的頭。每天早上醒來時，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今天會被打嗎？我被禁止玩耍和淘氣。我們不得不去做早彌撒和中午禮拜，親吻牧師和僧侶的手，在家讀讚美詩……現在，當我走過教堂時，我會突然想起我的童年，那種惶惶不安如影隨形。」
契訶夫擺脫了自己可怕童年的陰影，這一點著實令人驚訝。他很難被打倒，善於察言觀色，會用興致勃勃的歡快心情武裝自己，這是他的面具和盔甲。在家庭中，他是其他人的精神支柱。即使是脾氣暴躁的父親，也總會在他三兒子的善良品格前心軟。安東·契訶夫高中畢業後，開始在莫斯科學習醫學。自從他的幽默才能和表達技巧為人所知以來，他以驚人的速度創作了許多簡練的短篇小說和幽默作品。雖然每篇稿件的稿酬很少，但是被採用的稿件總量很大。於是，在搬到莫斯科去之前，契訶夫已經成了家裡的頂樑柱。儘管父親的非法伏特加酒館運作良好，但位於塔甘羅格的雜貨店卻破產了，現在父親明顯變得不那麼趾高氣揚了。由於疾病纏身而且年紀漸長，他的脾氣也變好了。契訶夫於1884年5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儘管他總是用帶著揶揄的語氣談起此事，但他的確為此感到自豪。醫學對他來說意義重大，他不僅已經完成了醫學的學業，而且將繼續研究它；而文學也是如此。因此，毋庸置疑，他同時從事著兩份主要工作，認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醫學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學是我的情人。當我厭煩了這一個，我便去找另一個過夜。這聽起來有傷風化，但至少不會無聊。這就是我不會因為不忠而失去它們兩者的原因。如果沒有醫學，我幾乎不會在閒暇時把過剩的思想奉獻給文學……」
契訶夫生命中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886年3月，他收到了當時屬於高雅文學一派的著名作家迪米特里·葛利格洛維奇的來信。契訶夫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充其量是一個有些小聰明的幽默作家，葛利格洛維奇則有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契訶夫的天賦，並建議他最終做出明智的選擇：「您擁有真正的才華，這可以使您超越新一代作家的圈子……當我談到您的才華時，是出於個人欣賞。我已經六十五歲了，但是我仍然熱愛文學，並且滿懷熱情地留意著文學的發展，因此我很高興發現令人興奮的新事物。如您所見，我激動得無法自已，真想握住您的雙手……但是請停止寫這些小聰明的習作吧。我不清楚你的財務狀況，如果不是那麼樂觀，那麼請您就像我們當時那樣，寧願捱餓，也要將您的想法為成熟完美的作品保留起來，不要一蹴而就，要在靈感迸發的幸運時刻進行創作。這樣的作品的價值將比在報紙上四處散佈的一百個美麗的故事高一百倍……」
契訶夫因這封信備受鼓舞。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得到了認可，這給了他勇氣去考慮以前不敢想的事。這件不敢想象的事，就是成為一名作家，整天埋頭寫作，不再生產消耗品和廉價娛樂；但他是否能憑藉他的描述能力觸到人類生存的本質，迄今為止他還沒有把握。他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以至於忘記了自己清醒的現實感，被一封過分熱情的回信迷住了：「您的來信友好而熱情，是快樂的使者，它像閃電一樣擊中了我。我幾乎喜極而泣，現在我感到它已經在我的靈魂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您可以以此衡量您的來信對我的自信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它的意義比任何學位證書都重要，對於一個嶄露頭角的作家來說，這是現在和未來的報酬……我無法判斷我是否應該得到如此高的報酬……到目前為止，我在文學創作上一直表現得輕浮、漫不經心、不審慎。我不記得自己為任何一個故事埋頭寫作超過二十四小時……我就像記者報道火災一樣去寫我的故事：機械地，半自覺地，從不考慮讀者或我自己。」
這些都該畫上句號了。契訶夫在一位受人尊敬的同事的鼓勵下——今天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決心成為一名嚴肅的、有思想的文學家。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他以前以幽默作家和篇幅小、收效快作品的藝術家的身份從事寫作，雖然他並不是自願的，而是出於經濟原因——他必須養活一大家子人。而且大概因為他們習慣了坐享其成，不想再失去他的贍養費，他不能也不會逃避這樣的責任。他必須找到一個兩全之計，既可以讓他的文學創作更加嚴肅、工作更有保障，同時又不會耽誤當前的贍養業務。他作為醫生的收入也不高，因為他喜歡治療窮人中最窮的人，而他的教養使他無法向對方開口要賬。相反，契訶夫本人對疾病也未能免疫：儘管他沒有經過診斷，但長期以來他一直懷疑自己有肺結核。萬能藥是不存在的，對此，唯一的辦法是勇敢抵抗。契訶夫一生不得不與結核病糾纏鬥爭，他也知道自己終將屈服。如果有人詢問他的病情，他會很樂意回答。但鑑於他習慣了自我封閉，這個話題對他來說是可疑的。不過，他的文學作品逐漸變得值錢了，他可以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更合理的利益了。
來自外界的認可正在不斷增加。1888年秋天，他獲得了久負盛名的普希金獎。像往常一樣，他謙虛地評論道：「能獲得這個獎當然很榮幸，如果我說我對此並不興奮，那我就是在撒謊。我覺得自己畢業了……昨天和今天，我像一個陷入愛情的瘋子一樣跑來跑去，無心工作，只想著這一件事。當然，毫無疑問，我不能把這獎歸功於我自己。有的年輕作家比我更優秀、更年少有為……」
現在，契訶夫成了俄羅斯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從他身上，人們再也看不到文學小丑的影子，他將人類和超人類編織成精美的縮影，也認識到人之為人的其他特質。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作家的契訶夫所傳達出的資訊實際上可以說是令人失望的：不存在毫無疑問的真理。人要為自己負責，他認識到的真理，即使似乎得到了更高的認可，也不會幫助他在塵世的生活中獲得永久的尊嚴或可敬的地位。但是與火速蔓延且脆弱的真理性認識打交道，可能僅僅是俄羅斯一種特殊知識分子疾病的變體，人們可以稱其為進步開明的厭倦和頻頻獲獎的無聊。契訶夫在對1889年1月首演的劇作《伊萬諾夫》的闡釋中，對這位俄國情感藝術家的描述如下：「他的過去像大多數俄國知識分子一樣美好……現在總是比過去更糟。為什麼？因為俄國式的興奮具有特殊的性質：它很快就被疲憊所取代……他感到身體上的疲憊和無聊，但不瞭解他的病情……他在外界尋找，卻找不到原因；他開始在內心尋找，發現了無限的內心感受。像伊萬諾夫這樣的人，因為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反而會在這種負擔下崩潰。他們感到困惑，張開雙臂，神經緊張，怨天尤人，犯下愚蠢的錯誤，最後，他們放任自己脆弱無力的神經崩潰，失去了立足之處，進入‘破碎’和‘無解’的行列。」
那些破碎和無解的人為自己的身份沾沾自喜，最終組成了歐洲虛無主義雄辯的沉默大軍。契訶夫雖然與此保持了距離，但自覺也屬於他們。然而，他的職業道德禁止他被他們同化。他不去抱怨，寧願被人抱怨；他認為作家不應將自己視為討論中擁有話語權的主導者，而應將自己視為辯論開場的書記員。但是，這種疾病的病因在於人的內心，而不在於人的智力。它永恆的病理描述如下：「我們沒有短期或長期目標，我們的心是空的。我們沒有政治，我們不相信革命，我們沒有上帝，我們不怕鬼……甚至不怕死亡或失明……這是否是疾病——它與名字無關，而是關於對我們處境的承認……對我們來說，這個時代充斥著脆弱、酸澀、無聊……我們缺少‘某種東西’……」
1904年7月15日，安東·契訶夫在德國溫泉小鎮巴登韋勒與世長辭。長期以來，他與抗結核鬥爭已經變得不平等了，最終以兩次心臟病發作告終，他的自我還是關閉了。他之前說過：「我只是我生命的管理者，而不是主人。」這適用於每個人，即使我們喜歡採取主人的態度。契訶夫是一位出色而節儉的語言作曲家，他不僅譜寫出了一首包含各種變調的，關於冷漠的思想者的曲子，也描繪了籠罩在荒原和俄國鄉村，尤其是籠罩在靈魂國度之上的憂鬱情緒。這種憂鬱仍在傳播：「太陽還沒徹底落下，大地就已經籠罩在黑暗中了，白天的憂傷都被忘卻和寬恕了，荒原隨著呼吸漸漸漲滿了胸膛。也許是因為草在黑暗中迫不及待地生長，它們發出了白天所未有的歡快和新鮮的窸窣聲……黃昏時還能看到各種事物，只是它們的顏色和輪廓讓人難以辨認。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如果你駕車前行，忽然看到前方的路上站著一個影子，像僧侶，手裡握著東西，一動不動，似乎在等待著什麼……人影越來越近，越變越大，已經到了馬車跟前，於是你發現，那影子不是人類，而是一叢灌木或一塊大石頭。這些呆呆等待的影子站在山丘上，躲在石冢後，或從灌木叢中向外窺視，它們都有和人類相似的特點，讓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