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26日，一個名叫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的男嬰在維也納第一次睜開眼睛，看到了這個世界。他是家裡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出生時家裡條件很好。維特根斯坦一家生活優渥，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是布拉格鋼鐵工業的總負責人，地位相當於德國傳奇人物阿爾弗雷德·克虜伯。老維特根斯坦是當時進步的大工業家之一，他提倡審美藝術，與知識分子、音樂家和詩人都有來往。他致力於革新生產方式，卻是奧匈帝國殘酷君主制堅定而忠實的擁護者。卡爾·維特根斯坦成為奧地利工業巨頭的崛起之路充滿傳奇色彩，甚至可以拍成一部電影：1864年，他因為一篇叛逆的文章觸怒了高中的老師，被勒令退學。於是，他離家出走了，憑藉一本假護照到了美國。他在那裡艱難謀生，當過服務員、樂手、代客停車服務生和酒吧侍者。此外，他還做過希臘語教員和數學教員，並試著做過教小提琴和圓號的音樂老師。1867年，他回到了維也納，開始讀機械製造專業的課程，最終還是沒有畢業。
卡爾·維特根斯坦從美國帶回來的，是一種敏銳的現實眼光，這讓他能夠對計劃的可行性和已經發生改變的環境做出精確判斷。而他生活中的另一面是屬於非生產性的藝術的，對此他有著獨特的嗜好。對他的孩子們來說，他同樣也是一位嚴格的父親——他們學習的東西，都必須經過他的認可。在他看來，只有技術員和商人才是有前途的職業。路德維希的母親萊奧博迪內·維特根斯坦是一位沉靜溫柔的女性，總是站在丈夫身後支援他。這種家庭背景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個人發展產生的影響，比他自己想要承認的還要深遠得多。這促使他有了一段關鍵經歷，並轉向了哲學研究。接下來，我們就會談到這些。
當時的維也納是憂鬱的大本營。憂鬱思想主導著討論：普通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閒情沉溺於所謂存在的憂傷中，而富裕階層卻樂此不疲。這也許和人們對陰暗面的熱衷有關，他們可以安穩地坐在家中，盡情地用敏銳纖細的感官去捕捉塵世間一切努力終是徒勞的絕望感。維特根斯坦一家也沒能擺脫這種憂鬱情緒，父親本人就一直很脆弱，五個兒子中的三個選擇了自殺，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一生都在與反覆發作的憂鬱症做鬥爭。維特根斯坦家的孩子們很難滿足父親的高要求，而路德維希作為最小的孩子，卻相對輕鬆地完成了：他表現出了明顯的技術天賦，這讓父親很高興。要不是這一點，小路德維希是很難在家中受到關注的，因為他的哥哥姐姐們似乎天分更高。尤其是路德維希的哥哥保羅，他是一位著名的鋼琴家，儘管失去了一條胳膊也未曾中斷自己的演奏生涯。路德維希一開始接受的是家庭教師的教育。1903年，他進入林茨的國立中學學習，而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同齡學生剛剛離開了這裡。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學校成績中等，在同學中顯得格格不入，總是試圖通過彬彬有禮的行為舉止來掩蓋內心的不安。與同學們不同，路德維希說著一口近乎矯揉造作的標準德語，而且很在意別人對他以「您」相稱，結果這成了所有人的笑料。卡爾·維特根斯坦這時已經失去了兩個兒子了——因自殺而死，他很擔心自己這個最小的兒子。於是，他將路德維希接回了維也納。路德維希在熟悉的環境中，果然好了一些，他讀了許多書，其中，克萊斯特、歌德、默裡克、萊辛對他影響很大，而叔本華哲學所宣揚的殘酷的世界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06年7月14日，維特根斯坦讀完了中學七年級，通過了畢業考試，學校給出的成績甚至有些超出其想象。同年10月，他入讀了柏林夏洛騰堡高等技術學校。他依然最喜歡處理技術問題，然而在柏林，他第一次對哲學展現出了持久的興趣。他的姐姐赫爾米娜在她的《家庭回憶錄》中寫道：「在那時，或者就在不久後，他突然迷上了哲學，完全沉浸在對哲學問題的思考中，甚至違背了他的意志，以至於他承受著內心相互矛盾的雙重呼喚，像被撕裂一樣痛苦不堪。這樣的變化，他在之後的生活中還會多次經歷，這些動搖了他的整個心靈……在那些天裡，路德維希處於一種難以形容、幾乎是病態的興奮中。」
維特根斯坦很快就意識到，哲學是一種無比嚴肅的問答遊戲，同樣的問題以一種精明的遲鈍狀態，一再清晰地被重新提出，以便能得到同樣的答案——人們對此幾乎無能為力，這些答案由於知識水平的明顯進步，同樣無法提供任何實在的論據來保證其正確。維特根斯坦在1910年參加路德維希·安岑格魯伯的戲劇《測繪員》演出時，領悟到了這種確定性，當時他剛滿二十一歲。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斯坦克洛普福漢斯，他是女僕的私生子，由於受到神靈的「啟示」，成了農民中的思想家和鄉村的哲學家。一場重病讓他遠離了所有人。在獨處中，他突然領悟到了自己命運的確定性：天地之間，再也不會有任何事發生在他身上。維特根斯坦的傳記作家布萊恩·麥古尼斯也在書中提到了這件事，但沒有指明斯坦克洛普福漢斯這個名字，只把他叫作經歷了「啟示」的「人物」：「毫無疑問，維特根斯坦的宗教覺醒與這一場景有關，其中描述了一個經歷了‘額外啟示’或稱‘神靈感召’的人物。此前，這個人都生活在可怕的悲慘境遇之中。然而有一天，陽光灑在他身上，他撲進草叢，想到自己總有一天會去世。當他晚上醒來時，他感到‘內心充實，就好像不久前那明亮的陽光還留在我的體內……接著，它溢位了我的身體，就像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說：你不會發生任何事！就算是最大的痛苦，一旦忍過去，也不算什麼了！無論你現在是躺在六英尺深的草叢中，還是已經目睹了上千次——你不會發生任何事！——你屬於世間萬物，而世間萬物都屬於你！你不會發生任何事！’」
維特根斯坦將這種確定性吸收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這不僅成了他宗教思想的主導，還為他研究的哲學問題提供了一種非程式化的保證，試圖在普遍的語言能力背景下，重新確定可說的邊界。每次交流達成一致前，這種跨越邊界的過程中自然包含了所有失敗的可能。維特根斯坦認識到的不僅於此，他還想起了自己受到的感召，那是一種不可動搖的被他自己稱作「無言的信仰」的力量。儘管現實中有著各種失敗，這種信仰一定會超越生活本身造成的崩潰。雖然他作為生活在亂世中的人，不免被現實裹挾，但外部環境已經無法對他造成影響了。維特根斯坦想好了自己的理由。他確信，自己「完全受到庇護」，因此可以將自己的哲學研究專案公之於眾，它涉及在可言說的邊界確立認識的可能性，如為存在而做出的努力所揭示的——從最真切的字面意義上理解——不被失敗所困，一定要繼續前進。在回憶往事時，他記下了自己這段關鍵經歷的意義：「它迫使我衝破語言的邊界，我相信，所有當時試圖書寫或談論道德和宗教的人都被它驅使著。而這種衝破我們的牢籠邊界的努力完全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1911年，維特根斯坦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當時的劍橋大學，是歐洲哲學和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中心。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是劍橋的明星，他思維敏銳、談吐幽默，一生都喜歡與他所認定的專家們來往。我們那位來自維也納的默默無聞的大學生，在這位大師面前絲毫沒有表現出敬畏的態度，而是追著他問一些刁鑽的問題。羅素在給他當時的女友奧托琳娜女士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德國朋友原來是個討厭鬼。下課後，他陪我走回家，然後一直和我爭論到吃夜宵的時間，觀點固執而荒謬，但我並不認為他愚蠢……他認為，人是無法憑經驗瞭解任何事的。我要求他承認房間裡沒有犀牛，但他拒絕了。」維特根斯坦此時雖然一無職位，二無聲望，卻成了羅素平等的談話物件。一開始羅素只是覺得有趣，後來他才發現，他的這位學生擁有過人的天分，甚至可以說一定是個天才：「他也許是我遇到過的傳統意義上的天才中最完美的例子：熱情，深刻，專注，而且自信。他有一種純粹，這是我除了g.e.摩爾之外，再也沒有在任何人身上見到過的……他每晚的午夜時分都會來拜訪我，就像一隻野生動物一樣，在我的房間裡來回踱步，可以一連踱三個小時，沉浸在興奮的沉默中。有一次，我對他說：‘您是在思考邏輯學，還是在思考自己的罪過？’‘兩者都是。’他一邊回答，一邊繼續踱步。我不想提醒他，已經到了上床睡覺的時間了，因為他和我似乎都認為，一旦離開我，他很可能會自殺。」
維特根斯坦被天才的力量驅使，踏上了哲學的道路。這位聰明的學生很快出了名，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外表——身形清瘦卻健壯，衣著尤其不遵循傳統。大學裡的交往風氣極其自由，各種脾氣古怪的人都很常見：許多扇大門都為有天賦的學生敞開。只有這樣，維特根斯坦才得以在入學不久後，就能和劍橋哲學圈子裡的大人物或多或少相互熟悉了。1912年11月29日，他在當地負有盛名的「道德科學俱樂部」做了自己的第一次報告，題目是「什麼是哲學」。
兩個月後，維特根斯坦收到了父親的死訊。卡爾·維特根斯坦於1913年1月20日去世，為他的孩子們留下了一大筆財產，主要是美國證券。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如今每年可以拿到超過三十萬克朗的收入。但這筆財富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可喜的好事，不如說是沉重的負擔。於是，他在一封寫給著名文化雜誌《放火者》出版人的非正式信件中表達了他典型的態度：「請原諒，我用這個重大的請求來麻煩您。我想給您轉一筆十萬克朗的款，並請您自行將這筆錢分給奧地利貧窮的藝術家們。」這個不同尋常的要求得到了滿足。本來就神經緊張的詩人格奧爾格·特拉克聽說有人要給他兩萬克朗時，恐慌發作，迅速逃走並藏了起來。但除此之外，維特根斯坦的捐贈做了不少好事。西奧多·海克、艾爾西·拉斯科-許勒、奧斯卡·科柯施卡和勒內·瑪利亞·里爾克都從這筆鉅款中受益頗多。里爾克還在一首「獻給外面某個未知朋友」的詩中表達了感謝，而維特根斯坦在收到這首詩的副本後，表示自己被這種「令人目眩的語氣」「彆扭地感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維特根斯坦自願報名參軍，加入了第二堡壘炮兵團，被派往克拉科夫。他服完了兵役，但並不是以一個脫離現實或懦弱膽怯的知識分子的姿態，所有當時的證據都表明，他有「很強的責任感」，擁有熟練的「技術技巧」。這樣看來，維特根斯坦似乎是個「愛國者」。他甚至還為奧地利軍隊提供了一百萬克朗，用於改良迫擊炮。他在激進的反戰論者中（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師羅素）看到了一群空想者，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自欺欺人。維特根斯坦的一位朋友說：「在這方面，我一再……從他那裡聽到關於羅素的……極其輕蔑的評價。羅素在二十年代建立‘和平與自由聯盟’之類的組織時，維特根斯坦就這樣罵過他。於是，羅素說：‘好吧，您也可以成立戰爭與被奴役聯盟啊。’維特根斯坦熱情地回應道：‘很可能，很可能。’」
1916年6月，維特根斯坦在閱讀了托爾斯泰的文章《福音書簡述》後，將自己的思想寫了下來。這些思想遵循著他那段關鍵經歷的啟示，與他對於語言和邏輯的基本思考無關，因此更像是一次關於哲學的信仰宣告：「上帝以及生命的目的？——我知道這就是世界，我知道我身處世間，就像我的眼睛處於眼睛的視界中一樣。世界的問題在於，我們為它賦予了意義。這種意義並不存在於它本身之中，而是在它之外；世界就是生活，而我的意願穿過了世界；我的意願也許是好的，也許是壞的；一切好的或壞的都以某種方式與世界的意義聯絡在一起。生活的意義，即世界的意義，我們會把它稱為上帝，並且將它與父親的比喻聯絡起來。祈禱就是對生活意義的思考。我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操控世界上的事情，對此我完全無能為力。只有這樣，放棄對這些發生的事產生影響，我才能讓自己獨立於世界而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實現了對世界的控制。」
維特根斯坦在前線的最後一個假期，是在他叔叔保羅的莊園裡度過的。他正是在那裡寫下了《邏輯哲學論》，英譯本名為《邏輯哲學導論》（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這本書最終讓他名聲大噪。他將這本書的手稿給了卡爾·克勞斯的出版商雅荷達，然而稿件被拒絕了。維特根斯坦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天才得知了這個訊息。1917年11月3日，他在義大利的特倫託被俘。在卡西諾山腳下的俘虜營裡，他被強迫保持安靜，這重新引發了他內心早已熟悉的抑鬱。他感到空虛和無力。這場戰爭值得它所造成的痛苦嗎？此外，他的悲傷和憤怒還有個人原因：就在維特根斯坦收到雅荷達的退稿信的兩天前，他聽說了哥哥庫爾特在前線飲彈自盡的訊息——這是卡爾·維特根斯坦第三個自殺身亡的兒子。
《邏輯哲學論》的第一版於1921年出版問世，書中印刷錯誤百出，維特根斯坦對此很生氣。一年後，備受好評的倫敦羅德里奇和凱根·保羅出版社出版了這部作品的雙語版。公眾對這本書持保留態度，維特根斯坦的論文並沒有激起人們的熱情。其原因也許是作品的整體結構過於嚴密。然而，維特根斯坦一開始所遭受的不理解，與《邏輯哲學論》中結論的含糊其辭幾乎無關，因為他的作品試圖解釋的，正是這種哲學的嚴謹清晰、不可誤解。哲學中的「明確可說」應該被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關鍵……是那些可說的，即通過語言可以被表達的理論（說出的正是所想的）；而不可說的，只能被展示——這就是我認為的哲學的根本問題。」
《邏輯哲學論》為哲學歸納出了一套激進的、基於語言邏輯的精簡程式，尤其讓那些習慣了陳舊的形而上學中繁複華麗辭藻的哲學家們很不舒服。對於西方思想的傳統主題來說，一旦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方法加以嚴格限制，那麼真正可說的就所剩無幾了：「世界就是所發生的一切。——所發生的即事實，就是諸事態的存在。事態就是物件（東西/事物）的結合。——物件很簡單；而組合方式是可變的、不定的。物件的組合構成了事態。——我們會為自己造出事實的影像。——在影像中，影像的要素與物件相對應。——影像與被反映物在反映的邏輯形式上是統一的。——影像所呈現的東西，就是影像的意義；事實的邏輯影像即思想。——思想會在命題中得到可被感性認知的表達。——在命題中使用的簡單符號被稱為名稱；名稱意指物件。物件就是名稱的指謂。——只有命題才有意義；只有在命題的聯絡中，名稱才有指謂。——思想就是有意義的命題。」
最終，這種刺激的哲學只著眼於討論（仍然）可行的事：「凡是可思考的東西，都能被清晰地思考。凡是可言說的東西，都能被清晰地言說……雖然在可言說的一切中，都含有不可言說的東西，但可被展示的東西，是不可被言說的……對不可言說的東西，我們應該保持沉默。」在《邏輯哲學論》出版後，維特根斯坦一開始認為，認識依據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而且在知識合理性範圍內實現了永久性的止損。但這種樂觀的想法並沒有持續多久，他很快就發現，自己的作品並沒有提及哲學這個壽命比所有子孫都長的頑強老太太的結局。
重新回到「平民生活」中的維特根斯坦，試圖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他放棄了自己的財富，把它們分給了其他家庭成員，這讓接受者不知所措。從1920年9月到1926年5月，他在奧地利擔任省裡的小學教師，而且幹得還不錯。他回到維也納，受姐姐赫爾米娜的委託，親自設計建造了一座三層小別墅，這後來被稱為「已經變成家的邏輯」。1929年初，他回到劍橋，在那裡獲得了一項用於研究的補助金，於是迅速投入了工作。此時，《邏輯哲學論》已經是一本著名但仍有爭議的書，而維特根斯坦本人已經準備好成為一位著名哲學家了。他仍然篤定，自己身上什麼也不會發生，相信自己在那段關鍵經歷中認識到的這種確定性。幾乎所有人都沒注意到，他已經開始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哲學思想了。而他此時興趣的焦點不再是對《邏輯哲學論》進行精簡描述，而是語言的實際使用和與之相關的應用場合。
在《哲學研究》這部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真正代表作中，他致力於研究自然語言的豐富性。他認為，自然語言所具有的作用，遠遠超過了自然科學的狹隘思想所能理解的。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將這種新的咒語稱為「語言遊戲」：「一旦看到語言遊戲的多樣性……命令和按照命令做出反應——描述一個物件——創造和閱讀故事——表演戲劇——猜謎——講笑話；敘述——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請求，感謝，詛咒，問候，祈禱。」語言遊戲揭示了語言的含義：「一個詞的意思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語言遊戲’這個詞就在強調，語言的言說就是其活動——或稱其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而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語言遊戲並非源於思考。思考是語言遊戲的一部分。因此，這個概念在語言遊戲中很普遍。你必須明白，語言遊戲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預見的。我是說，它沒有依據可循，非理性（或說不合理）。它就那樣存在了——正如我們的生活。」
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從日常語言的豐富性中推匯出人類生活形式多樣性的思路，這就為更深刻的理解開闢了道路。哲學家成了訓練有素的記錄者，富於技巧性地記錄著紛亂複雜的日常活動。他透過生活的表面結構，抓住生活的真實狀態。
1938年，維特根斯坦取得了英國國籍。1939年，他接替摩爾，接受了在劍橋的光榮教職。於是，維特根斯坦成了一名哲學教授，這對他來說卻有些「荒唐」，「就好像被活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倫敦的一家醫院裡提供志願服務。1947年，他放棄了教授職位和相關的工作事務，因為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了。他想尋求孤獨。有長達一年的時間，他住在愛爾蘭——正如他所說的，「遠離」「所有文明」。1949年夏天，經多位醫生診斷，他患了癌症。這對他來說，似乎是種解脫：「當我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時，我一點兒也不害怕。但當我聽說人們想做些什麼來對付它時，我真的嚇壞了。因為我不願意再繼續活下去了……」
維特根斯坦知道，自己的生命時鐘已經快要走完了，死亡正在等著他。他覺得這很公平——他憑什麼應該比別人走得更遠呢？自己身上最終什麼也不會發生——這個信念伴隨了他的一生，而且終於在他去世時得到了驗證。儘管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維特根斯坦在逝世前兩天仍然以錄音的方式堅持工作，這些錄音在他去世後被收錄在文集《論確定性》中。1951年4月29日，維特根斯坦離世了。據說，他的遺言是：「請您告訴他們，我活過了美好的一生！」對他的朋友們來說，這句問候一定像一個苦澀的玩笑，因為維特根斯坦經常流露出渴望終結一生的願望，如今終於實現了。維特根斯坦為哲學賦予了謙遜的品質，這也正是貫穿他一生的個人特徵。他知道——我們也很樂意記得這一點：「懷疑只存在於有問題的地方，而這一定是在有所言說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我們會發現，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得到了解答，我們的生活問題還根本未被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