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驚訝有關，甚至常常始於驚訝，這可以說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切東西都可以是驚訝的物件：對通常早已確定了死亡終點的生命本身，對人們從逐漸自知的存在中努力探索一個奇蹟——有限與無限、主體與客體到底是如何相互聯結的。驚訝最終會產生疑問，人們要麼像萊布尼茨那樣，對普遍的常態發問，想要知道究竟為何某物會存在而不是不在；要麼將注意力轉向足以引起進一步思考的特定事件。後一種情況發生在後來的心理分析學家和哲學家艾瑞克·弗洛姆的早年歲月。在弗洛姆的青少年時期，曾發生過一件令他匪夷所思的事，讓他再也不願忘記。他在《幻想的彼岸》一書的自傳式前言中寫道：「對於人類為何恰好這樣做而不那樣做，我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之所以如此，這個提示也許有所幫助：我是謹小慎微又喜怒無常的父親和有抑鬱傾向的母親的獨生子。因而，我開始對人類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而不是那樣的反應）感興趣。有一件事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事情發生時，我大概十二歲，而這件事比之前經歷的任何事情都讓我想得更多……這件事是這樣的：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士，她大約二十五歲，是我們家的一位朋友。她很美，很有魅力，而且還是位畫家——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畫家。我記得她訂了婚，但不久後又退了婚；我也記得，她幾乎總是由她鰥居的父親陪著。在我的印象中，她父親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談吐無趣，外表也不吸引人（至少我當時是這麼認為的，不過也許我的判斷是出於嫉妒）。有一天，我聽說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訊息：她的父親去世了，而她也直接自盡了，還留下了遺囑，要求和父親葬在一起。我那時還從未聽說過俄狄浦斯情結或者父女間會有的這種亂倫的關係。我被那位年輕的女士強烈吸引著，同時厭惡那個不討人喜歡的父親。在那之前，我認識的人中還從沒有自殺的。‘這怎麼可能呢？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怎麼可能會愛上自己的父親，以至於寧願放棄生命和繪畫的歡愉，選擇躺在他身邊的墓穴中呢？’我當然沒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但‘這怎麼可能呢’頑固地留在了我的思想中……」
正如弗洛姆自己所描述的，他這個「謹小慎微又喜怒無常的父親和有抑鬱傾向的母親的獨生子」很早就明白了，世界的複雜性與每個人都無法擺脫的神秘靈魂生活有關。如果一個人不滿足於只看到特定經歷的表象，還想了解更多，那麼他必須努力接近這些經歷潛在的動機。但這些動機並不是現成可得的，而需要加以闡釋。凡是說出來的東西，人們必定在背後下了極大的功夫去理解它；因為它們不能或不願開口講話，所以發問者只能靠自己尋找答案。
小弗洛姆崇拜的那位女子永遠地離開了，而她自殺的原因令活著的人們不斷猜測。起初，這件事讓小弗洛姆深受震動，孤單無助。弗洛姆的父母信仰猶太正教，對別人的靈魂歸屬問題興趣寥寥。因此，父母給不了弗洛姆任何幫助，他們的心思僅限於用忠實於傳統猶太教的教義來教養兒子。就在弗洛姆還在思考人際關係這一對他來說尚無答案的問題時，另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事件爆發了，提出了新的問題：「也許……假如沒有發生那件決定了我人生道路的事情。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個人經歷不會對我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1914年夏天，一戰爆發時，我是個十四歲的少年。被戰爭激起的熱血、對勝利的慶祝、與我相熟計程車兵們的個人死亡悲劇，這些給我留下的印象，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深刻。但那時，我對諸如此類的戰爭問題並不感興趣，因為我還沒有認識到戰爭那毫無意義的非人性。然而不久後，一切都變了，有一些與我的老師們有關的經歷改變了我的看法。在戰爭爆發前的兩年時間裡，我的拉丁語老師都將韋格蒂烏斯·雷納圖斯的這句箴言——‘如果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戰爭的準備’（sivispacemparabellum）——當作座右銘，在課堂上一再重複。因此，當戰爭爆發時，他很興奮。而我現在意識到，他聲稱的對維護和平的擔憂，只是一種表面姿態，實際上他並沒有當真。如果一個人對維護和平如此上心，那他如今怎麼可能為戰爭歡呼呢？從那時起，我很難再相信，發展軍備是為了維護和平，即使說這句話的人與我當時那位拉丁語老師相比，懷著更多的美好意願、展現出了更加坦率的態度。」
弗洛姆所看到的，是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爆發。他不得不假設，如果沒有一種先天的隱秘力量在暗中起作用，致使理性的辯論終究被反彈回集體狂歡的本能，那麼後者是不可能存在的。讓這個男孩感到最為驚訝的是，就算是那些清醒的同時代人，也被戰爭的狂熱裹挾著。他懷疑，西方文明中歷史悠久的理性傳統也許並不是最好的，而這種懷疑顯然得到了證實。例外似乎只是證實了規則的存在，有時卻恰好值得一提。後來，弗洛姆回憶起他的一位老師。這位老師對在學生中也盛行一時的軍事化的誇誇其談很反感，他有一句話至少讓一部分學生有所思考：「當時，英國人遍佈德國，我也曾震驚於人們對他們咬牙切齒的恨意。但突然，這些境遇悲慘、心腸歹毒又肆無忌憚的僱傭兵開始瘋狂屠戮我們無辜而善良輕信的德國英雄們。在這種全國性的歇斯底里中，有意見決定性的事件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英文課上得到了背誦英國國歌的任務。這項作業是在暑假開始前佈置的，那時氣氛還一派和平。再次開學後，我們這些孩子和老師說——一部分是出於調皮，一部分是被‘對英國的仇恨’所感染——我們拒絕背誦我們最卑鄙的敵人的國歌。我看著他站在全班面前，面對我們的抗議，帶著嘲諷的微笑平靜地說：‘不要自欺欺人了。到現在為止，英國還從沒輸過一場戰爭。’這是那一片荒唐的仇恨中理性和現實的聲音，是一位令人尊敬和欽佩的老師的聲音！正是這個句子以及那種平靜理智的表達方式，給了我啟示。它打破了瘋狂的仇恨浪潮和民族偶像崇拜，於是我開始思考並捫心自問：‘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和他的同僚阿多諾相似——順便說一下，弗洛姆與阿多諾相處得並不十分愉快——艾瑞克·弗洛姆也是在兩次關鍵經歷的影響下走上了哲學的道路。一次是他所仰慕的年輕姑娘的自殺，另一次是那場瘋狂戰爭的爆發，二者引出了許多問題，促使他去尋找答案。他很早就意識到，這些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而是必須為之努力。弗洛姆認為，人類的問題在於人類自身；僅憑社會的變遷、現存統治結構的變革並不能帶來一種新思想。人類和之前一樣，仍然是神秘的「意識動物」，改變只能源於他自身，從他的靈魂和精神的結構出發，這首先就意味著，一種新思想只能以激進的重新思考為基礎。弗洛姆自己完全是一個狂熱的求知者，他對生活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他用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表率：1918年他從法蘭克福高中畢業後，在海德堡先後讀了法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此外，他還集中學習了《塔木德》經文，這讓他的父母非常高興。1922年，他取得了阿爾弗雷德·韋伯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猶太法律》。傳統猶太教的出身和教育塑造了弗洛姆的生活態度。他深知這些對自己產生的影響，而且即使這位舉世聞名的心理分析學家和哲學家早已與猶太正教斷絕了聯絡，這種影響依然保留了下來：「我的生活體驗……絕不屬於現代人，而屬於前現代人。這一點更是通過學習《塔木德》經文、充分閱讀《聖經》和了解我祖先的歷史得到了強化。我的祖輩都生活在市民階層出現之前的世界。我記得……有個我很喜歡的故事：我的一位曾祖父是一名偉大的《塔木德》經文學者，但並不是經師。他在巴伐利亞經營著一家小商店，賺的錢並不多。有一天，他得到一個好機會，如果他願意出去跑跑，就能賺到一大筆錢。他家當然有不少孩子，生活很拮据。於是，他的妻子對他說：‘那麼，你真的不考慮抓住這個機會嗎？一個月只需要出去三天，我們就能賺得更多。’他反問道：‘所以你認為我應該這麼做，即使要付出每個月失去三天研讀經典的時間的代價嗎？’他妻子答：‘天哪，當然不是，你在想什麼呢！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商店裡，研讀《塔木德》經文。有顧客來時，他甚至會有些氣惱地說：‘難道沒有別的商店了嗎？’對我來說這就是真實的世界。現代世界讓我感到疑惑……直到今天。」
前現代世界的故事伴隨了弗洛姆的一生。他本人對於現代性，尤其是對人類科學的參與，與他的好奇心有關。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滿足於事物最新的狀態，利用對往昔優點的記憶，發展一種包含方法意識的前現代的全新確定性。1930年，弗洛姆在接受了一次額外心理分析培訓後——這段時間，他還是弗洛伊德學說的追隨者——他在柏林開了自己的第一家心理診所。
儘管弗洛姆很喜歡這份與患者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從對他人的心理分析中，他對自己也有了更多認識，但不久後，他還是產生了懷疑的念頭。他倒不是懷疑心理學的興趣在於瞭解人類這一崇高目標，而是質疑弗洛伊德世界觀的特定前提：「我在柏林的學院中接受的是嚴格的弗洛伊德學說教育，因此一開始也篤信弗洛伊德關於性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論。在這方面，我是個好學生，一開始相信老師是正確的，直到我本人對此有了更多的瞭解。在我知道這件事之前，我並沒有魯莽抗議……但幾年之後，我開始懷疑了。關鍵的一點是，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我並沒有在病人的材料中找到我應該找到的東西，我只是在套用它們進行闡釋。我還進一步發現，弗洛伊德的理論並沒有觸及病人真正的問題……它只是一再地把病人的問題歸結為俄狄浦斯情結、閹割恐懼、與性有關的一切，還有隨之而來的恐懼。我覺得，這些理論通常與站在我面前的病人無關。而且讓我很不舒服的事情發生了——我覺得無聊……我問自己：你到底為什麼這麼睏倦，你為什麼會感到無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沒有回到生活本身，而是在處理抽象的問題，儘管它們是以一種發生在兒童時期的相對原始的經驗呈現出來的。」
1933年，弗洛姆移居到了美國。他曾在遷往紐約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學院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很快就和那裡鬧翻了。這件事的原因在於雙方客觀存在的分歧，但弗洛姆個人的厭惡情緒也起了推動作用。科研機構中的工作將人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其中原本就存在的氣氛更是加劇了這種厭惡情緒。霍克海姆和阿多諾是學院的兩位領軍人物，他們也注意到，弗洛姆的思路正在遠離正統的社會哲學。他被指責只想將社會分析的問題簡單地心理學化——弗洛姆認為這種批評十分荒唐，因為他早已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分道揚鑣了，而且他此時正在實踐另一種心理分析模型，這種模型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雖然他對此的闡釋十分自由——納入其中，這當然讓那些自封的純粹學說的守護者非常不安：「尤其吸引我的，是他的（指馬克思，b）哲學和關於社會主義的藍圖，它用世俗的形式表達了人類自我實現的理念，是人類真正的人性化。對這樣的人來說，享樂、死亡和財富都不是生命的目標，只有生動的自我表達才是。馬克思從1844年開始發表的哲學文章都在闡釋這一點。實際上，如果您讀了這些哲學文章，但不知道它們的作者是馬克思，如果您對馬克思瞭解得太少，那麼您幾乎無法猜出作者。不是因為文字不夠典型，而是因為有人扭曲了馬克思的形象，就好像馬克思只會盯著經濟上的變化。其實經濟上的變化只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這是馬克思實現人類在人文主義意義上的解放的關鍵……」
弗洛姆有勇氣離開已開闢好的思維道路，去發展自己的想法。就像對自己的學習成績一樣，他對於這些想法的態度也很輕鬆。知識對他來說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其構成與其說是龐大的學術體系，不如說是對自古以來人類行為神秘驅動力的好奇心——人類有著種種不足，而這些不足正是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學研究中最寶貴的發現。1940年，弗洛姆獲得了美國國籍。1949年，他遷居到了墨西哥城。他在自治大學教授心理分析學，開了一門培訓課程，這在不久後就為他贏得了一定的名聲。弗洛姆的學生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老師與其他治療師不同，他沒有任何教條的治療概念，不會將患者硬套入某些概念中去，而是選擇一種自由的分析方法，認為意料外的結果是可能的，而且允許修正曾經確定的結論。弗洛姆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發展出的論斷很新穎，具有啟發性，其中之一便是關於人類所謂的「市場特徵」的證明，這種人格特徵來源於社會消費行為，是按照資本主義標準組織的舉止規範。人所謂的意義來自他在市場上的自信，這也會對他的自我評價產生影響：狀態符號取代了人格價值，形象豐富的關係網調節了權力手段的利潤和收益。在一個變得越來越不講情面而講究效益的社會中，這樣的權力手段在實現進步的過程中不可或缺。「市場導向……讓人類把自己的力量當作一種新的商品，他站在了自己力量的對立面。它不再是他的一部分，更像是在他面前扮演了某種角色。因為此時，重要的不再是人通過力量的使用來實現自我，而是人通過售賣力量獲得成功。力量和它所帶來的東西，都不再屬於他自己，而成了可以由他人評價和使用的商品。因此，自我認同變得像自尊心一樣脆弱，它取決於一個人可以扮演的角色的總和：‘我就是你們希望我成為的樣子。’」
如果說市場導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馬克思主義思想模型確定的，因此在其論證模型上至少是部分為人所知的，那麼弗洛姆提出的「戀屍癖」概念就是他獨創的心理分析術語了。這個概念為不同性格的分析嘗試提供了更多的認識。弗洛伊德此前已經提出了與人類的生存本能擁有同等地位的死亡本能的概念，他認為，這一本能屬於精神活動的基本功能。儘管如此，弗洛姆提出的「戀屍癖」——與對活物產生自然喜悅的「戀生癖」相對——被認為是一種後果嚴重的精神異常，其作用會決定，存在的可能性是被有效且有意義地利用了，還是僅僅退化為精神的下層基礎：「從特徵上來講，戀屍癖可以定義為強烈地被死亡、腐朽、腐爛或病態的一切所吸引；它是一種將鮮活的生命投入無生命物的熱情，為了毀滅而毀滅，它唯一的興趣在於純粹機械化的一切。它是用暴力將活生生的聯絡撕裂開的激情……戀屍癖作為一種心理病理現象……是沒有真正生活過的生命特有的結果，這種生命所能到達的層次只有自戀和冷漠……隨著戀屍癖日益高漲，戀生癖的發展被阻礙了。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戀生癖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也有可能選擇另一種替代性的解決方式，即戀屍癖。」
弗洛姆在他的後半生中，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儘管他本人並沒有預料到這一點。他有了一大批讀者，他們幾乎對他的每一本書都充滿期待，而且似乎只是在等著他的書問世。他的讀者群體恰好懂得珍視被他的一些心理分析學家同事們越來越厭惡的東西：弗洛姆敢於提出樸素的觀點，熱衷於實事求是地呈現事物原本的樣子，而且仍然保持著求知慾，他宣告自己相信存在某些事實和問題領域——對精神世界的檢查在遇到這些情況時——不得不屈服於被束縛的方法論。這些問題需要在更大的聯絡中加以研究，於是弗洛姆悄悄改變了職業：心理學家弗洛姆成了哲學家弗洛姆，在不放棄經過檢驗的信念的前提下，獲得了更多的認識。哲學家弗洛姆發表出版的書，如《愛的藝術》《健全的社會》《逃避自由》《佔有還是存在》，這些樸實無華、朗朗上口的書名就暗示了，這位科學家懂得如何讓純粹的寫作這門藝術變得完美，直到寫出來的文字通俗易懂。弗洛姆仍然忠實於戀屍癖這個觀點，甚至還將其擴充套件到了必要的政治監管和社會學範疇中，最終產生了具有時代精神的論斷，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理性化、量化、抽象化、官僚化和物化，是當今工業社會的標誌。即使被應用於人而不是物，它們也不屬於生命本身的原則，而是機械所遵循的準則。生活在這種體系中的人，對生命會變得漠不關心，反而被死亡所吸引……充滿生命的世界成了‘非生者’的世界：人成了‘非人’——這是死者的世界。死者的標誌不再是散發著惡臭的排洩物或屍體，如今變成了一塵不染、閃閃發光的機器；人們不再被臭氣熏天的廁所，而是被鋁材和玻璃組成的結構所吸引。但藏在這些抗菌防腐表面背後的真相，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可見。人類以進步的名義將世界變成了一個難聞的、有毒的地方（這並不是象徵意義上的表述）。人類給空氣、水源、土地、動物——也包括他們自己——都下了毒。」
弗洛姆生命中的最後六年，是和第三任妻子安妮絲·弗里曼在提契諾州一起度過的。在去世前，他還期待著能夠參加各種活動：他加入了不計其數的協會，其中包括他加入後不久就離開了的美國社會黨；他加入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卡錫supsmallid="filepos525305"/small/sup的競選團隊，還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公共良心的建立，這在不久後促使知識分子中的某幾個嘲諷者採取了行動。弗洛姆被認為是一切的專家：他敢於在自己的書中討論那些別人認為早有定論的話題，這甚至有些好笑。他的讀者們一定不會對此感到驚訝：一如既往地，他們覺得自己完全清楚，作者的寫作技巧是怎樣將簡單的東西簡單呈現，將複雜的東西儘可能地去複雜化。弗洛姆的文章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他的論文《愛的藝術》也是如此。在這篇文章中，他呼籲在強烈情感的力場中保持個人的獨立性：「只有當兩個人脫離他們存在的中心相互結合，即他們脫離各自存在的中心而感知到自己時，愛才是可能的。只有這種‘脫離中心的生活’才是人類的現實，只有在這裡，才有生命力，只有在這裡，才有愛的基礎。這種成熟的愛是一種持續的挑戰；它不是某個休息的場所，而是意味著運動、成長與合作。是和諧還是衝突，是歡愉還是悲傷，其意義都是次要的；因為關於愛的基本真相是，兩個人經歷了他們存在的本質，他們合二為一，而不是逃離自我。」
最終，哲學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其作品《佔有還是存在》中提供了一個適用於整個社會的解釋模型，這個模型以看似簡單的方式顯示出了一種迴歸的態度，即對不可捉摸的命令和約束機制感到厭煩的個人，他也許已經有了自己的思考，因此可以認為他們是充滿希望的：迴歸個人的確定性，迴歸每個人都是下一個的自我。但這並不意味著產生了一種新的利己主義。這只是一種新的社會理解，允許人們對日益嚴重的佔有思想表示拒絕，試著去體驗生命的另一種真理，即存在可以從自身創造幸福和滿足感。最後，弗洛姆的哲學嘗試以一種迴歸世俗的救贖學說來尋求對自身的肯定，而絲毫不畏懼與宗教信仰的內容相重疊——這樣的資訊稱，人可以學習做人，而他在內心顯露出的確定性，可以為他建立一個令人驚歎的世界：「一個人會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虛榮的，會驚恐萬分、恨意滿滿，而他此前還認為自己謙遜、勇敢和善良。新的認識也許會讓他感到痛苦，但這為他開啟了一扇門，讓他向他人投射自己內心壓抑的情感，為這一切畫上句號。他會繼續前進；他在內心經歷了嬰兒、孩童、青少年、罪犯、瘋子、聖人、藝術家、男人和女人；他接觸到了人性以及普遍的人類；他壓抑的東西減少了，他更加自由，投射和思索的需求變得更少了；然後他大概會第一次體會到，自己是怎樣看到色彩的，怎樣看到球滾動，怎樣突然為此前只是匆匆過耳的音樂豎起耳朵的。當他感受到自己與他人合二為一時，他也許會第一次看到，將自己那孤僻、個性的自我當作某種該堅持、維護和守護的東西，不過是一種幻覺；他會感到，在擁有自我而不是做自我、成為自我中尋找生命的答案，是多麼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