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凱瑟琳在她5歲的時候就擁有了自己的「看不見的朋友」。他是一名與凱瑟琳同齡的牛仔小子，名叫凱科。他身穿藍色牛仔褲，頭戴深色毛氈牛仔帽，帽簷邊緣用線縫了一圈。「我記不清他是否來過家裡。」凱瑟琳說，「但在外面，他與我如影隨形。我們一起盪鞦韆，一起在灌木叢中搭堡壘，還一起爬上不那麼高的櫻桃樹。他臉上有雀斑，衣著光鮮亮麗，簡直就是我心目中最酷炫的孩子該有的樣子。當時我對他著迷極了，儘管我們從未挑明，但他應該知道我喜歡他。後來，我很快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假小子。」幾年後的某天，凱瑟琳開車經過一輛名為「基科」的卡車。她回憶道：「雖然‘基科’與‘凱科’的名字不完全一樣，但看著這個名字，回憶排山倒海般地向坐在車裡的我湧來，使我瞬間回想起當時和‘凱科’在一起的親密時光。他對我的人生起到的影響是那樣重要。」
我的另一位童年好友曾擁有兩個「看不見的朋友」。每到夜深人靜之時，這兩位朋友就會開著粉色的凱迪拉克敞篷跑車來她家看她。他們彼此分享笑話，直到我的朋友進入夢鄉。時至今日，她都無法言明這兩位朋友所代表的一切。她只能將他們模糊地解釋成幽默和慰藉的象徵，但當她回想起他們時，嘴角總會因回憶的甜蜜止不住地上揚。還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訴我，小時候，她有兩位棍子一樣的朋友，分別叫「曲奇」和「吉姆」。其中，曲奇長得很像一根巧克力細棍餅乾。「每當我獨自在家玩耍時，他們就會出現。」我的這位女性朋友回憶道，「我們手拉手，一起聊天，他們願意聽我的話。最後，他們慢慢地消失了。」
幼兒常通過「看不見的玩伴」探索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逐漸從中體悟出一個道理：自我存在感有時會通過感知他人的存在而獲得，而友情的形式也不止有一種——其中有時呈現出某種層級關係，有時又沒有。我的朋友阿萊娜說，她小時候也有位「看不見的朋友」，名叫瑪麗莎。瑪麗莎比她年齡大，也比她更成熟。此外，她還有個「看不見的哥哥」，名叫格爾德，處處護著她。「他們身上其實投射出了我小時候對人的看法。」今天的阿萊娜如是說，「我很早就想要一個‘看不見的朋友’，卻一直對此將信將疑。直到有一天，有人建議我試試看，於是與這些‘看不見的朋友’互動就成了我每晚睡前最真實的體驗。我覺得那可能只是一種自說自話的方式，是我自己在講述著內心關於一切美好關係的可能設想。」
格利森教授曾說，生存在孩子們幻想中的「看不見的朋友」可能表現為與這個孩子自身能力相當的形象。「看不見的朋友」可能是孩子理想中的朋友，如同在鏡中看到的自己；也可能是一個討人厭的、無法觸及的人，處處與這個孩子作對。不被接納的感覺如何？又該如何應對？格利森教授不禁發問。孩子們能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實踐他人的觀點，進而在認知上實現巨大的飛躍。明白他人有著不同於自己的想法與感受，有助於孩子們進一步探索自己究竟秉持著怎樣的信念。
「看不見的朋友」並不總是善良、慷慨並能給予人支援的。正如現實生活中的朋友一樣，「看不見的朋友」也可能是不可靠、討人煩或不忠誠的。美國詩人詹姆斯·泰特（jamestate）在其詩作《隱形人》（invisible）中描繪了這樣一則故事：泰特在郵局門前的臺階上偶遇了一個陌生人，他目送陌生人駕駛一輛黃色的車離去。後來，因為參加同一個聖誕節派對，他們再次在街角的一個垃圾堆旁相遇。倆人攀談起來，交換了書籍作為聖誕禮物，還為對方提供了指引。他們彼此認識，卻又不相互瞭解。就這樣，氣氛陷入了尷尬，兩人都暗自懷疑對方其實是隱形人。「反正我就是不喜歡他。」泰特在詩的結尾處總結道。
想象中的友誼甚至可能涉及那些對普通人而言遙不可及的名人。至於當事人長大後回想起來是否會覺得害臊，則另當別論。據我的兒子們回憶，小時候某次夏令營旅行時，他們的朋友薩姆帶上了他那「看不見的朋友」——享譽全球的芝加哥公牛隊籃球運動員邁克爾·喬丹。在離開汽車旅館的房間之前，薩姆小朋友會說：「我們出發吧，邁克爾！」營地裡，大家席地而坐圍著野餐桌吃晚餐時，薩姆小朋友又會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邁克爾，這些夠你吃了嗎？」轉眼間，幾年過去了，薩姆告訴我，他對那次旅行的記憶「有點兒模糊」，但他的確記得自己「曾經和喬丹一對一斗牛，比誰用石頭向垃圾桶裡投籃更準。喬丹每次都在那裡」。後來，我查詢相關資料發現，心理學術語「擬社會關係」專門用於形容我們單方面與自己仰慕但完全不知道我們存在的名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行為。這些名人受到人們的喜愛甚至崇拜，與他們建立關係或許能給孩子們提供一條逃離家庭的安全途徑。格利森教授表示，孩子們有時不想向同齡人吐露心事，因為同齡人未必有相同的經歷。所以，為了逃離父母的管束，有的孩子會想象出一個讓自己有安全感的人，這是他們提供給自己的一種安全保障。
鑑於「看不見的朋友」無處不在，在今天這個數字時代，在網路上建立的關係自然也成了一種有必要思考的選擇。我的朋友安妮仔細思考了這種方式，有時會通過某款應用軟體與全球的社群進行聯絡。在這裡，她可以與來自21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80萬人交流，安妮說，有時候這款軟體會有超過8000人同時線上。儘管彼時她握著手機一人獨處，卻也同時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們產生著共鳴。這些看不見的社群加深了她與外界建立聯絡的體驗。
我個人並沒有如安妮般的習慣，但我會時不時地去瀏覽她提及的網站。我發現，以旁觀者的身份默默看著這群人同時線上進行交流其實是一種享受。這個網路社群還能展示線上者的即時數量：介面上呈現出淺灰色的世界地圖，每個線上者依據其所在方位的不同，在地圖上被顯示成一個個淺棕色小點，並且還會隨著他們的狀態變化進行即時更新。我知道，現在的數字繪圖功能強大到足以將任何資料視覺化，眼前這幅「線上世界地圖」就以直觀的定位功能展示出了它的迷人之處。或許我們可以換個方式看待整個數字世界：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巨大的集市——散佈在天涯海角的人雖然看不見彼此，卻因為志同道合而在此齊聚一堂。我還聽聞有些健身類應用軟體可以使使用者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一起跑步、舉重或者進行各類綜合體能訓練。還有一款游泳主題應用軟體，運用gps定位系統，即時追蹤不同國家游泳愛好者的運動表現。時至今日，在虛擬社群中與陌生人共同測量呼吸頻率、計算每日行走步數或是記錄腦卒中發病歷史，已成了我們這代人尋找「看不見的朋友」的重要方式。我不禁想起，2017年夏天，「探索頻道」運用計算機虛擬成像技術，讓奧運會游泳冠軍邁克爾·菲爾普斯與一頭大白鯊在水中一較高下。這是數字世界為我們增強源自想象世界的體驗的又一例證。
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科技創造出來的同伴，無論是在世界彼端的真人還是完全虛擬的形象，儘管他們可以進一步開拓我們的想象力，卻並不是人類想象力自然發展的結果。包括蘋果公司的「siri」、亞馬遜公司的「alexa」以及微軟公司的「cortana」在內的虛擬助手，雖然可以識別我們的聲音，幫我們安排約會、排布日程並且陪我們一起玩遊戲，但它們是人工設計的產物，而並非誕生於我們自己的好奇、焦慮與渴望。「初音未來」是一位被設定為16歲的日本人氣虛擬偶像，梳著水藍色的雙馬尾。她的演唱會場場爆滿，人氣爆棚，儘管在臺上演唱的她只是全息影像。「微軟小冰」是一款中文智慧聊天機器人，聲音表現被設定為17歲的少女，每天都有數百萬中國人不厭其煩地向她吐露心聲，從生活瑣事到情緒感受，無話不談。「微軟小冰」的儲存容量使她能夠記憶與每個使用者的溝通記錄以及其中包含的情緒表述，但出於保護使用者隱私的考慮，這些歷史記錄將被定期清除。顯然，無論是「微軟小冰」還是「初音未來」，都喚起了追隨者們真實的情感反應，但除此之外，她們與前文說的「曲奇」「凱科」「瑪麗莎」，還有在夏令營營地裡朝垃圾桶裡投石塊的「邁克爾·喬丹」再沒有其他共通之處。「想象中的朋友」與「科技創造出來的夥伴」在媒介表現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後者源於外部世界，與我們開展的對話並非由我們自己主動發起。
此兩者間的差異不僅限於媒介，還在於選擇權。iphone攝像頭、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體造成的持續網路曝光，甚至可以使人產生抑鬱傾向。前述兒童心理治療專家安德雷格指出，當代青少年雖然習慣於網路聊天，卻不見得比上一輩的人更快樂。不同於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不被看見」未必是貶義詞。年輕人總是絞盡腦汁想在公眾面前展示最佳形象，卻反倒因此憔悴不堪。他們出醜的時刻被人記錄下來，放到社交媒體上，由此引發的網路暴力使其中的大多數人深受其害。被公之於眾的照片中有時是一個孩子嘴裡塞滿食物的樣子，有時是他衣衫不整的樣子，還有可能是他被迫擺出的某種令人尷尬的動作的樣子。在這些狀態下被他人看見，常常是與被「羞辱」聯絡在一起的。「無拘無束讓人快樂，」安德雷格總結道，「可一旦照片被人放在社交網站上，當事人就幾乎不可能置身事外。每個人都渴望展示自己，但這也意味著使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
「facebook致鬱」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現象，指的是無休止的曝光引發的焦慮，以及互相攀比造成的自卑或自怨情緒。隱藏在這種現象背後的，還有一種無處不在的浮躁。它源於個人資訊的流失——毫無保留的、毫無條件的，而個人資訊又是維持自我意識、保持身份感的關鍵。當人們的私密體驗無一例外地淪為公眾消遣，內心的「自我」就容易遭受貶低。
這樣看來，我們自發創造、形成和管理的那些友誼關係，便顯得格外深奧又廣泛。對這樣一段友誼關係的認可行為，其實比計較自己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多少粉絲更能彰顯想象力。兒童利用「看不見的朋友」來化解自己對成人社會的迷思，並藉助虛構的對話去填補自身在認知上的不足。這樣的「友誼關係」並不僅僅是一種瞭解自我的方法，也是一種探索我們自己如何才能與他人更為親近的途徑。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聯絡如此緊密的今天，數字監控和資訊追蹤使我們幾乎無所遁形，「看不見的朋友」卻為我們營造出一個富足而模糊的獨處環境。他們見證著我們的人生，聽我們說知心話，並在某些時候像監護人一樣管束我們。我有一位從事老年患者照顧工作的朋友，向我講述過一位女患者臨終前的故事。當時，這位患者喃喃自語，彷彿病榻邊圍聚著所有的親朋好友一樣。但與她「對話」的這些人其實都早已不在人世。「媽媽，他們其實不在這裡。」患者的女兒說。誰知，她卻回應道：「他們在，只是並不是為了看望你。」
正如格利森指出的那樣，現實與幻想之間並不總是涇渭分明。「這兩者未必是反義詞。」她說，「既可以是實體，也可以是幻想中的形象。無論事情究竟是真是假，都可以是無關緊要的。」她還表示，即便是成年人，有時也會與「想象中的同伴」玩對話遊戲。我們甚至可以模擬自己與真實存在的人對話，想象他們會說些什麼。有時，即使屋裡空無一人，我們也會在頭腦中與假想出來的人聊天。我們也可能會被自己讀過的小說情節深深地影響。並非真實存在的事物，不僅能對我們造成真實的影響，也能引發我們真切的情感反應。
每個人都有依靠「看不見的朋友」的陪伴度過非常時期的體驗：發現母親暫時離去的嬰兒、逐漸長成青少年的小朋友、與丈夫據理力爭的女性，還有被確診罹患重疾的病人。在所有這些動盪的時期裡，我們與「看不見的朋友」進行的溝通以及與某個「不在那裡的人」展開的私密對話，都有助於我們淡看那些不測風雲，並能安撫我們的情緒。格利森表示，人類的想象力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個可以練習社交技能，或是安全地體驗情緒劇烈起伏的平臺」，而與某個事物是否真實存在無關。我的婆婆在愛爾蘭長大，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她的表弟在樹籬旁玩耍的景象彷彿就發生在昨天清晨。他們身旁停駐著一輛亮閃閃的小型馬車，突然間，長著一頭金色鬈髮的車伕不知從哪兒跳了出來。他朝兩個孩子微笑，微微摘了摘帽，然後便消失不見了。他們倆嚇了一跳，表弟在那個清晨以後就有了一頭白髮。如今，我的婆婆已經90多歲了，住在北卡羅來納州羅利市的一家養老院內。儘管她早已記不得自己的小孫子在某天下午將她的一對金耳環扔到窗外的事，但有時卻能看見自己那來自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市的祖母坐在她對面的扶手椅上。
我的丈夫傾向於認為，這恐怕是源於他母親沿襲的凱爾特人傳統。凱爾特人堅信精神世界的力量，而一個人之所以能對「看不見的朋友」採取如此包容的態度，正是因為他的信仰在背後起著作用。儘管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但我個人還是更願意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所謂的「獨特的能力」。正如某個在這方面堪稱學者的人所言，這種能力「使我們可以去愛、去分享人生，甚至使我們敢於憑著自己的靈魂去和想象中的他人赤誠相見」。這些「想象中的他人」可以是我們對熟悉的人進行再創造的形象，可以是我們讀過的書中出現的角色，也可以是依據個人訴求、渴望或為了滿足我們的奇想而憑空幻想出來的人物。在不同的時期和情景下，他們的身份或許有所不同。有時他們只是臨時的「軍師」，有時又定期出現，負責為我們出謀劃策。從聖格特魯德、邁克爾·喬丹、細棍餅乾到來自貝爾法斯特的年邁婦人，「看不見的朋友」形象之多變，已到了無可概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