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親眼見過一次這樣的軍事裝備。那是一個秋日的早晨，在哈德遜河的奧爾巴尼港口停泊著一艘名為「斯萊特號」的艦艇。「二戰」期間作為美國海軍驅逐艦服役的它如今已被改裝成一座向遊客開放的博物館。它的表面被塗裝上深藍色、淺藍色和灰色的不規則色塊——這是綜合考量水面、時間、動態及物理距離等各種因素之後做出的決定。它看上去就像一幅立體主義畫作，在工業化的河岸邊漂浮。我眺望著河水下游不斷變換的晨光，瞬間明白為什麼從遠處看來這些顏色和形狀竟會產生如此令人迷惑的視覺效果。要是布拉克還在世，看到此情此景，想必會歡欣鼓舞吧？那天早上我在河上看見的艦艇，無論在材質、形態、色彩還是光影效果方面，都遠比博物館中展示的任何一幅油畫更具說明意義。
時至今日，科特的研究成果仍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點或許連他本人也始料未及。在2016年法網公開賽上，阿迪達斯為網球選手們設計的運動服採用了誇張的黑白波狀條紋設計，這就如同此前提及的劍鴴和戰艦上的偽裝一樣，意在分散對手的注意力，干擾它們的判斷。同年，英國藝術家康拉德·肖克羅斯（conradshawcross）設計出了「光之斗篷」。這幢建築坐落於倫敦東南部的格林尼治半島地區，炫目的外表給人以足夠的視覺衝擊。建築內部實為一座低碳能源中心，包裹著高達49米的大型煙道，為當地超過1.5萬居民供能。「光之斗篷」由數百塊鍛造後的鋁板拼接而成，鋁板連線處經雷射處理，以不同角度銜接，從而構成了整個極具設計感的建築外殼。每逢日出和日落，「光之斗篷」的外表就會呈現出特殊的波紋效應——大樓表面交錯的線條會在光影的相互影響所產生的干擾中生成波紋狀圖案。它就矗立在光中，但看上去好像又不存在於任何地方。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地區的藝術家麗塔·伊科寧（riittaikonen）與卡羅利妮·約爾特（karolinehjorth）合作創作了攝影作品集《銅鈴般的大眼睛》（eyesasbigasplates）。兩位藝術家從芬蘭與挪威民間童話傳說中汲取了靈感，她們請老人做模特，扮演成當地民間傳說中的主角。人物服飾取材於當地隨處可見的材料，像用海草織成的裙子、海帶做成的披風、雜草和花蕾編成的帽子和苔蘚製成的毯子。此時，老人與其身穿的衣服之間就存在著某種不言自明的關聯。他們臉上的皺紋與衣服上的葉片、雜草和花蕾的質感之間形成了某種精神上的親暱。這些照片好像在告訴人們：一個地方的風貌既具有地理層面上的意義，又有精神層面上的內涵。它們囊括了時間與自然兩個主題，激發出某種關於老齡化的模糊生態學的啟示。這些難以捉摸的暗示彷彿揭示了自然系統迴圈的必然性，以及人類註定歸於塵土的最終命運。
中國藝術家劉勃麟最近發表了一系列名為「城市迷彩」（「hidinginthecity」）的行為藝術作品，堪稱與背景完美融合的藝術典範。照片中的他全身塗滿油彩，站在北京的四合院裡、雜誌攤前、水果市場的垃圾桶旁或是背靠著一堵石牆。他的皮膚和衣服被塗上與背景完美契合的油彩，整個人彷彿隱身於周圍的環境中，不仔細看的話甚至難以察覺其存在，人們必須眯起眼睛仔細瞧才能分辨出他的輪廓。這些照片展示出了人與背景完美結合的驚豔之美。在美國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annieleibovitz）為義大利高階服裝品牌盟可睞（moncler）拍攝的一組廣告宣傳照中，受邀擔任模特的劉勃麟同樣不遺餘力地將自己「隱藏」起來。照片中的他坐在一家舊書店裡，背後堆滿了舊書、金屬檔案櫃和老古董式的圖書索引卡，這些要素無不強調著這家復古書店的殘破與雜亂，但這一切又令人心生嚮往。劉的臉被塗上了藍色油彩，這正是他背後窗戶上的玻璃顏色。他的上衣和褲子也依照周圍書堆的樣子被塗上了色，而靴子則應和著地板，與其融為一體。這則廣告似乎表明，這件手工縫製的新品外套真正奢華的地方就在於它被賦予的謹慎感。
不久前，我和幾位友人在佛蒙特州的一片樹林裡漫步，其中一位朋友的口袋裡正巧放著一隻買給他家寵物狗的玩具。這是一個小小的塑膠漢堡包，被擠壓時會發出尖厲的聲音。正當這個小玩意兒被捏得「吱吱」叫時，附近很快傳來一隻貓鳥的回應。就這樣，在這個6月的晚上，一個漢堡包玩具和一隻鳥兒竟然一唱一和地持續對話了好幾分鐘，這令我驚奇不已。看來，人類在聲音上的偽裝雖然怪異、牽強又捉摸不定，卻不是毫無成效的。誰知道我們中的哪個人會上怎樣的當呢？作為現代消費者，我們適應周圍環境的方式總是不穩定、任性、武斷或出人意料的。
劉勃麟的每張照片捕捉到的都是某個時間點上的畫面，而只有當他靜止不動時，才能使塗著油彩的裝束與環境融為一體。科特將這類行為分別稱為「適應性靜止」與「適應性行動」，並指出只有外表上的偽裝是不夠的：「對於動物而言，要想實現完美的偽裝，就必須從外表到行動都偽裝起來才行。」正如蜥蜴一動不動的時候看起來就像片枯葉，靜止的態度其實富有創造性。又如鰻魚能模仿水草輕柔搖曳的樣子，或是魚兒浮著肚子順水漂流，在遊進海草床的一瞬間重新將身子豎直起來遊走。有些昆蟲會聚在一起擺出花朵的造型，這可以證明偽裝術並不一定是被動的。展翅的棕色巴拿馬蝴蝶像極了在空中起舞的落葉，停駐在睡蓮上的麻鴉那看似反常的行為——靜止一會兒，搖搖身子，再靜止一會兒——模擬的正是微風輕拂水面、盪出一圈圈漣漪的自然狀態。今天，人類在野外狩獵活動中使用的偽裝衣，模仿的不僅是背景環境的顏色與質地，還有發生在其中的實質性行為。那些人為設計在布料上的條紋與網格，是為了在二維與三維空間上形成落葉、沙礫、塵土和雪的假象。21世紀，在軍事界廣泛應用的數字偽裝術更注重規模和距離。如今的技術既能模擬近距離下的極細微狀態，如葉脈或草葉的邊沿，又能從宏觀上拉近遠處的物體，使它看起來彷彿近在咫尺。
偽裝不一定是一種持續不變的狀態，它是對空氣與光線的微弱變化的活躍、即興、短暫的響應。魷魚利用體內的「虹色細胞」（iridocytes）來保護自己。這種細胞中含有一種名為「反光素」（reflectin）的光敏蛋白，負責調節海洋動物的表皮顏色。通過舒展或擠壓色素細胞，魷魚就能依據周邊環境的色調，從自己的「調色盤」中精準地選出相應的顏色，為自己披上一層防護衣。「二戰」期間，魷魚的變色能力被應用於軍事領域。其中一項策略是考慮使用許多小燈照亮戰鬥機的前方及邊緣處，利用干擾性的漫射造成偽裝，使戰鬥機本身更不易被隱藏於地面和水下的探測裝置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研究人員已探索出分離光敏蛋白的方法。他們還將其與其他材料進行結合，研發出一種新型合成纖維織物，可保護穿戴者免受紅外探測。目前，這種新型材料被用於製作一種科技膠帶。將這種膠帶撕下來貼于軍事裝備表面，即可對不同波長的光照做出干擾性的反射，使探測裝置無法對其進行完整識別。
科特也指出：「隱晦的靜默之於耳，有如隱晦的外表之於目。這裡所說的‘靜默’不單指沒有聲音的被動狀態，還是一種主動的姿態，一種為了獲得獵物而必須具備的顯著特質。它既能通過基因結構上的不斷修飾而先天獲得，也可由動物不斷摸索與環境相適應的行為而後天獲得。」例如，貓在夜間穿梭於草叢間是無聲的，但這種安靜並非源於動作上的靜止，而恰恰是因為在動的過程中保持安靜。因此，科特表示，動作的靜止並不等同於對聲音的抑制。這種對「靜態」的分層不禁使人聯想到哈羅德·品特（haroldpinter）的戲劇作品。演員們利用臺詞上的停頓，暗示情節上的不確定性，有時是懸在空中的一句疑問，有時是質疑引發的一片死寂。因此，劇作家品特才會寫道：「我們聽到的言語總在訴說著一些言外之意。」
不引人矚目的狀態，關乎外表、靜止與運動，也關乎光線、聲音與沉默。一隻鳥要想不引人矚目，可以裝模作樣地發出電鋸般的聲音，也可以沉默不語，把自己隱藏在林間枝葉中。當我們試著換上不屬於自己的面目時，喜劇效果就會隨之而來。默片《從軍記》（shoulderarms）中，卓別林飾演的新兵埋伏於敵方陣營。他喬裝得極像一棵樹，手臂兩側還掛著一些小樹枝，頭頂的帽子就像蔥鬱的樹冠。在某個恰當的時機，一名敵軍士兵適時出現，想將他一刀劈成兩半，當作柴火。他伺機而動，揮舞著「枝繁葉茂」的四肢一通亂打。這名倒霉的敵方士兵看不清自己眼前的東西，螢幕前的觀眾也是一樣的，可他們會為這個令人迷惑的情景所吸引。而且最重要的是，卓別林的打鬥動作與其驚恐萬分的面部表情共同作用，催生出了十足的喜劇效果。
話說回來，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併產生一種類似於親情的關聯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荒誕。我們要做的或許只是尊重並順應環境所提供的存在方式而已。我的朋友伊麗莎白·謝爾曼（elizabethsherman）是一名生物學家。在談論到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時，她如此描述道：「當人類試圖觀察自然時，無論是在森林、草地、沙漠，還是在水下，我們都會努力讓自己變得不起眼，以便更好地親近自然。」謝爾曼的研究物件是大開曼島周邊海域裡的珊瑚礁。她每次都得通過潛水的方式在安靜、失重的狀態下工作，以免打擾到海里那些無脊柱動物及各類水族生物的正常生活。我看著她採集回來的水下錄影素材，不難想象出一名潛水員在海底世界中可以體驗到的「隱身」狀態。影片中的謝爾曼使我想起之前提及的麗塔·伊科寧以老年人為主角的攝影作品，但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後者偏重於展現精心雕琢的視覺效果，如海草做成的外套或珊瑚製成的帽子，以表示對自然環境的敬意。但謝爾曼在海洋中的存在則更多地展現出對如何融入環境這個行為問題的探討。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謝爾曼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對事業充滿熱情、備受學生愛戴的大學教授。但當她投身於那些於她而言最重要的研究專案時，卻有意不讓水中的研究物件注意到自己。那些蓑鮋、神仙魚、大海龜與海膽都對她的存在漠不關心。在它們眼中，無論她在不在那裡，都是無關緊要的。
我不禁好奇，這種刻意隱藏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否也在陸地上實現？或許只有當一個人像自然文學家彼得·馬修森（petermatthiessen）一樣對所處陸地環境具備無比深入的認知時，才可能真正做到與其融為一體。馬修森在《雪豹》（thesnowleopard）一書中記錄了他本人在西藏地區的群山之中追尋一隻神秘雪豹的旅程。這隻令他神往的豹子灰白色的皮毛上帶有玫瑰狀的黑色斑紋，象徵著神秘、警惕、遙遠與未知。它極巧妙地將自己隱藏在選定的地方，哪怕人類與它僅隔幾米遠，也未必能注意到它。儘管如此，在馬修森的不懈追尋下，這頭豹子的行蹤還是逐漸顯露出來了。一路走來，馬修森認為貓科動物在「靜」這一方面的能力已達到一些瑜伽大師所謂的「靈魂出竅」水平，即「本體靜止不動，磁場振動亦完全停止，以至於在旁人的心智或記憶中對其全無印象」。馬修森認為，在某些場合下，人類或許也會渴望達到這種「使人全無印象」的狀態。這種與周邊環境的全然融合能使人體會到一種持續的圓滿感，一種在與現代生活暫時脫軌的狀態中所體會到的令人心安的歸屬感。在崇尚自我標榜的當今社會，它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可選擇的充滿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暫時放下對自我塑造與個人形象的追尋，安享片刻的寧靜。
海倫·麥克唐納（helenmacdonald）曾在一篇論文中探討了自然保護區是否應該設立觀察站，以便遊客在不對自然環境造成人為影響的前提下觀察動物作息的問題。她在文中寫道：「要想親眼觀察動物的自然行為，我們不必非得把自己藏起來。正如研究狐獴與黑猩猩的科學家所證明的那樣，長時間的相處可以使動物習慣我們的存在。但對於‘把自己藏起來’這種慣性思維，人類恐怕一時積習難改。我們總喜歡在別人看不見自己的同時窺視別人，這會讓我們得到一種值得懷疑的滿足感，而且這種態度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我們的文化之中。」她還描述到，自己曾在一個英國小鎮的公園裡散步，猛然瞥見一群水獺在淺淺的溪流中游泳。她驚異不已，因為水獺這類動物生性內斂，通常喜歡在隱秘的地方過著不受人類打擾的自在生活。但在這裡，這群水獺顯然對它們的人類朋友沒有戒心，無憂無慮地在水裡嬉戲。小鎮上的人也早已習慣這些水獺的存在，並以此為樂。相比之下，來到這裡的野生動物攝影師們一個個身穿偽裝服、掛著配備長鏡頭的照相機，看起來反倒顯得愚蠢又不合時宜。
這或許並非自然而然地降臨在我們身上，但在尋求歸屬感這方面，我們其實是具備創造性的。日本建築設計師妹島和世（kazuyosejima）構想出一款概念性的「隱形列車」。列車車身覆蓋著高度反光的硬質材料，飛馳起來如同一束耀眼的光柱，與清晨的天空、正午的陽光、黃昏的雲朵、遠山的灰色輪廓和旅途經過的土綠色田野渾然一體。無論它在哪裡，都閃耀著獨特的光芒。雖然人們看到它的時候，除了把它看作一列正穿山越嶺的金屬物體之外想象不到其他的事物，但它仍在努力地適應著周遭環境。詩人凱瑟琳·拉森（katherinelarson）寫道，保護色是「事物隱藏起來的方式，是某些細碎的真相在與更大的真相碰撞之時的消亡」。或許，當我們坐在這列隱形列車之中，也能在遭遇更大的真相時體驗一次消亡。
英國設計師勞倫·鮑克（laurenbowker）一直為生物化學所著迷。她發明了一系列墨水，能對當前環境的綜合情況做出反應。事實上，鮑克最初只想研發一種能夠吸收汙染的墨水，這種墨水在接觸到環境中的某些毒素時就會由黃色變為黑色。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她又開發出幾種熱敏墨水，可對環境中的溫度、光照、溼度、氣壓及其他各類因素做出反應。不僅如此，鮑克還發明出能夠反映使用者腦部活動與情緒狀態的墨水：藍色代表悲傷，白色表示平靜。她創辦的公司「theunseen」專門生產各種款式的漸變熒光色披肩與皮飾。這些產品被業界解讀為帶有異域風情的奢侈品，還混合著獨一無二的創新性，可謂定製服裝界最時尚的「心情指標」。需要注意的是，這只是時尚界的創新之舉，而不是我們之前談論的「保護色」。儘管如此，這類作品的誕生也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承認周圍環境的存在並對其做出合理反應，也能對「美」進行定義。我們甚至還能進一步發散思維，為鮑克的神奇墨水暢想一下在其他領域內的應用前景。若暫不考慮成本，從更加實際的視角來看，或許這種變色墨水的製作原理可以被應用於開發新式服飾，使之能夠對環境中的毒素做出感應，從而預警某些極端的溫度變化，甚至成為環境警示系統的一部分。又或者，這種衣服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色，使我們也能融進周邊的環境中？鑑於如今的我們與周遭世界之間存在如此多的衝突，這類服飾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與世界和諧共處。
化學變色墨水和隱形膠帶之類的東西自有其吸引人之處，但「隱形」的狀態實則不大可能通過這類小玩意兒實現。具體原因我還無法道明，畢竟我的「卵石多肉植物」永遠不會作聲，科特筆下的物種也說著人類聽不懂的語言。但假設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能用人類的語言將它們的一系列模糊行為解釋清楚，也許我們也能體驗到美國詩人、隨筆作家溫德爾·貝里（wendellberry）在肯塔基州的密林裡紮了幾天帳篷之後所描述的那種感覺：「我個人已經精簡到了無法進一步精簡的地步。」他在題為《樹林的入口》（anentrancetothewoods）的文章中寫道：「我就像一個減去了50磅體重的人，身體前所未有地輕盈。當我離開廣闊無垠的石頭地，再次走進樹林深處時，我明白了，此時的我已經融入了這裡，成為這片樹林裡一處小小的細節。」
貝里之所以這麼說，並非因為他在樹林裡扎帳篷時隨身攜帶了一卷隱形膠帶，或是穿著一件染著熱敏墨水的外套。相反，他的「隱身衣」正是他對靜息與沉默的事物的觀察、是他逐漸輕盈的腳步、是他對周圍環境更為密切的審視與體察，還有他後天鍛煉出來的靈活適應性。正如貝里所提及的那樣，他「全然沉浸於此處，就像松鼠把自己藏在窩裡一樣隱秘」。
早於貝里的另一位作家——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約翰·濟慈（johnkeats）亦對如何實現「隱形」的狀態提供了一種觀點。1818年，他在那封著名的，寫給好友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woodhouse）的書信中提出了「詩人就像變色龍」這一看法。他說，「變色龍詩人」並不堅守於自己的個性，他們「既享受光，又享受陰影；無論境遇好壞、得意失意、地位高低、身份貴賤，都活得熱情。在他們眼中，就連伊阿古也成了伊摩琴。他們隨遇而安的樂觀本性，令自命不凡的哲學家驚詫不已」。濟慈還說，一旦詩人摒棄對個人身份的執念，便能化作「太陽、月亮、海洋和世間的男男女女」。從這封被後人稱為「變色龍之信」的內容來看，通過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一個人可以成為任何物種中的一員。他相信，沒有了顯著的自我，詩人反而能更好地活在當下、更有效地總結經驗、更有能力構想出詩歌的主體：無論是夜鶯、英式莊園還是一名女性。
約翰·濟慈沒能與休·科特生在同一時代進行交流簡直是一大憾事。濟慈的書信與科特在動物行為學領域的研究代表著藝術與科學的交融，可以讓我們每個人都相信自己也在致力於類似的事業。他們也明白，究竟需要怎樣精確、深刻的藝術性，才能全然地認識自我以外的世界。
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著一種銀蟻，外表完美地適應了惡劣的沙漠環境。它們小小身軀的中部與側部覆蓋著三角形截面的毛髮，可高度反射太陽光中的可見光與近紅外光，進而達到解除安裝多餘熱量的效果。如此，銀蟻才能在每天離開巢穴的20分鐘內無懼沙漠裡150華氏度以上的極端高溫。或許，到21世紀中期，這類對極端環境的適應性案例將為我們帶來無比重要的啟示。畢竟，隨著溫室效應的不斷加劇、人口數量突破90億大關，我們將不得不思考如何進一步與極端環境共生的現實問題。人類內心深處秉持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到時候很可能只會留存在人們的回憶中。
這不禁又使我想起我那盆小小的「卵石植物」，它為了適應劇烈變化的環境而生，因而也具備了與此相襯的氣質。它之所以堪稱偉大，或許是因為它兼具表達兩種基本的，但卻截然不同的渴望的能力：對融入環境的渴望，以及對自我革新的渴望。我在想，自己之所以對「卵石植物」、竹節蟲和那隻海狸如此著迷，或許正是因為我羨慕它們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同時滿足這兩種願望。對它們而言，這種目標上的不約而同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我想，它們都擁有足夠的想象力去認識它們生活的世界。這些物種以它們安靜而確定的適應感、以它們與環境的相容性、以它們對歸屬感的堅定把握，深深地使我著迷。無論我們稱之為「保護色」，還是簡單地將其概括成「歸屬感」，人性的衡量方式或許並非源於我們如何在世界中脫穎而出，而是來自我們如何在其中尋求優雅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