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時任紐約市水族館館長的查爾斯·哈斯金斯·湯森德（charleshaskinstownsend）記錄了館內展出的熱帶魚改變自身顏色與表面圖案的方式。1910年，他為紐約動物學會（newyorkzoologicalsociety）撰寫了一份題為《海中變色龍》（chameleonsofthesea）的論文，記述了某些熱帶魚在不同行為（如追捕獵物、求偶和警示危險臨近）下的皮下色素細胞發生的應激反應。環境越多變，熱帶魚的顏色變化就越多樣。據湯森德觀察，這些熱帶魚的行為反應是所處環境與個體性格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條熱帶魚不只是簡單地對岩石、沙礫或水體做出反應，也會視「心情與人為刺激」給出相應的反饋。警惕、恐懼、驚異和沮喪，外加這些水生動物本身的顏色與表面圖案，共同形成了一套複雜的變色機制。
一群藍灰相間的條紋梭魚有著最簡單的「調色盤」機制，原先整體的銀色調能很快與水體顏色化為一致。不過，有些海洋生物的變色策略更為酷炫。例如，黃色的喇叭魚可以在水裡垂直移動，把自己偽裝成周圍珊瑚的樹枝狀結構。有時，它還會尾隨體形更大的魚，將自己隱蔽於大魚的採食點中。喜歡蟄伏於殼狀地衣上的蜘蛛蟹，其本體的玫瑰色與地衣上的亮粉色斑點渾然一體。比目魚體表精美玫瑰花結般的棕色魚鱗，幾乎與凹凸不平的海床表面沒有半點差別。海鰻的斑點圖案讓它可以完全藏匿在珊瑚礁的裂縫裡。蠍子魚多色的斑點狀外表與其棲居的藻類在視覺效果上別無兩樣。單斑蝴蝶魚身上的斑點是定向目標的誘餌，其存在目的是迷惑捕食者——確切地說，是迷惑捕食者的眼睛。鸚嘴魚在夜間能夠分泌出一層有黏性的薄膜狀物質，以隱藏自身氣味，以防被天敵發現。所有這些海洋生物極盡絢麗的外表，卻個個堪稱「隱形」大師。或許，有多少種海洋生物，就有多少種隱藏自己的方式。
遠離海岸、岩石與珊瑚礁的深海，為我們上了一堂更高等的「隱形課」。海洋生物無所遁形，卻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使自己變得「透明」。這無關色素沉積，只是善於利用光的模式而已。魚類的扁平體形只允許最少量的光線直接穿透它們的身體。或者，它們還可以利用反光機制——一種簡單的物理系統，讓微小的銀色鱗片在體表豎起，像一面面鏡子，以此反射照在身上的光線。此外，部分魚體內有自己的發光器，發出的光線會將上方遊動的捕食者迷得暈頭轉向，還有些魚有能力在水中散射偏振光。海洋環境本就是一個偏振光場，光波在其中朝單一的方向傳播。月鰺就是能夠在其中探測並利用光線形成優勢的一種魚，其皮膚中微小的血小板能夠反射偏振光，干擾捕食者的判斷。如今，這種視覺干擾操作已成了軍事戰略家熱衷研究的物件，有望憑此技術使「隱形潛艇」成為可能。
對於所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海洋生物而言，也有某些平凡的事情正在發生。當然，這一切並非對周遭環境漠不關心的芭蕾舞，而是一場充滿目的、功能和動因的演出，正如捕食、消費、繁殖和其他所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活動。在我左手邊懸浮著的藍刺尾魚正在物色可以填飽肚子的海藻；單斑蝴蝶魚正在尋找不幸的微型無脊椎動物當作自己的盤中餐；如若不小心與火珊瑚擦身而過，它散出的刺絲胞很可能會蜇傷我；還有長著黃色剛毛的火刺蟲，靜靜地棲息在珊瑚礁表面，隨時準備給不小心碰到它的生物紮上一針，向冒犯者的體內注入一種可引發劇痛的毒素。這些是海洋生活中的日常片段，這些「不起眼」的特徵在海洋裡是司空見慣的。只有如此，這些水生生物才有可能生存下來。
某天早晨，謝爾曼潛水回來，告訴我她剛剛發現了一條6英尺長的鉸口鯊。謝爾曼游上前去，想為它拍一張近照。她回憶道：「當然，換作是一條大白鯊、虎鯊或牛鯊，我肯定會被嚇個半死。」在談論到她在水下的行動時，她繼續道，「我在那裡，卻不自知。我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我是那個場景的一部分。」幾天後，我倆一同外出游泳，遇到了一叢鹿角珊瑚。這是一種近年來正越發變得少見的物種，如今卻在這裡長勢迅猛。它出乎意料的繁殖力令謝爾曼激動不已，就連在水下，我也能分辨出她興高采烈的樣子。這叢鹿角珊瑚伸展出橄欖綠的枝，旁邊生長著一簇茂盛的黃色鉛筆狀珊瑚。一群黃仿石鱸——閃著黃色和銀色條紋的小魚，在這些珊瑚間遊進游出，顏色幾乎與它們融為一體。它們微微閃爍的外表為整個珊瑚礁平添了幾分生機。兩個物種的生物電引起了磁場共振，為彼此增添了新的活力。
不一會兒，等謝爾曼和我回過神來時，發現我們已隨著幾條大型梭子魚游出了一段距離。它們中體形最大的一條將近5英尺長，就那樣閒適地輕輕漂浮著，全然不顧捕食者隨時可能發起突襲。此時已近日落，正值這些梭子魚的覓食時間。我們朝反方向緩緩游去，看見一條長著斑點的豪豬魚頂著荒誕無比的碩大頭部，漂浮在我們下方的海床之上。沒過多久，我又遇見一頭體形巨大的玳瑁海龜。它一邊沿著沙地划水，一邊將沿途遇到的海藻與海草吞進胃裡。它揹著3英尺的甲殼，粗壯的四肢佈滿斑點，支撐著它以一種笨拙的姿態前進。謝爾曼曾說：「潛水時，我的一部分消失了。」現在，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這種細微的自我虧缺正是我們在海里感到如此輕盈的關鍵所在。或許，這種自我虧缺所帶來的快樂並不僅僅來源於感官上的新奇、零重力下的刺激，還源自一種對自我靈魂的感受。畢竟，其實每個人從出生起就知道，有時將日常生活拋之腦後也是件好事。
水中世界與畫家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dalí）那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一樣，足夠超現實主義。在達利於1929年創作的作品《看不見的男人》（theinvisibleman）中，他用雲朵作金髮，以瀑布為雙腿，將廢棄建築化為軀幹，共同構繪出了一個「不存在的」男人。這幅作品創作於這位藝術家自稱的「偏執狂時期」，反映出他對自己被周邊環境所消耗吞噬的恐懼。達利對個人身份的認知受到衝擊，他甚至一度在將其解體的邊緣掙扎。遺憾的是，達利生前從未前往熱帶海域旅行，更別提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哺乳動物的潛水反射有所瞭解了。他會將一枚把自己包裹在珊瑚枝中的籃狀海星看作什麼呢？一塊星形的海綿？還是一隻橙色的大象耳朵？或者是球、桶、管子、花瓶和繩子？也有可能是外表形似銀色雞毛撣子的海蟲？更別提還有那些形如鉛筆、葉片、萵苣、繩結、開瓶器、鹿角、手指、枝狀燭臺、線團、餐盤、門把手、仙人掌、茶杯、大腦、紐扣、羽毛和扇子的珊瑚。這時，他還會堅持自己的偏執嗎？如果他目睹發生在水下40英尺處的盛大狂歡，那麼他對「身份消融」的恐懼說不定會轉變成一種渴望，他本人也會從「隱身恐懼者」轉而成為一名「隱身愛好者」。
上岸後，謝爾曼對我說：「我這個人雖然無關緊要，但同時也是某些超凡事物的一部分。」我將它當作對從陸地到海洋、從人類到動物再到植物、從地表到水下的探索經驗的參考，對被探知到的獨立自我缺失的承認。事實證明，這種與海洋和諧統一的感受也有其心理學依據。近年來，研究人員已在探究我們為何能在水下世界找到歸屬感的問題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正如其他形式的運動一樣，潛水與游泳也能使人體產生腎上腺素和內啡肽，這些都是使人神清氣爽的神經遞質。但是浸泡的狀態也會引起人體內兒茶酚胺的平衡的改變——這類激素可以控制人體內的血液流速，調節面對壓力時的被動性反應。換言之，僅僅是待在水下，我們心裡或許就能獲得一種寧靜的感覺。
英國葛拉斯哥大學的地理研究員伊麗莎白·斯特勞恩（elizabethstraughan）的研究領域是「觸覺學」（haptics）。這是一門探究人類如何處理感官資訊的學科。斯特勞恩的研究範圍涉及機體辨識自身情況與接收外部環境資訊的各類方式，如觸覺、方向感、平衡感、運動等。人體皮膚如何幫助大腦形成對外部世界的印象也是斯特勞恩的研究課題之一。在探究觸覺機制的過程中，斯特勞恩觀察到，觸感形成的前提「必須是人體藉助非智力、潛意識與認知性的方式，確定空間的存在並認清空間構造的過程」。斯特勞恩還探索了觸覺究竟如何參與並影響我們對思緒與感受的塑造，以及外部環境中的材料、紋理、空間及各類物理特性如何影響著人類的認知與體驗。
斯特勞恩認為，能使人在水下保持方向感的機制既是緘默的，又是活躍的。「動覺」（kinesthesia）是人體感知身體哪個部位正在運動以及如何運動的能力——我們探知自身的身體部位所處位置的能力也會因其開始作用。由於水的密度大於氣體，因此人體內的氣體在水下環境會受到擠壓。潛水者能在水下40英尺的地方體會到這種物理擠壓感，由此進一步加強與外部環境的聯結感。「當環境中的物質結構與水、氣體、人體內臟器官以及外部空間發生作用時，會引發一種強烈的感受，與我們在陸地上習以為常的感受全然不同。」斯特勞恩在研究論文中寫道。
不僅如此，這種感受還因呼吸與浮力之間的本質關係得到進一步增強。潛水者用呼吸來應對浮力：吸氣，使肺部充盈，身體微微上浮；呼氣，將肺內空氣排出，再讓身體微微下沉。因此，一個人的呼吸方式會對其身體姿勢與位置產生直接影響。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通常藉助冥想來體驗這種放慢速度持續呼吸時的專注感；但在水下，呼吸、運動與位置之間的聯絡才更富內涵。同浮力一樣，人在水下的空間方位感也由前庭系統負責。前庭系統位於內耳，負責控制人體在物理空間中的平衡運動。再加上人在潛水時身體會保持水平狀態（這種姿勢會喚起許多人對於「飛翔感」的體驗），斯特勞恩認為，水質、水深及相對靜謐的環境——這些對水下運動的體驗共同改變著人的心理狀態。她說，所有這些感受都有可能「調動情感」，而這或許正是如此多的人認為水下世界能夠治癒心靈的原因所在。
這種作用，與其說是「消失」，不如說是將至關重要的重量、物質和空間重新排列的結果。當我們眼前只有一片汪洋大海時，我們就有可能從「無垠」聯想到「自由」。我們的存在與周圍的環境息息相關，在更寬廣的世界中體驗著融入與包容。不僅僅是我們的空間意識在此得到修正，我們的人性也因此得到重塑。航天領域用「總觀效應」（overvieweffect）一詞形容宇航員從外太空注視地球時的心態轉變。看著沿軌道執行的大理石般的藍色星體，宇航員會對地球上的生活產生新的體會，再次審視傳統的區域與國家邊界，深入思考人類在其中的狀態，並不可避免地重新評估我們賦予自己的重要性是否合理。不難得知，20世紀40年代那第一張從外太空拍攝的地球照片標誌著人類認知發生改變的轉折點。深海體驗或許與此有著某種異曲同工之處，也許可以被稱為「底觀效應」（undervieweffect）之類的。不同於從外太空俯瞰地球時形成的距離感和疏離感，人在深海中的視角只能是仰視水面，體會到的是包容與聯結。儘管如此，深海體驗依舊重新整理著我們對自身所處位置的認知。
斯特勞恩堅持認為，特定環境能激發相應的情緒體驗。一旦經歷了這樣的感覺，我們能否以某種基本的方式留存住它們呢？人的記憶又能否在必要時喚起這類體驗，甚至將它們應用於其他方面呢？我們並不需要時刻活在別人的目光之中。美國記者莉蓮·羅斯（lillianross）曾說，設想讓一名記者「隱形」是非常愚蠢的。她說，他們就在那裡，就在當場，見證著每一個時刻。或許他們自身正是新聞報道的一部分，他們對事件的觀察甚至可能影響事件的程式。儘管如此，記者也不會是整個事件的核心。或者，正如我的朋友謝爾曼所言：「你得注意，這個世界並不會以你為中心。」這正如一些潛水員所說的那樣，潛水練習總是會讓他們「從自我中解脫」。
一條黃色的齧魚從我身旁快速遊過，還有一尾藍色的鸚嘴魚從我下方輕盈地掠過。在它們眼中，我的存在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