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瑪麗·魯夫爾（maryruefle）創作了一系列書籍作品，以文字的刻意缺失昭示出古舊文字的意義改變。古籍手冊、被遺忘的小說、老舊的歷書和講述古人智慧的古訓書均是魯夫爾的改造物件。她用修正液和一點膠帶將字跡抹去，每頁僅留下一小部分單詞，再將它們重新排列後就會產生全新的、毫不相同的、令人難以捉摸的含義。這一系列作品旨在向人們傳達，文字、短語甚至整篇文本都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記憶的流逝重新排列組合，經驗本身或許只用一支軟鉛筆就能記錄下來，也可以用一塊橡皮擦輕易地塗抹掉。我自己就收藏了這個系列中的一本，這是一本出版於1870年的小手冊，教人如何玩一種耐心遊戲。在名為《正統派》的章節中，有一頁紙上的所有文字都被人故意用修正液弄得模糊不堪，只因「當你心不在焉時，必須看得很仔細才行」。諸如此類的文書處理一頁接著一頁，被略去的文字一段接著一段，它們記錄著思緒、知識與認知在過去數十年間被人忽略的方式。但或許創作者最想傳遞給我們的資訊是，耐心與等待，本身就是將時間抹去的過程。
「人生絕不僅僅只是活著。」魯夫爾在談及個人作品時說道，「人生也比我們任何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都要沉重。所以，要麼是人生被時間漸漸擦除，要麼是時間隨著人生的展開漸漸流逝。我們自身會消除許多東西，這些東西，有的被我們遺忘了，有的超出了我們的認知範圍，還有的尚未被我們經歷過。行將就木時，即便過去那有限但‘圓滿’的一生，也將變得愈加遙遠。幸運的話，你可能還會記得某個地方或某個人，其他東西都已在你的人生中變得了無痕跡。沒有人會在臨終前一字不落地回憶完過往的整段人生。」儘管魯夫爾的作品堪稱人生苦短的宣言，卻仍然富有觸感。它們是實實在在的書，可以被讀者捧在手裡，是文字會被時間逐漸侵蝕的確鑿證據。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她會說：「當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擦除什麼——我是在從無到有地創造某個東西，將它變成現實。這一系列作品並不完全旨在表現‘隱形’的意象，反而更多地指向‘有形’。」不可避免地，這種缺席不可思議地明顯，甚至是一種實質性的體現。其他一些「擦除」的方法則更為概念化。美國詩人喬舒亞·班尼特（joshuabennett）曾發表過一首詩，名為《用武力捍衛家園：死亡推論》（homeforce:presumptionofdeath）。他從佛羅里達州頒佈的所謂《捍衛家園法》（standyourgroundlaw）的正文中提取素材，先是將其中一些文字刻意隱去，再對剩下的文字進行改裝，最後形成的文字強有力地控訴著那些對毫無防備者施加的暴力行徑。美國作家、詩人尼克·弗林（nickflynn）在其詩歌《七證（節選修訂版）》［seventestimonies(redacted)］中重構了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中被關押者的證詞，用犀利而不失新穎的方式向公眾展示出虐待行為如何消磨人的鬥志。出於對被關押者的尊重，弗林還在書的封底處附上了口供的原始抄本。美國設計師喬納森·薩福蘭·弗爾（jonathansafranfoer）的創意書籍《樹木編碼》（treeofcodes）脫胎于波蘭籍猶太作家布魯諾·舒爾茨（brunoschulz）的短篇小說集《鱷魚街》（thestreetofcrocodiles）。後者講述了一系列有關某座神秘之城的故事。在這座城市的地圖上，這條被稱為「鱷魚街」的街道被濛濛的霧蓋住，呈現出如未經探索的無人之境般的景象。但在《樹木編碼》中，作者弗爾對《鱷魚街》的內容進行剪裁，「擦除」的結果最終成了一本觸手可及的書。一小塊一小塊的文字以近乎暴力的方式被剜掉，剩下的隻言片語反而讓人對其周圍突起的尖銳毛邊更加在意，引發出對「不存在的事物」的無限遐想。弗爾將這個過程比喻成「在墓碑上拓印」，或是「抄寫這本書中可能蘊含的一個夢境」。他說：「我從未記住過如此多的短語，隨著文字剪裁工作的推進，我也從未遺忘過如此多的短語。」與看得見的文字一樣，消失的文字也傳達著相同的意義。
如今，一些平淡無奇的商業活動也喜歡拿消失的文字來做文章。諸如《男人除了性還在想些什麼》（whateverymanthinksaboutapartfromsex）、《老去的快樂》（thejoysofgettingolder）和《薩拉·佩林的智慧箴言》（thewisdom&witofsarahpalin）等口水書，都用了整本空白頁以示對有關主題的諷刺。2006年，克羅埃西亞廣告公司bruketa&zinic為歐洲食品生產商波德拉夫卡（podravka）設計了題為《幹得漂亮》（welldone）的年度財報。厚厚的財報中夾著一本小冊子，乍看之下一片空白，實則用熱敏墨水印刷著各種食譜及插圖。只有用錫紙將它裹住放進烤箱裡烘烤25分鐘後，才能使其中的內容顯形。
美國圖書出版商wavebooks的官方網站提供了一個連結，點選之後，訪客即可對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woolf）、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melville）及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等文學巨匠的作品進行改編，形成自己的「原創」詩作。根據該網站的介紹，「‘擦除’這一過程能使我們以任何文字為樣板，創作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詩歌」。訪客選取一位文學巨匠後，其作品原文將出現在螢幕上。接下來，只需點選任意一個詞，即可使它消失或重現。訪客將看見文字重組後形成的詩句，甚至還能對這些詩句進行二次重組。此外，網站還帶有隨機創作功能：訪客只需點選按鈕，就能使頁面上50%的文字同時消失，但這無法確保剩下的文字能夠具有任何顯而易見的邏輯、順序或關聯性。看哪，這難道不也是一首妙手偶得的詩嗎？
正如烘烤後才能顯形的文字一樣，這種寫詩的過程乍看之下未免略顯倉促膚淺，彷彿是在文學愛好者面前班門弄斧，就像是一種油嘴滑舌的練習，一個在晚餐上表演的新奇宴會遊戲，或是拼字遊戲的某種變體。然而，人們此時把玩的不僅是文字，還有文字周圍的空間。話說回來，如果說拼湊文字這一行為帶有倉促、快速和即興的色彩，那麼使文字消失的行為亦是如此。我曾不止一次訪問那個網站連結，發現這種令人著迷的作詩過程與平時常玩的拼字遊戲恰好相反，我為自己的這項發現感到喜悅。拼字遊戲是讓人填滿空格，而改編詩句則是要人刻意在文字間創造空白。儘管我無意以這種方式創作一首詩歌，卻在不起眼的地方發現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力量，沉默是語言的一部分，同一頁紙上的文字以不同的方式消失也能傳遞出不同的資訊。
在人們的印象中，抹去內容的行為通常是「審查」所引起的。尤其在戰時，常常需要刪去或改編通訊與報告中的大量文字內容。但在1973年，故事的空白變成了故事本身，一時間登上各大報紙頭條的正是一樁涉及「抹去內容」的醜聞。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及其幕僚長霍爾德曼（h.r.haldeman）曾有一段討論「水門事件」如何善後的長達18分鐘的對話，可這段對話的錄音卻不知如何已經被人銷燬。正是這一行為促使有關方面對尼克松展開了刑事調查，並最終迫使尼克松下臺。時至今日，儘管關於誰銷燬了這段錄音以及使用了怎樣的銷燬方式仍無定論，但這個行為本身無疑加速了尼克松政府的倒臺。無論是這18分鐘的時間，抑或在此期間發生的對話本身都悄無聲息地蒸發了，反而將「水門事件」的公眾關注度推向高潮。錄音帶上的空白不僅代表著政治上的越軌行為，從更廣義的人類交流範疇上講，它還與20年前勞森伯格擦掉德·庫寧的素描一樣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即便到了今天，「18分半」這個詞不僅會使美國人立刻聯想到一位目無法紀的前總統，也仍然能讓人感受到「抹去內容」這一行為本身的力量。這種力量恆久不變，神秘如一個無法參透的謎。
走在紐約市街頭，你可能會看見一些「幽靈廣告」。這其實是早期畫在磚房側面的一種廣告宣傳畫，用來給油、紙和服裝等商品打廣告。如今，它們如同一種老古董式的印刷藝術品，漸漸成為城市的模糊印記，變得越來越難以尋覓。它們中的許多成了其所在社群內的地標，受到文物保護者們的喜愛。斑駁的文字處於被人遺忘的邊緣，卻仍能在人類的想象力中佔據一席之地。在我經常活動的街區中，有家叫作wolfpaper&twine的美國公司，其所在樓房的表面就有這樣一則「幽靈廣告」。堅固的磚牆上，是正在消失的文字與它當初宣傳的物品本身存在的痕跡。兩者之間鮮明的對比，愈加凸顯出事物的曇花一現。
失去文字的方式究竟有多少種？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會對某些文字喪失興趣，有時又只是恰好不會再用到它們而已，還有的時候，我們有意無意地刪去文字，或只不過是注意力被其他事物吸引。所有這些情況都可能導致文字的消失。英國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出版了一本名為《地標》（landmarks）的書，書名指的正是語言與地貌的相似性。書中，麥克法倫提到新版《牛津少兒詞典》（oxfordjuniordictionary）的編輯們決定在詞典中刪掉某些生僻詞，並收錄一些隨著社會文化變遷出現的新常用詞。被刪掉的詞如「橡子」（acorn）、「蝰蛇」（adder）、「白蠟樹」（ash）、「山毛櫸」（beech）、「風鈴草」（bluebell）、「毛茛」（buttercup）、「柳絮」（catkin）、「演奏會」（concert）、「小天鵝」（cygnet）、「蒲公英」（dandelion）、「蕨類植物」（fern）、「榛子」（hazel）、「石南」（healther）、「常春藤」（ivy）、「鷺」（heron）、「翠鳥」（kingfisher）、「雲雀」（lark）、「槲寄生」（mistletoe）、「花蜜」（nectar）、「蠑螈」（newt）、「水獺」（otter）、「飼料」（pature）和「柳樹」（willow）。新收錄的詞則如「附件」（attachment）、「塊圖」（block-graph）、「部落格」（blog）、「寬頻」（broadband）、「要點」（bullet-point）、「名人」（celebrity）、「聊天室」（chatroom）、「剪下-貼上」（cut-and-paste）、「mp3播放器」（mp3player）和「語音資訊」（voice-mail）等。
美國自然文學作家特麗·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tempestwilliams）在其著作《當女性成為鳥類》（whenwomenwerebirds）中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她的母親把自己的日記全部包好，叮囑女兒在自己離世之後才能開啟來看。母親去世一個月後，威廉姆斯終於整理好心情，「走到三座放滿了漂亮的精裝書的大書架前，母親的日記也被包好書衣，一本本地排列在上面。有的書衣圖案是紛繁的花朵，有的是渦狀花紋，還有的是樸素的單色」。結果，她一本本翻過去，發現這些日記裡面竟然全是空白頁。為了再現當時看到這些日記的震驚感，威廉姆斯也仿造母親的做法，在《當女性成為鳥類》這本書中新增了12頁空白。後來，威廉姆斯表示自己在這些空白頁中發現了無數的意象：犯罪、白色醜聞、典藏的白手帕、靜默的和諧、投影螢幕、炫目的光線、剪紙、傷口和舞臺。
此外，她還將這些空白頁視為紙製的墓碑，由此我不禁懷疑，消除文字的傳統是否正是源起於墓地。刻著人名和生卒日期的墓碑，在雨、雪、沙、風及其他氣候條件的作用下，承受長達數個世紀的侵蝕。但要說最能抹去事實的，恐怕還是時間這種東西。我的父母在30多年前雙雙去世，他們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卻在花崗岩墓碑上依舊清晰如初。然而，安葬他們的是一塊古老的墓地，每相隔僅僅幾米遠的地方就立有一塊石灰岩墓碑。它們的表面被酸雨腐蝕得坑坑窪窪，而其他那些用沙石製成的墓碑如今也顯得十分滄桑，上面蝕刻著的字母與數字已無從辨認。有時，我用手指觸碰這些石塊，反而能更好地感受到那些字母的輪廓，可這種情況並不會經常發生。
物體和文字，到底哪個會更早消亡？它們中的一個是否可以拯救另一個？這些正是在2016年一場名為《在被透支的環境中震怒》（seeingred...overdrawn）的展覽上所提出的問題。這場展覽設在英國劍橋大衛·愛登堡大樓（davidattenboroughbuilding），這是一家致力於探索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中心。目前，大約有8萬種動植物正在滅絕的邊緣掙扎。為了喚起公眾保護地球的意識，策展機構反其道而行之——他們設立了一堵寬22英尺、高9英尺的牆，上面用幾乎讓人難以察覺的文字分門別類地記錄著4734個現存的瀕危物種，長長的拉丁文幾乎讓人無法參透其語意：「niceforoniaadenobrachia」是一種在哥倫比亞發現的蛙類；「partulaguamensis」是一種小型的熱帶陸地蝸牛；「murinatenebrosa」則是在日本發現的一種蝙蝠，有著短管一樣的鼻子，生活在陰暗的角落。與簡·柏爾文從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中挑出文字加以改編的過程正好相反，每位觀展者都被邀請使用一支不可擦除的筆將原本暗淡的拉丁文重新描寫，使平常幾乎不為人所知的瀕危物種重新進入公眾視野，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每個人都有從未說出口，卻早已在心裡練習了千百遍的話。其中一些早已被我們忘卻，另一些又使我們悔不當初。曾有一個沒做課後閱讀的學生直接向我交了隨堂檢測的白卷，卷子的最上方寫著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我沒做閱讀，所以一題也答不上來。」這行字下面整頁的空白彷彿都在宣示他的無知。看著這張白卷，我試著解讀它背後的深意。在任何人的人生中都可能會有交白卷的時候，但「白卷」並不一定意味著空無一物。人類語言的力量源於我們知道該說什麼，併發自內心地明白，不是什麼都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體會言外之意」（readbetweenthelines）指的就是這種經過人們普遍認同的心態。小說家雪莉·哈澤德（shirleyhazzard）曾說：「文學中的表達也好，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也罷，都旨在讓我們明白什麼東西沒有被說出來，而這一點恰恰是至關重要的。」文豪海明威獨創出一套完整的寫作風格，其標誌正是對事物描述中所做的刻意的省略。他解釋說：「冰山移動的尊嚴，在於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了水面。」生活在資訊時代，我們總有某種方法能夠提醒自己：「我還活著」。它可能是內心的某個聲音，好像模仿著母親從前的語氣，或是小學五年級時最好的朋友的話語；它有時帶著懷疑或恐懼，有時又只是背景音樂或腦海中的噪聲。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傾聽，我們內心深處總有各種來自不同聲源的迴響，雖然模糊，卻客觀存在著。前文提到的那位荷蘭書籍設計師伊爾瑪·博姆說過：「你看不見它，但它就在那裡。」當她說出這句話時就意在提醒我們，在這個人人競相表現自己的時代，隱秘也有另一種美。伊爾瑪的這句話不僅僅是在談論法國香水的歷史，還包含了我們想表達的一切：我們永遠不會說出口的話、我們想說卻沒能說出口的話，抑或我們說出去卻想收回的話。還有一切無法用語言表達的話、你對我說過但我已遺忘的話、我想在未來某天對你們某個人說的話，以及那些更適合蘸著水在石頭上寫出來的話。
未說出口的東西自有其精妙之處。我父親的一生好比一本晦澀難懂的書，雖然內容隱晦，其框架卻無比清晰。在這方面，恐怕任何一位活躍於當下的個人品牌策略師都沒辦法比這位半個世紀前的中情局工作人員做得更好。作為土生土長的新英格蘭州人，父親的性格既受到家族基因遺傳的影響，又帶有當地世代流傳的氣節，這是遺傳學和地理學共同作用的結果。他這一輩子都對人類體驗如何由記憶塑造的問題感興趣，他明白，記憶裡的東西必然與事實有出入，他也幾乎不願在讀過普魯斯特之後再讀其他作家的小說。在成長過程中我不止一次聽到他說，人類的腦子天生善忘，註定要根據自身利益篩選資訊，過濾出那些於己而言更加重要的東西。但大腦在這方面的表現並不穩定，有時它篩選出的資訊屬實，有時卻與事實存在頗多差異。
最近，我在讀一份主張睡眠的功能之一在於過濾記憶的科研論文，這讓我立馬想到了父親。論文中提及，睡眠時，人的大腦就像在充電。它會回顧腦神經元在白天建立的所有聯絡，然後對這些聯絡進行篩選，再去掉冗餘的部分。用我父親的話來說就是，大腦摒棄的東西比保留的要多得多。這使我又不禁想到了父親通過申請獲得的那份中情局解密檔案。那些被塗黑的文字，既完美地驗證了他的話，又像極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