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在看著自己拍攝的照片時，我從未看見自己的影子。
這些照片不是我的自畫像。有時，我是真的消失了。
——辛迪·舍曼（cindysherman）
不久前，一個高中同學給我發來郵件，還附上了一張畢業時拍的老照片。出於人之常情，懷念、欣喜、好奇和驚訝等情緒一股腦地向我湧來。我開始回想，照片上那個春天的早晨，那些身穿白裙、列隊站在小教堂前臺階上的60朵花兒都分別是誰呢？其中一些人直接注視著照相機鏡頭，一些人開懷大笑，還有一些人好像心不在焉，眼睛看向別處，頭髮在風中飄揚。甚至還有一個女同學掉轉身體，整個人完全背對著鏡頭。
當然，我也在照片中找尋著自己的身影。一個留著棕色長髮的女孩半邊臉龐被遮住，令我不禁好奇這是否就是我本人。另一個女孩別過頭去，還有一個女孩的臉幾乎看不清楚。我搜尋著自己的身影，在電腦螢幕上將照片放大到畫素已然失真的程度。然而，這些抽象的形狀依舊沒能向我提供任何資訊。最後，我終於回想起來：那天我根本就沒有參加拍照！當時的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掙脫高中課業的束縛，拍畢業照這種事情在我看來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紀念方式。作為一個浮躁、叛逆、對一切不屑一顧的青少年，我甚至替自己省略了整個畢業典禮。當時的我或許認為，不參與合影反而能讓我更快、更有效地融入這個我渴望的世界。而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如果還能有一次重新合照的機會，我將欣然接受。我意識到，當我們無法在過去的事物中找到自己的存在痕跡時，就會產生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我們是如此渴望消失，有時又後悔自己未曾在某個時刻出現過。
即便還是一個懵懂的少年，當時的我通過逃避拍照這一舉動就已感受到這種行為帶給人的情感力量。當時的叛逆之舉，放在今天或許可以成為某部數字藝術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在場」其實是一種面向社會公眾的自我宣告。在當今這個資訊時代，我或許可以用修圖軟體將自己放進老照片中，或許可以努力重塑出一場傳統的畢業典禮，我也可以什麼都不做，對自己當初的缺席漠不關心，因為我知道，這張畢業照會被散佈在各大社交網站上。今天，個人身份和形象來來去去，出現又消失，已成了人類「視覺文化」中稀鬆平常的一部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攝影家辛迪·舍曼拍攝的一系列肖像照為人們提供了一本關於現代人奢侈行徑的入門指導手冊。在這些肖像照中，她是過氣影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是《花花公子》雜誌內頁的寫真模特、是小丑、是事業型女強人、是家庭主婦，也是社交名媛。藉助化妝、服飾、假體、暗室沖印技術與數字化操作方式，舍曼成功地詮釋了塑造個人身份的無限種可能。倘若她希望藉此傳遞出「人可以有多種自我」的訊息，那麼她還讓我們看到，在自己創造出的多重人格中，她的自我也消失了。
此後，人們對個人身份問題的討論有增無減。種族、民族和性別上的差異固然存在，但對自我的再塑也已日漸尋常。人人都能隨心所欲地在孩子與成人、同性戀與異性戀、黑人與白人的身份間切換——在這方面，已逝巨星麥克爾·傑克遜堪稱標杆。早在凱特琳·詹娜（caitlynjenner）和瑞秋·多爾扎爾（racheldolezal）的那個年代，人們就已越來越能接受這種自我的可塑性。性別身份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認為是一成不變的，傳統意義上的二元性別概念已經過時。性別固然是一種生物學概念，但它亦是一個反映出文化態度與行為的社會學概念。除性別身份外，種族與民族身份的變化也幾乎沒有障礙。2015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出具的一份報告顯示，近7%的成年人帶有不止一個種族的血緣關係，預計到2060年，這一比率將提升至21%。然而，基因只是促使個人身份形成的因素之一。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社會趨勢研究主任金·帕克（kimparker）所言：「多重種族身份不僅來源於族譜中的親人，還是個人體驗或態度的產物——在得出這一調研結論時，這種認同感讓我們大開眼界。」
儘管當代文化如此頻繁地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突然改變風向，我們也能從中觀察到，似乎我們越敢於承認個人身份的可塑性，就越能找到更多方法來發現自己的性格特點，併為自己貼上相應的分類標籤。電子遊戲、數字媒體和社交網站不僅使我們在替身的世界裡縱情遐想，還使我們得以創造出新的自我。2017年，facebook公開承認大約有6000萬註冊使用者並非確有其人，而是基於想象被創造出的身份。「深度換臉」（deepfakes）一詞描述的正是人們越來越多地利用科技手段對名人、明星進行虛構創作的現象。從聲音、姿勢到面部表情均可利用科技手段加以複製，創造出一個讓人難辨真假的名人分身。有人將這個複製品作為宣傳平臺，也有人將其放在成人影片中惡搞。在電子媒體不斷向我們放出誤導資訊的同時，其他一些新式技術正不遺餘力地強調著我們那個生物學和基因學意義上的自我。現如今，面部識別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安保、監控領域，智慧手機也開始允許憑藉人臉特徵數值解鎖。眼距、鼻樑高度和下頜角等面部特徵數值均可以被手機系統測量記錄，再與後臺面部資料庫資訊的計算結果進行匹配。生物樣本資料採集的正是這類面部特徵，可連同指紋、虹膜掃描、耳部輪廓、皮膚型別及膚色、聲音識別、心率、激素水平和腦波資料一起用於確認一個人的身份。這類技術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並不僅限於監控目的。「deepface」是facebook開發出的一款身份識別軟體，可綜合考慮人的年齡、姿態、膚色及表情等因素，與其自建面部特徵資料庫進行匹配。哪怕某個人的面部形象模糊，或故意在鏡頭面前別過頭去，其面部特徵仍可被準確捕捉。儘管在美國，這項技術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且常常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被擅自使用，面部識別技術在現階段還是易於出現失誤的，且應用於白人男性時的正確率要顯著高於有色人種女性。亞馬遜公司專為執法機構開發出一項名為「rekognition」的面部識別服務。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曾公開批評這項服務，稱其威脅到了美國公民的自由。儘管存在諸如此類的反對聲音，包括「rekognition」在內的各類面部識別技術仍受到美國各大企業的追捧，應用行業從金融、醫療健康、娛樂到市場營銷，涵蓋範圍極廣。
然而，人類終究不想被無限制地曝光。隨著上述技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隱私被侵犯的問題也接踵而來。我們越想方設法阻止駭客獲取最重要的隱私資訊，就越不自覺地洩露出更多個人資訊中最最核心的部分。這自然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憑什麼我們的生物樣本資料要落入警方、市場營銷人員和商場保安的手中？視覺意象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清楚身份的特徵，還可以讓我們明白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出現又是如何消失的。現代數字媒體或許能幫助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探索個人身份，但由此得出的結論依舊模稜兩可：身份的確是可塑的，但自己就是自己。身份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流動的一面。形象上的百變可謂來之不易。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類在對各種影像的運用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色彩》（colors）雜誌的編輯泰伯·卡曼（tiborkalman）將教皇展示成一名亞洲男子的形象，又將伊麗莎白女王用黑人女性的形象加以替換。
人類在對身份的塑造與解構上好像總有一種強迫症似的衝動，而這種衝動出現的年代其實與照相機的一樣久遠。一直以來，形象總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家族歷史，並在過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在我丈夫收藏的家族照片中，有一張黑白照片被人從中間撕開。其中一邊是我婆婆，衝著鏡頭微笑的她風華正茂，而另一邊原本應該是她的丈夫。離婚後，這張照片就被我的婆婆狠狠地撕成了兩半。無論是分道揚鑣的伴侶、罅隙漸生的雙親，還是日益疏遠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如此簡單地被從家庭照片中剔除，照片上的裂痕就像人際關係上的傷疤一樣殘忍。
不過，如今的技術既擅長做加法，也擅長做減法。在大學校友的一次年度聚會上，有些人無法在週末趕到位於佛蒙特州的聚會地點，只能被人用修圖軟體「放」進合影照片裡。儘管姿勢略顯不自然，但照片中的他們仍舊或「坐在」臺階上，或「靠在」門廊扶手邊，盡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包容精神。如此，我們不僅能想象自己舉辦了一場全員到齊的集會，還能對此加以佐證。在幾年前的那個週末，一個實際上身處紐約的男校友卻「現身」於聚會場所的門廊前，擺出向遠處某個籃筐投籃的動作。這種魔幻現實主義般的行為將我們長存的友誼融在一起——毫無隔閡地、不可預測地、神秘莫測地消除了地理上的距離，加深了我們對生活的體驗。修飾過的照片與消融了自我的自畫像，正成為這個時代人們常見的象徵。1987年，享譽全球的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warhol）在其辭世前不久用丙烯酸顏料創作了一系列絲網印刷的自畫像。畫中，在黑色背景的映襯下，他的臉被塗上了軍事迷彩圖案。部分色塊呈斑駁的綠色與米黃，另一些則是粉色、紫紅和藍綠。這張由奇異色塊拼合而成的臉向我們表達出如何在展示自我身份的過程中，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隱匿、不被看見與不為所知。2016年，日本藝術家五木田智央（tomoogokita）發表了一系列黑白色調主題畫作。這些作品使人們聯想到早期的電影明星與社會名人：穿著居家便服的女性、《花花公子》裡的兔女郎、日本藝伎、手繪招貼畫上的性感美女、身著晚禮服的名媛、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參加婚禮派對的人們，但其中許多人物的臉都被刻意遮住，看上去就像藝術家不小心將一大滴顏料滴在畫布上一樣。因此，觀眾只能從畫中人物的衣著、配飾、派頭以及周邊人物來推測這個人的身份。可以說，畫作中的所有要素都已取代了人物的面部特徵，而這恰恰是長久以來我們用以辨別彼此的手段。藉此，藝術家丟擲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今天，究竟是什麼構成了人們的身份？
2016年，法國攝影師瑪雅·弗洛爾（maiaflore）為《紐約》（newyork）雜誌拍攝了一組時尚大片，名為《看不見自己的肖像照》（self-lessportrait）。她既操刀這套大片的攝影創作，又親自擔任模特。照片中的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遮住自己的臉：用閃耀光澤的頭髮擋住面龐、在鏡頭前別過頭去或是躲在一扇快要關上的門後。弗洛爾並非意在展示一種羞怯的矜持，只是在如今這個監視與偽裝無處不在的時代，就連弗洛爾這樣的時尚模特也有權保留一點兒隱私。菲律賓攝影師斯蒂芬妮·蘇約克（stephaniesyjuco）也在名為《證件照》（applicantphotos）的系列作品中擔任自己的模特。這套照片的主體是難民在申請移民或政治庇護的過程中必須提交的個人照。照片中的蘇約克裹著各色圖案的紡織品，刻意構建出一個個沒有面孔的人物形象，既凸顯出難民群體在社會中微弱的存在感，又表現出他們不得不隱藏自己的需求的無奈。而照片中那些顏色鮮豔的紡織品也會使人聯想起令人眼花繚亂的偽裝術，它們使照片人物的真實身份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也會故意顯露出對人物身份的誤導。在這些照片的背後隱含著一種悲痛的神秘感，即在難民前往新國家並逐漸融入新環境的過程中，往往也伴隨著其舊身份的消亡。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照片，卻表達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擔憂。
英國藝術家埃德·阿特金斯（edatkins）利用被稱為「表演捕捉」的技術創作肖像照。在創作過程中，他將某劇本分發給100人朗讀，並用一款面部識別軟體分別記錄下這些人的聲音、手勢和麵部表情。接下來，他將這些資訊全部下載下來，把這100人提供的所有資訊——語音、語調以及面部特徵彙集於一名虛擬的男性形象身上。最後，空蕩蕩的電腦螢幕上浮現出這名男子的頭和四肢，鬼魅般的形象彷彿萬聖節黑色連體衣小朋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遠房怪叔叔。對此，一位評論家寫道：
我們看見的身體是一個大雜燴的化身。所有的聲音符號與面部表情都集中於一人身上，使眼前的這個人具有某種普適的特徵。正如其他藝術家訴諸紙筆的一樣，阿特金斯深入探索了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指徵，但卻剝奪了他們的記憶和熟悉的身體結構。存在與虛無在這具軀體中以終極的形式合二為一。這具被截肢的身體，既提示著我們存在的客觀性，又影射著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