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李永博
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russellhochschild，1940—），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榮休教授，當代美國知名社會學家，在性別研究和家庭社會學界享有盛譽，同時也是美國社會學界情感社會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霍克希爾德於2000年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授予的公共社會學終身成就獎，並於2015年獲得都柏林大學授予的尤利西斯獎章。著有《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等多部經典著作。
在網路上搜尋霍克希爾德，隨處可見關於職場媽媽的經典論述，它們被製作成各種形式的「段子」或語錄，像模因一樣在國外網路社群中傳播和分享。而隨著去年《職場媽媽不下班》被翻譯引進至中國，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強烈的共鳴，開始瞭解和走近這位年逾八十的美國社會學家。
《職場媽媽不下班》寫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研究的物件是大洋彼岸的美國雙職工家庭。就是這樣一本外國學者的「陳年舊作」，卻在譯介之後引起了國內學術圈外的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有趣現象。
在中國第二次人口轉型的節點上，性別議題在社交媒體日益凸顯，「喪偶式育兒」「爸爸去哪兒了」等話題引發持續熱議，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中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越發受到公眾的關注。霍克希爾德這本譯作的適時出版，恰好觀照了當前城市育齡女性普遍面對的性別困境，說出了大批職場媽媽積蓄已久的心聲。
基於這樣的背景，霍克希爾德的採訪得以成行。儘管最初的話題圍繞著家庭中的照料危機展開，家庭社會學卻遠遠無法囊括這位受訪者的研究旨趣。在美國學術界，霍克希爾德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情感社會學的奠基人，而這部分得益於她特殊的早年成長經歷。
1940年，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出生於美國波士頓的一個外交官家庭，這意味著相比於同齡孩子，她需要更頻繁地面對陌生的外界環境。在和新京報記者對話的過程中，今年八十二歲的霍克希爾德仍然能夠清晰地回憶起兒時陌生人的異樣目光給自己帶來的童年創傷。她說，自己經常是外人眼中的「怪胎」，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慶幸的是，這樣的「局外人」經歷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她開始習慣用超然的「第三隻眼」觀察周遭的人與事，短暫地拋棄自我意識，設身處地地感受他人的喜怒哀樂。
1962年，霍克希爾德進入大學之時，正值美國的反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空氣中到處瀰漫著興奮和躁動。霍克希爾德所在的美國西海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正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地帶。在入學的第一個月，霍克希爾德就見證了校園裡學生就古巴導彈危機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她激動地意識到自己「在正確的時間來到了正確的地點」。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霍克希爾德不僅參與了黑人民權運動和自由言論運動，更是在校園中積極投身於女權運動，這在後來被稱為「第二波美國女權主義浪潮」。
讀博期間，她組織社會學系的學生召開討論女性議題的會議，尋找社會學核心概念中那些缺失的關於女性的部分。為什麼「工作」的定義不包含家務勞動？為什麼作為研究物件的女性都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工作崗位上，而男性則在另外一些領域？如果女性被稱為更「情緒化」的性別，那麼情感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不僅困擾著學生時期的霍克希爾德，也引領她最終走上了學術的道路。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霍克希爾德先在其他學校工作了兩年，接著受邀回到母校，成為自1913年以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專業的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她去那兒之後第一個矚目的學術成果便是把情感納入社會脈絡。
情感，從前通常被視為心理學的研究範疇，或者在哲學中與「理性」所對立。霍克希爾德的創見在於，她把情感放到社會脈絡之下加以理解，個體的情緒與感受不只是私人領域的事情，它也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和規制。
她最初的觀察物件是同自己的外交官父母打交道的各國賓客。當十二歲的霍克希爾德為客人遞送花生碟子時，她發現從下面仰視跟平視，外交官的微笑迥然不同。她逐漸意識到，外交官通過神情和姿態表達的情感「不僅傳遞了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也傳遞了從索非亞到華盛頓、從北京到巴黎、從巴黎到華盛頓的訊息」。霍克希爾德意識到，這種人際交流中常見的「情感規則」（feelingrules）深深地根植於文化之中，它要求人們根據不同的情境恰當地喚起或抑制情感。
在1983年的成名作《心靈的整飾》中，霍克希爾德借鑑c.賴特·米爾斯和歐文·戈夫曼的理論，把這一類需要在工作中整飾自己情感的工作稱為「情感勞動」，以美國航空業的乘務員和收賬員為例，展示了商業化如何影響和操縱情感勞動的從業者的真實情感表達。由此，霍克希爾德開拓了一塊全新的社會學研究領域。
工作與家庭中的情感和衝突是霍克希爾德的另一個關注方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正在經歷變遷，大量女性開始離開家庭，湧入經濟生產。然而，大多數工作場所並不考慮員工的家庭需求，家庭中的大多數男性也尚未真正地做出調整，去適應女性角色的變化。作為一名女性學者兼年輕的母親，霍克希爾德自身也面臨這樣的兩難處境：照料孩子的家庭職責與完成教學研究的工作，如何才能兩肩挑？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雙薪家庭承受著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加速運轉帶來的巨大壓力，而職場母親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為此，霍克希爾德花了八年時間，對美國的雙職工家庭展開追蹤，作為研究成果的《職場媽媽不下班》揭示了職場母親被遮蔽的「第二輪班」。
而在另一本著作《時間困境：家庭工作一鍋粥》（thetimebind:whenworkbecomeshomeandhomebecomeswork）中，霍克希爾德調研了在世界五百強企業工作的職工家庭。她發現在這些員工中，家庭和工作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家變成了工作，而工作場所被賦予了家庭生活的感覺和基調。在對話中霍克希爾德表示，近幾十年來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這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員工幾乎所有的生活和業餘活動都依附於公司，同事成為鄰居，而一旦工作發生變更，個人生活也會面臨大動盪甚至崩潰的風險。
要麼成為一個徹底的工作狂，要麼只能接受「第二輪班」的負擔，難道工作與家庭的失衡沒有解決辦法了嗎？在霍克希爾德看來，男性需要更主動地參與家務勞作，工作場所也需要調整出勤制度，更重要的是提升照料家庭的社會價值。人們只有自己參與照料工作，而不是依賴外包，才能體認家庭生活的意義，建立起長久的情感紐帶。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茶黨逐漸崛起，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重要力量。身處於美國自由派前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霍克希爾德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真正認識任何保守的共和黨人，對於美國廣闊地區的生活或政治態度更知之甚少，她便決定嘗試傾聽政治舞臺另一邊的聲音。政治對霍克希爾德來說是全新的領域，但情感社會學的研究經驗仍然作為她內在的觀察視角貫穿其中。
霍克希爾德選擇離開自己的舒適區，來到路易斯安那州的茶黨陣營，旨在弄清參與這場政治運動的人的真實想法。這裡是美國汙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居民們痛惜年輕時的原始河口已經消逝，他們最愛的釣魚和狩獵場地也不見蹤影。令霍克希爾德驚訝的是，儘管如此，居民仍然對環境保護署和環境法規懷有深深的敵意。這是為什麼呢？
霍克希爾德用了五年時間做了數百次訪談，傾聽這些自感被美國聯邦政府拋棄的白人工薪階層的「深層故事」（deepstory）。等到2016年「特朗普現象」出現之時，霍克希爾德已經不再感到驚訝，而由此寫成的《故土的陌生人》也被各家媒體評選為解釋特朗普上臺現象的重要參考書目。
縱觀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霍克希爾德似乎總能把握住美國社會的脈動。在她極為寬闊豐厚的學術視野之下，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情感和人似乎都可以納入研究框架之中，超脫的「局外人」視角也帶給她細緻入微的體察和共情式的理解。
實際上，面向大眾的寫作本身就是搭建「同理心之橋」的過程。霍克希爾德用寫作引領讀者和她一起「關掉警報、拋卻自我」，共情地理解「另一邊」的感受，就像這些作品最直接面向的受眾，似乎都不是研究物件本身，而是研究物件的「另一邊」：「情感勞動」不僅是寫給乘務員的，更是寫給飛機上的乘客的；「第二輪班」不僅僅旨在說出職場母親的共鳴，更在於提醒未盡家庭職責的男性；「深層故事」的真正傾聽者應是政治光譜另一端的美國自由派選民。
但與此同時，儘管研究物件隨著美國社會變遷而不斷變化，某種「一以貫之」的精神核心仍然在霍克希爾德的對話中時隱時現，這既包括了她看待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也關乎她一直以來所珍視的價值。
作為一名女性學者，霍克希爾德見證了女權運動在美國不斷發展、融入美國文化的過程。三十年前，她在書中做出判斷，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未完成的性別革命。三十年後，當我詢問她，女性的處境是否變得更好了的時候，她的回答沒有改變：真正的變革還沒有完成。賦權不是女性主義的全部意義和終點，實現一個重視和共同分擔照料責任的社會，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霍克希爾德的專訪。
本書中凡有副標題的書名，首次出現時均保留完整版本，後文若再次提及，便只保留正標題部分。全書同。後不再一一標註。——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