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的「局外人」到社會學的「局外人」
新京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女性學者還是寥寥無幾。作為一名女性，是什麼樣的想法和早年經歷影響了你，並最終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
霍克希爾德：年少時，我就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力所能及地讓社會變得更好。現在回想，這種觀念來自母親對我的影響。我的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但她一直相信，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工作和事業。某種意義上，我正在實現母親的夢想。
而我最終會成為一名社會學者，與我早年的生活環境有關。我的父親在外交部門工作，曾擔任美國駐以色列、迦納、紐西蘭等國的外交官。因為這份工作的關係，我的家庭不時變更居住地，我的童年就流轉在異國社會之中。
作為一個孩子，如果你感到不適應於周遭環境，生活就會變得困難。十二歲時，我們搬到一個新的國家，語言完全不通，也沒有朋友，我的個子又高，穿著一雙看起來很滑稽的牛津鞋——我在那裡格格不入。身邊的人不跟我說話，他們總是以一種奇怪的眼神打量著我這位異鄉人，這樣的經歷很難不成為我童年中的痛苦回憶。
對於那麼小的我來說，我的不適應是難以想象的，但隨著慢慢長大，我發現了這種身份的隱藏優勢：觀察社會的「第三隻眼」。得益於這種特殊的早年經歷，我得以逐漸將它們轉化為一種「局外人」的觀察視角。我意識到這個世界真的很大，而我自己僅僅來自一個小村莊。作為一個局外人，當我不再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受傷時，我就找到了一種幾乎從外部視角觀察自我的方式，這種視角最終幫助我成了一名社會學者。所以，如果你感到「不適應」，不要馬上就放棄。
新京報：上世紀六十年代，你剛進入大學。當時，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與社會主流背道而馳的反文化運動。現在津津樂道的「嬉皮士運動」「垮掉的一代」都誕生和活躍於那個時期。當時美國西海岸的校園文化是什麼樣的？這場叛逆的、反主流的社會運動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霍克希爾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抗爭運動。這場運動最初是由城市學生髮起，伴隨著新觀念的不斷湧現，這一運動的餘波在美國文化中持續了二十年。1962年，我初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周圍瀰漫著令人興奮的空氣。這是因為加州伯克利是當時社會抗爭運動的核心地帶，包括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之後的同性戀權利運動，這裡都是重鎮。對一些人而言，這裡也是嬉皮士和「重返大地」運動（back-to-the-landmovements）的核心地帶。我參與了三場社會抗爭運動：黑人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和女權運動。
我記得在我剛到校園的第一個月——1962年10月，一千名學生聚集在加州伯克利一個名叫史普羅廣場（sproulhall）的大型公共空間。當時美國和蘇聯正處於緊張的對峙僵局，那場對峙一直持續了十三天。華盛頓與莫斯科的爭論焦點是，能否允許在離美國海岸九十英里（的古巴）安置蘇聯核導彈。在聽完演講者的發言後，聽眾分散成了二十幾個圍在一起的圈子，都在討論美國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學識淵博、思路謹嚴，他們每個人都積極地參與到這場討論之中。我意識到，我在正確的時間來到了正確的地點。
1964年，我前往美國密西西比州參加「自由之夏」運動（freedomsummer）。這個活動旨在幫助美國南部的黑人獲得更多的投票權和更好的教育，當時有近一千名來自北部和西部的白人學生前往支援。我曾擔任「自由學校教師」（freedomschoolteacher），後來又在北卡羅來納州塞達利亞的一所黑人學校任教。等我回到伯克利時，桌上放著如何幫助美國南部黑人的小冊子。大學明令禁止校內進行這類「政治」活動，學生們則以「言論自由」為由反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言論自由運動就此誕生了。
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氛圍總體上是開放的、探索性的，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插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美國大學的女權主義運動與其他反文化社會運動正在同步興起和發展，這當中還有嬉皮士運動，但我們並未參與其中。
深入當時的學院女權運動：每一個社會學概念都值得重新探索
新京報：我們知道，自1963年開始，美國女權運動逐漸形成規模。如今回顧歷史，很多人把這場運動稱為美國女權主義的第二股浪潮。在這場女權運動中，你做了哪些事情，看到了怎樣的變化？過去的大半個世紀，哪些回憶仍然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克希爾德：我從五歲開始就自認為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思潮中，我也積極地投身於女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