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年代，主要開展的是宏觀研究，關注性別研究中的普遍理論（generaltheory）、宏大理論（grandtheory），而下一代的研究人員則開始關注更為細分的領域，如性別法學、性別經濟學等。而且，她們強調實證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如此，性別研究的物件越來越複雜，正如我過去所寫，一方面，僅通過性別這個變數已經不能分析所有問題了；另一方面，除卻性別，也不可能分析任何事情。我們已經來到了這樣的時代。
在學術領域，女性學的學科建制取得了進展，性別研究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一方面，由於性別研究的物件已經多元化，研究領域不斷細分，由此成立了許多學術團體，如性別法學會、歷史學與性別學會、女性主義經濟學會，等等。但另一方面，由於研究出現了分散化的趨勢，加強性別研究者之間的聯結變得更加有必要。
還有一點，在我們的時代，女性運動家和女性學者非常接近，有人從運動家成為學者，也有很多人既是運動家又是學者。但隨著性別研究的制度化，運動家和學者之間出現了鴻溝。你必須有學歷才能在大學任教，如果沒有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就無法成為一名學者。日中韓都是學歷社會，大家注重海外，特別是在歐美留學的經歷。要想在本國的大學教書，就必須在國外獲得學位。那些擁有留學經歷並取得學位的人，比始終在日本國內學習的人更有優勢。這樣一來，那些對日本本土情況不甚瞭解，但在國外學習過的學術精英反而可以在日本獲得教席。中國是不是也有這種傾向？
新京報：是的，當然。也有一些高校教師是從中國的名校畢業的。
上野千鶴子：韓國最頂尖的學府是國立首爾大學。但據說即使你從那裡畢業，你也不可能成為這所大學的老師。
日本在語言上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相較中國、韓國來說，這種傾向並不明顯。只是，如果你不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你就當不了大學老師，只有就讀名校的女生精英才能成為下一代的性別研究者。我並不是說這些人沒有能力，她們在做很偉大的研究，但我認為，這樣會擴大運動實踐和學術研究之間的距離。
還要補充一點，我們的wan（women'sactionnetwork）網站裡，有一個「女性學/性別研究博士論文資料庫」（r.jp/general/category/女性學ジェンダー研究博士論文データベー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女性學和性別研究已有多少積累與增加，研究主題和領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總體來講，如今研究者的層次和水平都在提高。
女性的變化令人驚喜，男性的變化卻朝著令人擔心的方向發展
新京報：你在《厭女》這本書中深入剖析了彌散於日本社會中的厭女症，同時，你也在書中提到，厭女症不只是男人才有，女人也會染上。自《厭女》在中國翻譯出版以來，它已經成為人們解析當下文化現象的「聖經」。厭女症的確無處不在。我很好奇，就你這幾年的觀察來看，日本社會的厭女症有哪些新的變體與表現？
上野千鶴子：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時代變了，針對厭女症的各種現象，出現了大量的揭發、抗議、簽名等運動，參與者大部分是二三十歲的女性。同時，這些運動大多以線上形式展開，降低了參與門檻。無論是名人，還是籍籍無名的普通人，都可以隨機發起網上簽名，取得成果的也有不少。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年青一代的女性對各類厭女現象不再容忍，也不再忍耐。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前任會長、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辭職事件。他當時說了一句歧視女性的話，結果被迫辭職了。這說明，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如果他發表歧視女性的言論，也有可能踩上地雷把自己「炸死」。
關於森喜朗被迫辭職，有些人說是因為外部（海外）的壓力，但比起外部，日本國內女性的抗議更為激烈，他這才不得不辭職。這是一個日本女性取得成功的故事。
另一方面，男性的變化正朝著令人擔心的方向發展。他們開始明白，自己已無法輕易享有曾經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識愈發強烈，他們開始對女性進行攻擊。如今，日本的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各類男性針對女性主義的惡意評論，日語裡稱它們為「狗屎回覆」（kuso-reply），在中文裡叫什麼呢？
新京報：中文裡比較籠統的講法可能是「鍵盤俠」，但也不太準確，更貼切的說法，可能是「男權」言論。
上野千鶴子：這種男性的攻擊性不僅出現在網際網路上，還以暴力的形式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最近發生的小田急捅殺女性案，就是一種厭女謀殺。殺人的是一名年輕男子，殺害理由竟然是他無法原諒那些表情看起來幸福的女人。男性的這種變化很可怕。當然，也有一些男性有一些積極的變化。
新京報：隨著#metoo運動的展開，全球範圍內的女性主義運動迎來了新的階段（或者說新的思潮）。能分享一下你對日本#metoo的觀察嗎？它與之前幾次的本土女性主義運動相比，有哪些變化？又暴露了哪些問題？
上野千鶴子：在#metoo運動的這幾年裡，我接受過許多記者的採訪，有日本的也有外國的，他們都問了我同一個問題：在其他國家，#metoo如火如荼，但日本卻悄無聲息，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我告訴他們，「這完全是罔顧事實」。事實上，#metoo運動在日本各地廣泛開展，很多人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只是報紙沒有報道。所以認為不存在#metoo，是你們的原因，是你們既沒有來採訪，也沒有進行報道。
一般認為，#metoo運動是從美國開始的，但在#metoo運動之前，日本有一個很重要的「黑箱事件」，這個事件大大推動了性暴力的受害者站出來揭發性暴力的惡行。「黑箱事件」的主角、同時也是以此為題材撰寫的《黑箱：日本之恥》一書的作者伊藤詩織，她現在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她說性暴力是一種犯罪，是一種只要受害者保持沉默，就會被當作沒有發生過的犯罪行為。為此，伊藤女士，一個勇敢的女人，將自己的名字和麵孔公佈於眾，揭露這一惡行。
新京報：《黑箱》也在中國出版了，引發了很大的反響。
上野千鶴子：其實在#metoo運動之前，她已經在做這件事了，支援伊藤女士的女性人數不斷增加，運動不斷擴大。
這個時候，還發生了「財務省福田次官事件」，一名女記者遭到政府高官（財務省事務次官福田淳一）的性騷擾；雖然這名受害者一直沒有透露姓名，但女性對這一事件極為憤慨。此後，東京醫科大學入學考試中的性別歧視問題被曝光，女性再次被激怒。再後來，就是「岡崎判決書事件」，法官竟然判決一名強姦女兒的禽獸無罪！女兒從十三歲起就一直被親生父親強姦……十九歲的時候女兒告發了他，而法院竟然判父親無罪。日本刑法規定，只有受害人處於「無法反抗的狀態」，比如被刀具威脅的極端狀況下，強制猥褻罪才成立。如果受害人能夠抵抗卻沒有抵抗，那麼加害人的罪名就不成立。所以法官聲稱，無法認定該女孩處於無法抵抗的狀態，「都十九歲了，如果不願意，可以逃走啊」。簡直駭人聽聞。這次判決又一次激起人們的怒火。此後，抗議性暴力的靜默示威活動開始在日本各地蔓延開。
不僅是東京這樣的大都市，在其他地方，草根女性主義者同樣很積極，她們常常手持鮮花安靜地站著抗議。有的人開始將之前自己從未宣之於口的受害經歷講述出來。現在這類「鮮花示威運動」依然在全國各地進行著。就這樣，頻發的性暴力事件之下，女性們的憤怒被不斷挑起，運動不斷擴散，此後還與要求政府修改刑法的運動聯結在一起。
另一個運動也值得關注——#kutoo運動，同樣由女性匿名線上發起，這次運動很快得到了很多人的簽名支援。在她們的努力抗爭下，一些公司決定不再強迫婦女穿高跟鞋。她們成功了。就這樣，不同的運動一點點蔓延開來。這些運動一起構成了日本的#metoo運動。
總之，雖然#metoo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運動，它在世界各地同時爆發，但日本有自己的運動軌跡，所以，日本的#metoo運動並不是外來的，它在日本本土擴散得很廣。#metoo運動之所以能在日本擴散開來，一方面是因為主力軍是年青一代，另一方面是因為線上運動降低了參與的門檻。當然，網路也有負面作用，比如伊藤詩織遭到了網上的許多惡毒攻擊，說伊藤是騙子，是她主動引誘男人的，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網路作為新手段收穫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且熟練操作網路的新一代女性已經登場，這是日本女性主義運動的最新變化。
新京報：這真的是來自鄰國的共振。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站在一起，在社交媒體上說出自己的經歷，抗議性暴力，積極推動相關的法律建設。當然，過程中也會面對不少惡毒的攻擊與不完美受害者的指控，但就女性群體內部而言，大家對於不存在完美受害者這點有了明確的共識，也積極地實踐著姐妹互助的情誼。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日本女性主義出現了巨大的倒退
新京報：你提到日本女性主義運動的進展，我想起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你說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女性主義運動成果並沒有延續到更年輕的一代。在你看來，斷裂/未能傳承下來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傳承這些抗爭的遺產？
上野千鶴子：當我問現在的年輕人，你是從哪裡得知女性主義的？他們回答我說，是通過艾瑪·沃特森在聯合國的演講，還有人說是從韓國學到的。也就是說，有很多年輕女性是從外國學到女性主義的。我當時很失望，我說日本也有女性主義。
之所以未能延續，我想是因為傳承人的斷層。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結婚和生育的女性作為地方上的草根女性主義者，成為各地女性活動中心的積極分子。但是，當時的日本婦女沒有機會外出工作，她們或是專職的家庭主婦，或是做做兼職的主婦。她們只能在下午五點鐘之前待在外面，之後要回家做家務，所以我們稱她們為「五點鐘之前的女人」；而年輕的職場女性只有五點鐘之後才能下班，所以我們稱她們為「五點鐘之後的女人」。這兩類女性群體錯身而過，沒有時間上的交集，也無法在某個地點相遇，她們完全是輪流地出現在社會空間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日本各地的女性活動中心都非常活躍，各地都在熱火朝天地設立女性活動中心，因為當時經濟很景氣，而且如果地方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女性活動中心，會成為當地政府的政績，說明負責人為公共設施的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於是，地方政府與地方草根女性主義者迎來了蜜月期。
蜜月期的頂點是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那年在北京郊外舉辦了非政府人士參加的ngo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的四萬名婦女參加了該論壇，其中六千人是日本女性，因為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大家去中國很方便，又對中國很感興趣。我是自費去的，但這六千人中很多是地方政府出的資。不過那是最後的高峰，在那之後，就出現了倒退。
當時這些去北京參會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婦。而在同時期，日本職業女性的比例已經大幅增加，但這些年輕的職場女性與家庭主婦之間沒有交集，導致前一代的實踐經驗無法傳遞給年青一代（比如與我對談的田房女士）。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是電視時代，作為男權媒體的電視在綜藝節目中經常嘲弄取笑女性主義者，試圖告訴女性，如果她們堅持自己的觀點，就會被欺負，就會遭到可怕的對待。正是這種對於若與男人為敵就會吃虧的恐懼，使她們放棄了抵抗。我認為，當時對於女性主義者的負面認知也影響了女性解放運動之後的一代人。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因為「慰安婦」問題，日本對於女性運動的支援開始出現巨大倒退。1995年，日本政府帶著女性亞洲和平基金（又稱國民基金）去北京參加了婦女大會，該基金源於一個模糊官民立場的構想：由民間募集資金賠償給受害的原「慰安婦」，其間產生的事務費用均由政府承擔。可是沒想到，第二年，一個名為「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團體誕生了，他們開始篡改歷史，要將「慰安婦」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同時，日本經濟越來越不景氣，地方財政收入也在減少，再也負擔不起女性運動的經費。二十一世紀初，倒退進一步加劇，女性主義者被指責為破壞家庭、破壞文化傳統，遭到無數攻擊。
近年的女性主義者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她們是全新的一代，她們不知道之前的女性主義者遭受過怎樣的抨擊。與此同時，另一個大的變化是出生率的下降，也就是「少子化」現象，一個家庭一般只有一到兩個孩子。每個孩子，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被精心撫養長大。因此，受到寵愛、在男女混合學校長大的女孩，覺得自己不應當遭到不公的待遇，所以她們決定不再忍耐。我認為這裡也有代際變化的影響。
那個時代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試圖和日本1970年出現的較為激烈的女性解放運動劃清界限。——譯者注
組織票，指在選舉中，某個團體集中投給某個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的票。——譯者注
上野千鶴子曾就此發表評論文章，參見r.jp/article/show/9429。——譯者注
#kutoo借鑑自#metoo，自帶一種女權抗爭的意味。同時，kutoo和日語讀音的「鞋子」（靴くつ）很像，又與「苦痛」（くつう）讀音相近，是一個將高跟鞋和痛苦聯絡起來的雙關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