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青青子
戴錦華，1959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起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1993年起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研究，是中國大陸最早從事女性主義理論、中國電影史論、文化研究的學者。
中文專著有《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合著）、《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電影批評》、《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性別中國》、《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昨日之島：戴錦華電影文章自選集》等十餘部；英文專著有cinemaanddesire:feministmarxismandculturalpoliticsintheworkofdaijinhua(1999)，afterthepost-coldwar:thefutureofchinesehistory(2018)。專著與論文被譯為韓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餘種文字出版。曾在亞洲、歐洲、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講學和訪問。
如果不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戴錦華此刻應該正在探訪第三世界，或是在前往國際學術活動的路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全球傳播阻斷了她曾經首選的這兩種介入方式。與此相應地，我們在b站、豆瓣等線上平臺頻繁看到她的身影。2021年年中，她在b站上開設賬號「戴錦華講電影」。如今，這一賬號已收穫了近五十萬粉絲，累計播放次數一千多萬次。在《性別與凝視：戴錦華大師電影課》的系列影片中，她每期解讀一部全球經典影片，也會定期回答讀者問題，依舊習慣性地長難句高頻輸出，依舊嚴肅而活潑。
戴錦華，現為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她以理科生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據她稱，這是一次毫不猶豫的選擇，正如後來她堅定地選擇教書這條路一樣。畢業後，她被分配到北京電影學院教書。1993年，在樂黛雲老師連續三年的邀請下，戴錦華回到北京大學任教。1995年，從美國訪學回來後，戴錦華第一次在中國開設了「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課程，並在比較文學研究所之下創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自此，她開啟了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學科建制工作，雖然她一直強調這是一種反身命名的結果。
有趣的是，在大眾的認知裡，戴錦華一直從事的是電影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三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但她曾提到一位美國朋友替她回應了這種說法：「誰告訴你們這是三個領域？這不過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女性主義的立場去做電影研究。或者反過來，是用電影研究當中獲得的方法去做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則是其內在的立場。」
某種意義上，學術場域中的戴錦華一直難以被準確歸類與言說。這種難，一方面來自她拒絕被綁在「學科戰車」上，拒絕學術上的複製再生產。雖然她無疑是電影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學科開拓者，但她從不認為自己是為學術生產而生產。「我這一生從開始時的不自覺，到後來高度自覺的狀態是，我的學術必須與我的真實生命、我的社會生存與我的社會關注緊密相關。這種相關度以及我用個人生命去面對與體驗它的真誠度，對我來說是首位的，而學術評價系統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說不想勉強自己去調整這種狀態。」
另一方面，則來自她拒絕遵從由男性所開啟的學術規範。「在我一生當中，兩種評價一直伴隨著我。一種是說我過度女性化。比如認為我的文字太過情感性或情緒化，比如認為我的文字修辭性過強，不夠學術，不夠嚴謹。另一種批評完全相反，說我不夠女性化，因為過度嚴密、過度邏輯、過度理論化，以至於它缺乏女性氣質。」兩種評價之間，戴錦華認為自己此生最大的任性，便是堅持自己的遊戲、堅持自己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當然，「有代價，甚至慘痛，但我讓自己‘輸得起’」。
也是在這樣的任性與拒絕之中，戴錦華曾主動從學術生產的「流水線」上消失了十年。世紀之交，社會的急遽變化讓她人生中頭一次對自己的身份與工作方式產生了懷疑。對此，她的回應是投身於後革命時期的歷史研究，投身於大量關於全球六十年代的研究著作的閱讀中，並在偶然中與一批人文社科的朋友共同開啟了「廣大第三世界」的訪問考察和中國鄉村調查。回頭來看，戴錦華坦言自己確實因此漏掉了這十年間登臨影壇的一代導演，但這十年也為她開啟了新的思維方式，開拓了新的工作場域。
回來後，戴錦華頻繁出現在大眾文化的戰場。無論是媒體採訪、公開演講，還是文化活動，戴錦華始終保持著對於社會與文化動態的高度關注。她研究流行文化，雖然很多時候是本著敬業的精神，但她真切地希望從中理解年輕人的精神世界，體會這一代人的愛與怕。她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那些無解的問題，分享二十世紀的邏輯，青春的邏輯，革命的邏輯，雖然很多時候她收到的反饋是「老師，你別……」的提醒，和一種被她稱為無法化約的「代溝」。
與此同時，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經歷的新一輪變遷，讓戴錦華不得不重新審視與修訂此前逐漸沉澱形成的問題系。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曾變過的問題，譬如，「我們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夠召喚新的歷史主體？」她認為，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終圍繞於此，也受困於此。
2021年10月，我們和戴錦華做了兩次訪談，聊了將近六個小時。第一次訪談，我們從她的學思歷程聊起，聊到她生命中的困惑，聊到她對於當下現實的諸多追問，貫穿其中的，仍是許多無解卻重要的問題。譬如，當我們提及她如何理解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斷裂，她坦言：「我們需要坦蕩地承認，我們此前既有的知識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們對於這個被疫情所改變的世界和疫情之後（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無所知。」
我們也聊到女性主義的過去與未來，聊到我們各自與女性主義的連線。「事實上，我與某種內在的極度自卑，或者說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厭惡感搏鬥了幾十年。我畢生都在學習一件事：接受自己和揹負起自己。」聽到戴錦華在我面前平靜地說出這句話時，我有點不知所措。
第二次訪談很短，我問她：「你對這個世界的原點式相信是什麼？」她沉默了一陣子，忽然看向我說：「很早以前，我和一些朋友有過一次比較動感情的討論，聊到對我們來說，什麼是最具神聖感的所在？我記得我當時的回答，現在依然如此，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戴錦華教授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