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自覺：它必須與我的真實生命緊密相關
新京報：在過往的採訪與文章中，你曾提及自己在不同時期的困惑總會造成某種學術或思想的轉型，而這些困惑又往往跟中國社會的轉折有關。我們不如先從這幾次困惑及轉型開始說起吧。今天回望過去四十年的學思歷程，你如何定位這幾次轉型？
戴錦華：回答你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會有一點遲疑，原因可能在於「學術轉型」這個詞。直到今天，我從開始時的不自覺，到後來高度自覺的狀態是，我的學術必須與我的真實生命、我的社會生存與我的社會關注緊密相關。這種相關度以及我用個人生命去面對與體驗它的真誠度，對我來說是首位的，而學術評價系統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說不想勉強自己去調整這種狀態。所以你也可以說，我的學術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而是我不處理它，我會不安，甚至誇張一點來說，我不處理它就難以讓自己的生活繼續推進。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經歷的就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學術轉型，而是和社會激變同時出現的一種個人思想和生命的困頓，以及我對這種困頓的回應和突圍。每一次的社會激變，我首先要回答的就是我要如何自處的問題。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同時也要回應在社會重組過程當中，我自己曾經歸屬的社群的變化。說得樸素一點，每一次激變，最讓我痛的是失去朋友——變化之巨，會在突然之間，令大家曾經的共識不僅不再共享，甚至彼此衝突。
最早的一次大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化，商業化帶來的，一方面是大規模的體制轉軌，另一方面是社會整體價值體系的崩解、顛覆與混亂。我當時非常真切的感覺就是身邊的一切都快速流逝，我置身於流沙之上，無以立足。所以我就必須要去重新定位個人的生活、價值體系和學術工作。也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確立自己的文化研究、領域、範疇以及工作方法。
當然，坦率地說，這也關乎我的學術位置。那時候，我在電影研究中的位置已經初步建立了。可是突然間我無法迴避的是，自己此前所形成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已經不能有效闡釋當時中國電影與世界電影會合的事實。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經歷的困頓或是危機。
當時我對此的回應是我接受了樂黛雲老師持續三年的邀請，離開北京電影學院，來到北京大學，同步樸素地開啟了我尚不自覺的文化研究的工作。其實最早我只是直覺地想把自己的電影研究坐落在一個更大的引數和更寬的場域中去，我開始關注與研究文化市場，關注文化的生產過程。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我這個領域名曰culturestudies。我總說一個故事，我第一次到北美訪問，被那裡的學者介紹為中國的scholarofculturestudies。我只能悄悄地問朋友：whatdoyoumeanbyculturestudies？我做的明明是filmstudies。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挺有意思，我此生確實沒有追趕過任何學術潮流，的確就只是直覺的選擇或不經意的遭逢，我因此幸運地開啟了新領域的研究。
也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開始自覺地開啟和推進文化研究領域的工作，當然是仿效西方，例如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脈絡，建立課程，組織研究團隊，寫作相關學術文章。這大約就是我的第一次學術轉型。
新京報：面對那樣一個激變的社會境況，除了學術上的回應，思想層面有發生變化嗎？
戴錦華：和那次轉型同時發生的就是所謂「向左轉」。但類似描述並不真切或準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高度分享中國知識界的自由主義共識，也積極行動，參與推進這樣一種自由主義共識之下的文化政治實踐。但或許是出於幸運或者偶然，我進入了電影研究，而在歐美的歷史與學科史中，電影研究被建構為一個基於評判理論，或曰帶有左翼色彩的前沿學科。因此，當我將其作為單純的理論去學習和接受的時候，我事實上就獲得了左翼理論資源和思想資源的儲備。經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思想危機，實際上也使得之前獲取的左翼理論資源被啟用，在這以後，我更自覺地追索新左派和批判理論在歐美的歷史線索，從中尋找自己的理論資源。
當時，我一度以為我已經度過了危機，但沒有想到的是，到了世紀之交，思想與精神的危機再一次強烈地顯影出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社會變化的急遽，最為直接的是急劇的貧富分化和階級社會的合法化；也因為這樣一個現實結構，令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過程（合法化的過程），經由文化生產而獲得凸顯。對我來說，我必須給出直接的應對。也是在應對這一變化的過程之中，我開始形成對於此前擁抱和篤信的西方思想資源的懷疑。當然，類似思想資源的批判力足夠強大。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強烈地意識到僅有批判是不夠的。
更進一步的懷疑是，當整個世界開始在後冷戰格局當中發生如此大的激變時，批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在被削弱？大概從那時候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斷地感覺到很多我們以為可能的工作形態、可能的思想資源、可能的工作方式，事實上都是冷戰結構內部形構而成的。隨著冷戰結構的消失，曾經實存的社會空間被不斷壓縮與封閉，即使那個時候我對此還沒有足夠清晰的認識，但某種內在的懷疑已然浮現。
這雙重的疑慮，讓我平生第一次對自己的身份以及工作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前一次危機顯露出來的時候，我自己多少陷於悲情，而世紀之交，我則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與自我追問——我在做什麼？我做的這些東西有意義嗎？我還可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嗎？如果不可能了的話，我未來的生活方式將是什麼？
彼時，我認真地考慮過放棄學院和學者的身份，去成為各種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加入到建構的過程當中去。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曾與樂黛雲老師交流了我的焦慮。樂老師說，我支援你做的任何選擇。依照世俗邏輯，樂老師此前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將我這樣一個本科畢業生調進北大，而且給我那麼多的傾斜和支援，此刻她的支援在多重意義上何其珍貴。然而，當我真正考慮自己或許應該成為一個行動者、一個建構者，而不只是批判者的時候，新的問題出現了，這個問題到今天也沒有解決：我知道我不要什麼，但我不知道我要什麼，我不能夠完整有效地去形構、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樣態。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行動者，我相信我的動員力。但動員同時意味著責任。當我動員了人們，某種意義上，我必然承擔起責任。問題是，我無法回答我們要到哪裡去這一基本問題。所以直到今天，我對自己的動員力仍謹慎，我不想成為一個動員者。所以，每一堂課，甚至每一場公共演講，我都會非常刻意地讓自己不要進入到一個動員者的狀態中。
當這個層面的問題浮現出來的時候，我真切地陷於一種極度焦慮的狀態。
十年「出走」：對歷史的體認式發現
新京報：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你幾乎從學術場域中「消失」了。
戴錦華：是的。確切地說，我從學術生產的流水線上消失了。對身陷的焦灼狀態，我的回應是三條思想或行動線路。這三條線索貫穿了我此後生命的十年。其一，我嘗試重新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前期的歷史，延伸了對所謂短暫的二十世紀或者漫長的二十世紀的考察和關注。我可謂認真地重新研究了自法國大革命後的低迷到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勃興這一歷史段落。
新京報：為什麼是這個階段？
戴錦華：因為我想具體觀察後革命時代。無須贅言，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也是綿延一百年的革命歷史。
另一個線索或曰工作重點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我當時採取的工作方法極不規範：在全球的舊書網站搜尋各種各樣的關於六十年代的回憶錄、訪談錄，這段時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夠多，但是我想從親歷者的角度，獲得一些關於這段歷史的個人講述，我想從中去獲得一種扣訪和與那段歷史再度相遇的切口，或者說是嘗試將那段歷史與自己的現實困惑和焦慮連線起來。與此相關的是，我儘可能全面地掃描和閱讀世界前沿學者對後冷戰世界的思想回應。除了我學術生涯的早期，我大概再沒有過如此密集地讀書了。
第三條線索重要而偶然。我和一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朋友共同開啟了「廣大第三世界」的訪問考察和中國鄉村調查，也參與了這兩個場域相關的社會行動。我幾乎出席了每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和包括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喬姆斯基等在內的左翼思想者共同行動和討論。這段時間中，我參與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的行動，作為中國協調人參與了一箇中國基層婦女的網路的建立，到今天我還跟他們保持聯絡，仍在試圖執行這一共享、互助的網路。
與此相關的是新鄉村建設運動。從運動開始構想和討論到正式開啟，我始終是參與者。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志願者，儘管我也參加組織工作，但我始終未能獲得一種篤信或把握感，我仍然未能確認「我要什麼」的問題。或者說我未能獲得一個令自己確信的答案——二十世紀的歷史債務對我說來，依舊沉重而巨大。當然，我相信這是一次重要的社會試驗，是眾多年輕人的寶貴的另類選擇。所以我願意跟他們在一起，願意充當「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