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梳理世界電影現象時，我才發現自己確乎漏掉了這十年間登臨影壇的一代導演，或者那十年我沒有付出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去追蹤影壇的最新的動向，我當然會看電影、讀小說——那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我的時間和熱度則投注在上述三方面。
新京報：我記得在你和吳琦的訪談裡，你將自己這十年的嘗試歸結為失敗。為什麼這麼說？
戴錦華：就每一條線索的原初訴求來說，可以叫失敗。但收穫和意義卻是在日後的歲月中逐漸顯影的。在後革命與歷史思考的層面上，收穫是我不曾預期的。當我嘗試以感受的方式重新扣訪歷史之時，我第一次獲知或曰體認到了法國大革命勝利之後，法國和整個歐洲的民眾和反抗力量經歷的低迷、失望與憤怒。和我想象中的勝利之後不同，可以體認到的是激變之後的創傷，社會的凝滯狀態。
最始料不及的收穫，是對那些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讀物，尤其是西方文論著作的再認識。比如丹納的《藝術哲學》，艾克曼的《歌德談話錄》，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等等——這些著作都是我們年輕時耳熟能詳並且反覆誦讀的，而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們和歷史之間的關聯。當我重新進入這段歷史時，才第一次意識到它們事實上充當了法國大革命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過程當中的某一種過渡或曰中間物。某種意義上，它們甚至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預備期。這一發現，第一次令我真切地理解為什麼二十世紀的革命者經常經由文學走向革命。對我而言，這談不上是對歷史的發現，卻是重要的歷史體認。由此，歷史對我展示出隱現中的線索。
對我來說，這構成了鼓舞和安慰（也許有阿q之嫌？）。當我們茫然、感到無力和有限時，我們深知歷史不取決於個人的願望與意志，我們只能在歷史的大潮中，堅持做自己能做並且渴望做的事情。至於這些工作在歷史中的意義，只有歷史才能回答。這給了我一種支撐，讓我可以繼續我感到疑慮的學術與思想工作。
而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是我最大的收穫與失敗。收穫在於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此前的六十年代關注只是對歐美故事的複製：我自己居然也是以1968年的巴黎，或者以美國格林威治村為重心來討論六十年代，或將其簡單定義為反文化運動。而全球六十年代的發生是由第三世界的啟動，以第三世界為主舞臺的。巴黎1968，只是其結果，甚至是一個尾聲，是一場終場演出。我稱其為失敗，是相對於我最初的天真構想和訴求：我以為在第三世界崛起的六十年代，我可以在歐美之外發現別樣的現實，獲取不同的思想資源。這次的收穫令我意識到「四海翻騰雲水怒」的六十年代，在另一個視點中，也可以指認為現代性擴張的歷史時段，一個狹義的全球化程式大幅推進的時段。
這一失敗與收穫，為我開啟了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工作場域。也許有誇張之嫌吧，我把它稱為「反轉世界地圖」。之所以這麼叫，並非為了製造大詞或大敘述，而是出自一次經驗性的時刻：我第一次美國旅行，第一次看到美版的世界地圖時，一時間竟辨認不出——因為我習慣了將中國置於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圖格式。看到這幅美版地圖時，我瞬間意識到我曾不假思索地沿用的冷戰的東方和西方，是以美國為中心形成的方位表述，明白了東歐為什麼在冷戰的歷史當中位置特殊。當他們把美國放在地圖中間的時候，我們可以直觀地瞭解美國視角下的東西方格局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大陸橋」（我的稱謂）。這對我形成了某種寓言時刻和啟示，我第一次真切地思考，何謂「在中國（在第三世界）發現歷史」的方法與意義。
所謂反轉世界地圖，意指我們對無處不在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自覺和反思、反轉，意味著重新確定自己的主體位置和觀察角度，相應地，我們看到與形繪的世界歷史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我也因此獲得了新的對二十世紀曆史的理解和闡釋角度。
我自己的六十年代研究，也包含了大量的美國政府解密檔案的閱讀。收穫之一是對冷戰終結（用左派的說法叫「大失敗」）的歷史偶然性的體認。美國或者說西方陣營內最為樂觀的想象，也沒有構想出冷戰對峙會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形態結束。我同時觀察到，冷戰終結（「大失敗」）發生之際，真誠的左翼學者大都保持了相當時間的沉默或曰經歷著失語，大家不知道如何回應。儘管全球左翼力量早已在不同時段、以不同方式批判或拒絕了蘇聯模式，但這場冷戰的勝利者卻認為置身全球資本主義之中，我們仍毫無疑問地置身在失敗者一端。
左翼學者與批判理論在沉默和失語之後做出了回應，我也相當集中地閱讀了他們的著作和工作成果。如果不憚自誇之嫌地說，閱讀經驗告訴我，儘管他們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角度嘗試對大失敗做出回應，但事實上我們的業餘思考阻斷在相近的隘口處。用我自己的表達是：不論是否願意承認，我們都阻斷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債務面前，面對二十世紀，面對並非必然的大失敗，我們欲勾勒新的未來願景與構想新的理論和行動方案，就必須再次認識並啟動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而歷史遺產的繼承人勢必是歷史債務的承襲人和清算者。但無論是債務的清理還是遺產的認知與啟動，顯然都未及開始，遑論完成。
新京報：第三世界的調查是否也與此有關？
戴錦華：對。可以說類似認知成了我參與第三世界調查的動力。也可以說第三世界調查中的見聞構成了這類認知形成的經驗性力量。當左翼知識分子還沒有能力去回應「大失敗」的時候，第三世界的行動者已率先回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薩帕塔運動」（zapatistasmovement）。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兩千多個原住民拿著極少量的武器，多數人拿著木頭槍、鐮刀和斧頭出現在州首府街頭。他們呼喊著「受夠了就是受夠了」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是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向得意揚揚的冷戰勝利者宣告：一切還沒完！
深入第三世界腹地、與反抗者和行動者同在的這些歲月對我的一生彌足珍貴。但就思想和學術的預期而言，我所說的失敗也發生於此。因為整體預期中最重要的，一是在遭壓迫最深重的人們那裡找到新的行動的可能性，二是一個極為天真的設想——在未被歐美思想、理論玷汙的第三世界獲取別樣的知識、思想與資源。類似的訴求在我們持續的、不斷深入的對亞非拉諸國的鄉村、腹地、運動現場的考察中，我的天真的預期遭遇了最大的失敗。我常提到的例子是：在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也是切·格瓦拉的故居，在他書房的書架上，我看到一部他反覆閱讀、邊角都捲起了的書籍是法文版的《阿爾都塞文集》。我曾經以為我昔日的理論脈絡，是包括阿爾都塞在內的法國理論，而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則發生在它的平行線路之上。我自己不覺苦笑的是，我早已經知道阿爾都塞的學生、今天法國的有機知識分子德佈雷是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游擊隊的成員，但我仍天真地構想游擊中心論/切·格瓦拉主義是那一格局之外的「潔淨」的存在。
但比類似自我嘲弄更為深刻的感受是，殖民統治絕不僅僅是軍事和政治的統治，也是文化的摧毀，曾經差異性的地方知識與文化被暴力毀滅，令第三世界經歷著精神上的赤貧與效顰。序號第三原本接續著序號第一、第二而排列。資本主義的全球版圖不斷地消滅著外部與異類。所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正因此而誕生。
這是我的失敗，也是我的獲知與獲得。
自此，產生了我的學術成果：「薩帕塔運動」研究。我是編纂與翻譯，也是學習與理解。我們抵達恰帕斯，重返恰帕斯，與當地的行動者、學者、原住民共處，訪談，請教。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展開了對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研究。
新京報：在方法論層面，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開啟，還有你曾經提到的經濟政治學轉型。你現在依舊認為那是一個失敗的轉型嗎？
戴錦華：所謂政治經濟轉型，與其說是失敗，不如說是放棄。放棄的原因不是跨學科，也不是學術的難度，而是我發現政治學、經濟學、社會科學和我的構想間存在著落差。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建構性的功能性學科，服務於社會的主體結構。因此，相對於人文學科，後者似乎包含了更大的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空間。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維度和助力，但我的選擇是藉助社會科學，在他們止步的地方繼續前行。
這三條路徑，或者說三個面向的追尋，相對其最初的預期，都可謂落空或失敗了。但當我再度開啟自己在人文學科領域內的工作時，這一歧路或彎路顯現出始料未及的意義。
所謂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如同昔日的女性主義一樣成為我內在的視野或者說是觀照角度。更重要的是，我的確滿懷感激和自豪，當我再次將目光轉向中國，在此投入電影研究與文化研究之時，我可以篤定地說，我擁有了世界性視野。自八十年代以來，我們一直在追求將我們的視野拓展向世界，但彼時我們所說的世界視野始終是歐美視野，進而是歐美視野加（與）中國視野。當我以自己的雙腳走過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抵達如此多基層與現場之後，我相信自己對於世界的整體與真實狀況，對於現代世界的理解，對當代中國如何理解和進入西方思想史、如何放置主流理論和批判理論的相互位置，有了自己真切的、知識與經驗的引數。
例如，我可以知道，當我們說在非洲思考、在亞洲思考、在拉丁美洲思考時，我們究竟在說什麼。在這樣一個曾經以歐洲為中心，此後是北美君臨的世界格局當中，每個區域處於什麼樣的相對位置，其困境與可能何以形成。同時，在具體的問題上，比如某一波電影新浪潮的發生，某一個非西方導演的成名，我會有跡可循地去發現其與文本脈絡相關的社會事實與國際互動邏輯。
當我重新恢復了頻繁的國際學術旅行時，我也真切地感覺到，在世界各地，類似的生命經驗不僅受到同行的重視，也多少享有人們的羨慕。因為我不僅經由學理，而且經由經驗和視野，獲取了對世界不同的理解和表述。
開始時我們提到的危機和應對，我說過，對我來說，這始終不是單純的或有意識的學術轉型，這也是個人的生命歷程和對生命、社會與知識的誠實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