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問題的前提條件被改變，我們如何重新追問？
新京報：剛才你提到了一些困惑，比如批判的意義和可能性。到了今天，當時那些未能解答的困惑有沒有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解答？或者說，在這幾年，你是否產生了一些新的追問？
戴錦華：不能說得到了解答。當年的所有困惑，逐漸沉澱形成了一些問題系。我明確提出了這些問題，努力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同時明確的是，多數問題大約無法以一己之力獲取答案，也可以說真正能回答這些問題的，也許不是個人、思想或學術，而是歷史。
另外一邊，近年來全球的變遷，已經改變了形成這些問題的前提，或者說社會的基本生態已開始有別於我設定問題之時。這些改變使得我必須重新修訂我的問題系、我的引數，甚至我必須要重新提出問題。
我始終堅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夠召喚新的歷史主體？這涉及兩個層面。我以為所謂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終圍繞於此，也受困於此。當workingclass被全球資本主義的程式改變與解體之後，我們要如何去想象和命名歷史的主體，如何直面並處理階級論自身所造成、所攜帶的二十世紀曆史債務，這是一個真問題。當然，人們做過許多努力，比如multitude、subaltern（庶民），多數，99%……人們嘗試找到一個集合型的對多數的表達，一種包容差異性於其間的命名方式。但類似命名真的可以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體性程式嗎？
近年來我也經常使用「棄民」這個詞。因為，在為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所改變的世界格局內，被急劇強化的，不僅是貧富分化。在富人與窮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這場新技術革命正在將越來越多的人構造為結構性的剩餘。我一直在追問的是，我們要如何去描述、去稱謂、去召喚這個世界上被剝奪的大多數？同時，這個大多數有沒有集聚的可能、有沒有互認與認同的可能？他們能否擁有或代表未來？
我們都知道，在網際網路時代，擱置棄民議題，結構內的人深陷在網路化的生存狀態之中。問題是，網路生存的狀態在何種意義上終結了人們相遇和集結的可能性？而相對於每一個個人，所謂虛擬性，即當我們每一個人不止擁有一個id，當我們的網路身份和我們的現實身份之間的分離不再成為好奇與追問的物件和議題，當我們在網上的諸多id不再試圖保持和追求內在的同一性的時候，曾經支撐現代主義的個人與主體事實上已然碎裂了。那麼，作為主體的意義何在？主體是否可能、是否必要？這正是已然改變的社會、文化、心理前提之一。
對此，我的保留和懷疑是，類似問題的提出和描述是否已然陷入了一個以發達地區的中產階級生存為模板的世界幻覺——這個世界上究竟存在著多少不曾被這一輪的技術革命所覆蓋的人群？他們與今日世界、歷史與未來究竟是否連線、怎樣連線？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我們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我們在什麼意義上必須批判和檢省現代主義？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一體兩面？現代主義的多重面龐是否仍可能成為我們的旗幟和資源？在這些範式之外，我們如何獲取並創造新的資源？正是對二十世紀曆史債務與遺產的思考，令我意識到，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戰後第三世界的崛起、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都在某種意義上坐落在現代性規劃和現代主義邏輯內部。尤其是就各種社會反抗運動而言：諸如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運動，諸如民權、女權、青春反叛，其核心訴求與口號，似乎都可以化約為一句話：iwanttobehuman/我欲為人。此處的human或人，無外乎昔日的歐洲白男人，說到底，我們要爭取的權利無外乎是對昔日「白男人」特權的享有。
在歷史的視域中，這無疑是社會進步的步伐和歷程。但即使擱置這一議題內的進步與倒退，激進與保守，現代主義的承諾與謊言，類似的行動、訴求與願景的共同前提，仍是現代文明的可持續，是現代主義規劃的有效性，是發展主義依然成立。而我們現在面臨的現實是，整個現代主義邏輯本身的危機已經在全球顯露，能源、環境、氣候危機步步升級。如果說我們終於遭遇了發展的「天花板」，那麼，這也無疑是現代性規劃的「透明穹頂」。這是現代主義的窘境，甚至是絕境。然而，現代主義批判同時要求別樣的資源，別樣的世界規劃與價值。我們將由何處去獲取創造與實踐的可能性，又會走向何方？
新京報：今年是新冠肺炎暴發的第三年。伴隨新冠疫情的暴發與全球傳播，很多西方的左翼學者也做出了不少反思性的對話。身處其中，你如何理解或體認疫情所帶來的斷裂式改變？
戴錦華：一場瘟疫的蔓延，無疑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災難。但它並非絕對的意外。可以說，它早已被預警，早已是種種敵託邦書寫中的「常規項」。只是它比人們預想的更早到來了。但仍然令人震驚的是，疫情的暴發，瞬間中斷了世界邏輯與想象中不可能被中斷，甚至不可能放緩的一切。而在這個過程中，它所暴露在我們眼前和身邊的問題，幾乎是令人絕望的。
疫情在揭示出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醫療體制以及社會組織形態的問題時，也揭示出我們並沒有應激預案或替代方案。比如我們一直認定美國是今日世界最富有的、最發達的國家，美國人的命更值錢。但疫情暴發之際，美國的死亡率卻如此驚人，令人齒寒。疫情造成的危機狀態似乎未能引發任何結構層面上的變化的可能性。迄今為止，這場災難的後果基本是負面的。比如右翼民粹主義的再度高揚，排外、種族主義、歧視以更強烈、更醜陋的面目湧現。如果疫情最終能過去的話，整個世界格局將變得不同，卻並非朝向任何我們曾期待的方向。
我們曾寄予希望的——冷戰終結、新技術革命、網路互聯會帶來一個和平的時代，會給社會的民主實踐提供硬體支援，我們曾期待社會平等會在尊重差異的意義上重提。然而，如同諸多旨在去中心化的技術，比如區塊鏈等，實際是再中心化的概念：元宇宙野蠻吞噬，金融資本甚至無須人格化，無須借重資本家的形象而君臨並掠奪全世界。於我，疫情期間的創傷感來自自身：你再一次看到，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個哪怕是由現實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除了批判，我們仍然無所作為，甚至批判自身也更像自我重複。
2020年年底，媒體記者要求我用一個詞描述2020年的體認，直覺湧出來的詞是「停滯」。當我說出停滯的時候，腦海裡的畫面，是我看到過的一組圖片——全世界各大國際機場全部變成停機坪，密集地停滿了飛機，而每一架飛機每天又必須啟動，作為必需的養護。一個怪誕的，也許是寓言式的圖畫。全球性的巨大流動在疫情的猙獰面前瞬間停滯，但似乎只是間歇、暫停，隨時會再度起飛，再度流動。然而疫情的全球性流動並非插曲。
「債務」與「遺產」：我們仍然直面著二十世紀的「大失敗」
新京報：停滯之外，疫情還改變或者推進了你對社會情勢或自身工作的哪些理解？
戴錦華：如果說有什麼新的認知，我要說：我們需要坦蕩地承認，我們此前既有的知識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們對於這個被疫情所改變的世界和疫情之後（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無所知。我自己深刻的失望感之一來自：面對疫情，世界諸多著名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學者卻在自我援引，類似的自我援引在現實情境下，愈發顯得匪夷所思。我是真誠地感到，如果我們能將承認自己的無知作為我們思想與行動的起點，或許我們還能有所作為。
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我反而獲得了某種坦然。但是，承認自己無知不是放棄。我不會就此躺平。人有躺平的權利，但那不是我的選擇。我仍然不服，不甘，我會盡我所能去思考並行動。
新京報：剛才你也多次提到批判的意義和可能性的削弱。我也想進一步追問，你是在什麼層面，或者什麼意義上質疑批判的可能性？
戴錦華：這是我的一貫主張和觀察，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的政治、軍事對峙，不期然間創造了很多第三元。比如說第三世界、新左派，再比如說中國，甚至是歐洲國際電影節與多數新浪潮和藝術電影運動，我們的位置和力量源自我們是冷戰結構中的第三元。這是真實的政治空間與政治場域，它令政治實踐不再僅僅是政治家的遊戲和表演。因此，這也是全球民間社會運動潮汐起落的時代。我以為，此時批判的意義和力度正在於對抗兩大陣營的霸權，同時撬動、開啟對峙結構的諸多裂隙。事實上，此時全球的左翼與抵抗的政治力量儘管同時否定或拒絕美蘇的權力模式，卻無疑在結構意義上依託著東方陣營作為政治實體的存在。
而冷戰終結，世界再度一極化。這不僅是歐美世界政治敵對陣營的解體，也是在其內部和外部諸多裂隙與批判和抗衡的空間的蒸發與封閉。所以，德國新電影的重要導演施隆道夫才會說：冷戰終結，一如任何戰爭，產生了它的贏家和失敗者。贏家是全球資本主義，失敗者是全世界人民。我自己的一個諷刺性說法是：當冷戰終結，資本主義即刻「返璞歸真」了。
面對著赤裸的壓迫、剝削、暴力、掠奪，面對著「承襲型資本主義」被數碼技術加速推進，批判意味著什麼，導向何方？
另一個重要而諷刺的事實是，經由美國為中介的法國理論的全球傳播，令批判理論由學院而社會達成了某種資本主義，乃至現代性神話的大揭秘效果。類似批判與揭秘在某種意義上重構了公眾認知——在民主、自由、博愛的旗幟背後，隱藏著權力、階級、剝削、壓迫、歧視和偏見的政治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