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之共生，或者說後冷戰的荒誕邏輯變奏之一，是我喜歡的一個網路上的學院新詞：理論「逆練」。即，批判理論所揭示的潛藏的統治邏輯間或成為自覺的組織實踐。換個說法，當真小人的隱藏邏輯大白於天下，昔日偽君子的策略甚至不再必需。至此，批判的揭示，可能收到「sowhat/又怎麼樣呢」的回應，因為獲知不再意味著改變。一則後革命時代的特徵之一，正是犬儒與倦怠——變革世界的熱情與動力的耗竭。二則是反抗與另類政治空間的封閉，批判的揭露與真相的獲知間或再度成為清醒的隱痛。
但是，對於我們，批判依舊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隨著全球危機的加劇，這種批判仍然可以構成某種文化戰場，但卻不是充分有效的與足夠的。滿足於此，便可能再度成就一份學院遊戲，滿足某種道德自戀。
同時，一個持續而基本的問題：你們明確表達了你們拒絕的和反對的，那麼你們所需要的、你們所向往和渴望的是什麼？我們是否仍只能在現代主義的圖示內往復、徘徊？這也伴隨著我個人的持續焦慮——為什麼當我們表達自己的需要和嚮往之時，會如此困難乃至失語？——因為我們仍然直接地揹負著二十世紀的「大失敗」。
也許有誇張之嫌，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是對三四百年以來的世界烏托邦想象和建構的實驗與實踐。而其失敗也意味著烏托邦構想的失敗。未來願景、另類社會結構的構想，無疑是某種烏托邦書寫；那麼，今天我們仍可以言說烏托邦嗎？可以說，在今天的世界語境中，烏托邦如果不是一個髒字，遭到深刻的汙名化，至少也成了笑柄。然而，正面篤定地說出我們這所想所願所欲的未來卻是我們繼續前行的必需。
重新言說我們的烏托邦構想，同時意味著對我們必然揹負的二十世紀曆史債務的直面和清理。相對可想可望的未來，二十世紀的歷史程式無疑具有直接和巨大的遺產價值，但迄今為止歷史遺產的繼承和再啟動卻仍被沉重的歷史債務所阻隔。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以債務和遺產為開篇。我認同他的表述：每一個遺產繼承者的第一責任就是債務清理。我以為這是左翼思想者必要和急迫的工作。為了啟動歷史的遺產，我們需要的不是歷史的辯護，而是歷史債務的清理。不然，我們會將二十世紀的歷史拱手出讓給那些贏家，聽任它們藉此來審判失敗者，進而抹除、葬埋二十世紀豐富的精神與實踐遺產。
我的幼稚和他們的成熟：當馴順成為一種潛意識自覺
新京報：剛才也提到，這幾年你頻繁出現在文化戰場。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你提到過，到了這個年紀，你是接受代溝的，因為代溝對你來說「不是一個年齡差所造成的知識的不同，而是在於不再分享同樣的情理」。我很好奇，在過去這幾年的研究、觀察與教學互動中，你是如何理解年青一代的情感結構和情理的？
戴錦華：一則，我不可能權威而準確地描述他們的情感結構。如果我能做到，也就說明我仍然可以抵達和體認他們的內在。二則，我始終相信，沒有人有權力代言並指認別一代人。我所能表述的是我自己的認知中，情感結構或者說感知結構中越來越大的難於共情、同理的落差。樸素地說，我體認中最大的落差直觀地呈現為我的社會性的幼稚、天真和他們的成熟。近一二十年來，我從年輕人、從學生們那裡得到的更多是提醒、告誡、勸慰：老師，你別……老師你不要……關於社會常識、常理。
我自己的，某種強烈，有時有痛感、有時令人倦怠的感覺是，相對於我，他們不懷疑，他們不好奇、不憤怒，他們有著對於主流邏輯、對秩序的內在尊重和認可。他們有自己的不滿，但他們或則自我化解，繼續追求卓越，或則消極以待，憂鬱退避。聽到優秀的年輕學人並非玩笑地計算退休前的工作年限，聽他們對自己的未來回之以「混吃等死」時，我茫然。相形之下，我意識到我成長於以身為大時代兒女為榮的年代，革命與反抗的年代，冒犯常識、冒犯主流社會，對我（也許是我們）並非青春反抗的特權。也許，他們膜拜成功者，而我信仰失敗的英雄。於是，我們在對多數事務的直覺反應、經驗性表述和處理上，表現出無法化約的落差。我們不同。這是必然的。但問題不僅僅是不同。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經開始清晰體認到自己與學生間文化與社會心理意義上的代溝，但那更多的是知識、語詞、經驗層面的代際差別。——下面的話真多有自戀自誇之嫌了：我以為我曾經一次再次地跨越類似的代際之溝，我學習他們的知識和語言，進入他們的熱愛與迷戀。當然，每一次都是我自以為跨過去了，我理解了他們，以及某些時候我以為他們也理解了我。但近年來，我感到我們雙方，或者至少我這一方，已經沒有了要跨越並且理解的願望。因為他們的邏輯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相反十分熟悉，甚至古老——關於成熟和社會化，他們所遵循的是一種秩序的邏輯、一種馴順的邏輯。但我仍渴望與他們分享二十世紀的邏輯，青春的邏輯，雖然這對於他們而言，即使不是愚不可及，也是陌生而遙遠的。
我有時候覺得他們對我很容忍，那種「我靜靜地看你激動」。當然，我的確擁有很多年輕人的熱愛，他們真誠地使用類似表述：「老師你很純粹。」「你是這麼誠懇，你充滿激情。」但是，我的疑問是，我們真的能分享這一切嗎？
一點都不偽善地說，我深深地讚歎於我身邊的年青一代的聰明才智，他們的學術訓練和準備，他們的多才多藝，他們的豐富、系統的知識面。我也每天體認著他們身受的生存壓力、困窘與現實艱辛。他們無須我去告知，在某種我稱之為「潛意識自覺」的狀態之下，他們對世界、現實有著也許比我更深刻的認知。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持續地自我催眠和自我說服，他們在不斷地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變化是不可能的，反抗是沒有意義的。
新京報：然後就真的只剩下「搞錢」了。
戴錦華：事實上，在歷史的多數時段中，社會給予的價值系統當然是主流系統。今天，我們面臨的世界的問題之一，是就個人生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而言，大家不僅趨同，而且似乎除了主流所褒揚的價值與方式便別無選擇。但我認為最大的悲哀不在於世界被牢固地結構為地上的花園洋房，半地下房的陰暗逼仄，封閉的、非人的地下室生存，而在於除了仰望、仰慕更上層，我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計劃」，別樣的價值。我始終警惕落入好為人師的窘態中，我也不認為啟蒙是今日世界的解決之道，但我必須直面問題的存在，我選擇接受代溝的存在，因為它不僅關乎代際，也關乎未來的維度。
對，我始終關注變幻多端的流行文化，並不是為了追隨時尚、貼近青年，而是我的確對新的文化形態與構成有好奇，有興趣。流行文化對我始終是最便捷的文化現場之一。你從中可以體會到，今日世界的主體人群的心理結構、精神狀態、情感結構，他們的愛與怕。對我來說，流行文化是一個非常有趣，也能給我提供快樂的工作領域。似乎是再一次證明，跨越知識、趣味以及生活方式層面的代溝是容易的，但是要跨越情感結構以及基本情理落差，才是艱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
新京報：我自己的一個感受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也包括我在內，會把很多問題都歸結為結構性的問題。而事實上，個體很多的遭遇也的確被結構性的問題所籠罩。這時候，大家其實是陷於一種我能怎麼辦的無奈心態。
戴錦華：但是我更好奇的是，當你觀察到這是結構性問題的時候，為什麼不能設想一下改變這個結構？我們的確是為某種改造世界的文化餵養成長的，我們也在自己的生命中經歷和遭遇了多重挫敗，但我仍然拒絕向無力和無為感屈服。難道不能至少去嘗試一些改變嗎？
新京報：這其實讓我想起去年火爆全球的一部奈飛網劇《魷魚遊戲》。
戴錦華：我昨天還跟學生談起，「大逃殺」作為一個想象和生存的範式的意味。《魷魚遊戲》的明敏和震撼正在於它沿用了主流網遊的大逃殺邏輯，只是「真人殺戮秀」的元素令其中的你死我活、你死我成功、你的生命將計數為我的財富的「真相」變得赤裸而猙獰。那甚至就是藏身在個人主義魔盒底部的惡鬼。對我，最震撼的是劇情伊始幾集中的設定，當劇中人逃離了監禁、殺戮現場，才悚然意識到他們重返的現實才是逃無可逃的「地獄」，於是他們自主選擇重返殺戮現場。因為他們正是今日世界中激增的棄民，他們是大富翁、主宰者們的殺戮遊戲不可能缺席的「志願者」。考慮到這部熱播劇令奈飛股價急升，似乎再次印證了我所說的社會心理之怪現象：「潛意識自覺」。奈飛劇的觀眾應該並非劇中走投無路的棄民們，但它顯然作為對今日「成功學」、種種版本的「美國夢」、勵志或療愈故事的「逆練」，戳中了今日中產階層秘而不宣的隱痛和隱憂。
這也是今天我會自我警醒、質詢批判的原因之一：無須好為人師，因為「你無法喚醒裝睡的人」。因為人們有足夠的資訊，有充分的智慧。他們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新京報：除了我們提到的流行文化對於人的狀態的顯現，這種社會與人的變化如何體現在年青一代的文學、電影等藝術創作的發生和成果上？前段時間，你也參加了幾個電影節的評選工作，有沒有讓你覺得比較驚喜的作品？
戴錦華：很難一言以蔽之。每一個電影節影展都會給我驚喜。一方面，是新人、新作、新的自我言說與對現實世界的再現。但同時，則是在青年導演們迷人的處女作中顯現的特徵：獨白，而非傾訴；個體生命經歷，而非社會公共議題。這種徘徊迷惘的基調，我將其稱為：未曾安置的歷史與不是歸處的故鄉。
換個角度，我清晰地感到：一場關於電影、關於影像、關於視聽文化的無聲革命正在發生。儘管我對是否使用「革命」這兩個字頗感遲疑。電影數碼轉型的完成，令電影確乎處在一場無聲的激變當中，新裝置、新技術的應用，新語言的創造，對電影敘事陳規的打破與原創持續發生。但在美學的意義上，在社會思想的意義上，電影究竟貢獻了什麼？昔日，電影正是以美學與思想的貢獻參與形構了二十世紀風雲激盪的世界。這場悄然的激變與其中的缺失，也顯影在好萊塢電影帝國的核心舞臺——奧斯卡之上。諸如墨西哥四傑。我會說「四傑」，是因為我在三位引人矚目的墨西哥籍導演旁加上了天才墨西哥攝影師艾曼努爾·盧貝茲基。他們與近年來入主奧斯卡主舞臺的外籍女導演們一起，憑藉作品再度將異質與批判的鋒芒滲入了好萊塢製造，但那也同時令美國夢、美國往事再度得以講述，再度贏得傾聽。它令我們不得不正視：美國夢不僅關乎美國，它正是全球化時代現代性邏輯的流行版本。如果我們沒有新故事，沒有限定視野之外的別樣視野，電影的衰亡，其公共性的喪失便難以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