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與我的自卑做著持久的搏鬥
新京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你是第一個在中國談女性主義文學的學者，也是最早在北京大學開設女性文學課程的老師。你當時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契機之下，開啟了這些工作？
戴錦華：你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想起當時我和一個女性朋友的對話。她說：「我很驚訝，你會覺得自己和女性主義的連線是天然的。對我來說，這不是天然的，我必須要想一想自己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我最早遇到的國外女性主義理論，都是經由斷編殘簡。但這些偶遇，不同於與其他理論的相遇，它直接成為對我個人生命的解惑。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遇到過許多困惑與窘境，比如說身高，比如說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等等，那曾是深深的困擾，是成長歲月無法排遣的煩惱與自疑。女性主義理論對我的最大助益，是讓我明確地知曉，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說得更樸素些：這不是我的錯。因此，那與其說是一種理論的習得，不如說是我生命中一次可貴的相遇。
由此，我直覺地選擇女作家研究作為我的課題，偶然地與孟悅共同撰寫了據說是國內第一本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專著《浮出歷史地表》。也是那個時候我明確地意識到，也開始自稱女性主義者。
新京報：所以是在那個時候，你有了明確的女性主義意識？
戴錦華：應該說是獲得了一個有意義的名字。
新京報：剛才你提到身高這件事。我記得你也曾提到過身高對於自我認知的影響，後來你是如何與它和解的？
戴錦華：我覺得不是簡單的和解，而是一個持續的抗爭。事實上，我與某種內在的極度自卑，或者說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厭惡感搏鬥了幾十年。也講過很多次了，現在我很少提及與我自己相關的這部分事實。因為它間或被指認為某種「凡爾賽」——炫耀或造作。（為什麼？）因為他們認定我張揚、自信，在某些人看來，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本身便是某種侵犯性的姿態。
在我自己的國際旅行中，遇到過許多引為知交的女性主義學者，其中不乏國際明星學者，我始料未及地發現，類似的隱痛和隱秘竟然是我們的共同經驗。
新京報：到了今天，你仍然在和這種不自信搏鬥嗎？
戴錦華：大約經歷過四十大惑之後，我多少戰勝了這一點，至少是治癒了自己的心理病態。從這個意義上，我畢生在學習一件事：接受自己和揹負起自己。
新京報：剛才提到身高這件事，我之前很詫異於身高帶給你的焦慮。因為對我來說，我一直在和長得不高這件事做心理鬥爭。每一次要在公開場合說話，我都會因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甚至還被人問過為什麼不穿高跟鞋。
戴錦華：如果你問我，如何應對被人勸誡穿高跟鞋的問題，我會說，下一次再遇到，你回之以嫣然一笑——一個簡單的個人主義回應，我的事情與你無關。同時，也不否定對方建議中可能有善意的初衷。
新京報：我有時候會賭氣地想，是不是隨著年紀增長，女性被凝視與被審視的機率就會小一些？
戴錦華：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也在想象或內化來自男性的審視。什麼時候你不再去想象和關注類似審視，便會贏得一個真正自我解放的時刻。
對我自己來說，我一直感受著的是自我的審視。當然，這種結構性存在的男性的審視、評判或者侵犯性的男性指責，無疑會對女性產生很大的影響和傷害。在我這裡，它同時內化為自我的審視。像某種分裂，始終有另外一個自我，極端挑剔和懷疑地觀看著「我」的時時刻刻。
因此，對於我，基本的議題是學會接受自己，並揹負起自己。同時我也不斷告訴自己和夥伴，我們不要「加盟」社會性的對女性、對自己的迫害。某些時候，我們體認到至痛的傷害，來自社會的、主流人群的惡意和敵意，但此間是否也包含著某種我們因內化而潛意識認同的因素？在意識深處、在潛意識層面，是多少源遠流長的父權文化的規訓？我近來在很多議題中重申，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發明」。——這裡說的當然不是生理性別，而是文化位置與社會功能角色。女性的公共生存剛剛走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而此前是東西方世界的千年歷史。女性很新，我們的課題很新。我們學，我們行。路還長。
不存在也不需要獨屬於女性的學術傳統
新京報：提到國內的女性主義理論或是性別研究，你是繞不過去的名字。這種繞不過去，既在於理論和思想層面，例如，當人們提到女性主義視角的當代文學批評時，很難繞過《涉渡之舟》，也在於你言傳身教的影響層面。某種意義上，你代表了學術中的某一種傳統，也成為後來許多學者的學術榜樣。在你看來，是否存在一種屬於女性學者的學術傳統/脈絡？
戴錦華：我不認為存在著一個女性的學術傳統，我也不認為我們應該期待和形成這樣一個傳統。一直以來，我堅持強調一個基本事實：女性是人類的一半。在任何一個領域，當我們觀察到女性被排除其外的時候，都無疑是問題。但與此同時，當女性已經置身其間的時候，我們期待女性是一個完全差異性的存在，其本身可能成為強化性別本質主義的實踐。
在我一生當中，兩種評價一直伴隨著我。一種是說我過度女性化。比如他們認為我的文字太過情感性或情緒化，或認為我的文字修辭性過強，不夠學術，不夠嚴謹。另一種批評完全相反，說我不夠女性化，因為過度嚴密、過度邏輯、過度理論化，以至於缺乏女性氣質。這兩種評價實際上指向一件事，就是相信女性是一個與男性相比具有本質性差異的群體。因為只有在我們是一個本質性的差異群體時，我們才可能形成一種獨屬於女性的表達。而迄今為止，對於我來說，女性主義的意義是反本質主義。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差異是個體差異，同時，當然也是階級差異，也是地域差異、種族差異、文化差異，是極端豐富的差異性的集合。在所有這些差異的參照之下，性別的差異作為現代性構造結果，也許並沒有那麼突出。
同時仍必須提及和反思的是，在學術場域當中，如果說我們並不需要一種獨屬於女性的傳統與規範，那麼我們是否還在不自覺沿襲著男性所開啟的學術規範，比如說理性、客觀、科學性？坦率地說，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堅持著自己的遊戲，堅持自己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有代價，甚至慘痛，但我讓自己「輸得起」。
女性，作為社會公共場域中的新角色，我們一邊在介入中尋找和創造新的文化模板，一邊要面對的是後冷戰、後革命時代社會文化趨向的整體的逆轉或直呼反動。記得一次我對世紀之交的北美學術界的現場觀察。在彼地的pc/政治正確邏輯看似如此強勢、如此持久之後，美國學界仍是白男人佔據壓倒性多數。我出席的一次教授會上，一位國際知名的女性主義女教授退休，討論後繼者人選時，一個男教授公然赤裸地提議：能否不找女教授，能不能選擇非女性主義者？實在受夠了。——而這是一所以激進、政治正確著稱的大學和科系。
新京報：對於中國的學術界，你有相關的觀察嗎？
戴錦華：在中國的學術界，我的觀察是，隨著人文學科地位的整體下降，女學生的比例持續大幅提高，而女教授的比例卻沒有對應的增長。青年女性學者的工作與生存狀態相較於男性，也遠為艱難。這與社會的整體結構和趨向有關，但我仍相信，它也只能經由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成就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