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者、院長之前，首先是一名教師
新京報：能感受到你非常熱愛並享受教師這份職業。在你看來，一位好的老師應該是怎樣的？在學生的人生中又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鄧小南：我覺得教師是一份天職。現在我一個學期上本科生的課，一個學期上研究生的課。過去以本科生課程為主，好多年一直教歷史系一年級的主幹基礎課。剛入學的孩子們特別單純，眼睛注視著老師，目光特別清澈。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能對不起他們的這份期待。最優秀的年輕人來到北大，在這兒度過一生中最好的幾年，這幾年的時光肯定是要影響他們一生的。這種時光的分量，加上他們的活力、他們的青春、他們的求知慾，讓我真正意識到老師的責任。
老師上課，會給學生留下印象，但是反過來他們也給我留下許多美好回憶。講臺上學生悄悄放的字條，遞來的一束鮮花、兩個蘋果，塞到手邊的潤喉糖……滿滿的感動。在教師這個特定的職業中，人和人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交匯、碰撞，讓我們融到一起。
這些年事情越來越多。人們稱我為「教授」「院長」，其實這些在我看來都沒有那麼重要，都是表層的稱號。最實質、最能感動我的，是「老師」，是師生之間的情誼。
現在高校的教師考核制度存在明顯問題。儘管三令五申強調「育人」是最重要的，強調本科生教育，但實際的考核標準與這種提法並不對應。考核標準樹立了一套價值體系，讓大家意識到哪些是填表、晉級時「最值得做的」，這些實際上的引導與宣稱的目標往往並不一致。
新京報：你對師生情誼的特殊感受，是否也和你在北大的求學經歷相關？你曾多次撰文回憶自己與王永興、張廣達幾位先生的治學往來，這種「師承」似乎有一種延續。
鄧小南：確實是。我們當時比較特別，78級是高考恢復後北京大學中國史系第一批學生。入學之後，老師們覺得多年來積累下這麼一批學生挺不容易的，非常用心。
當時王永興先生剛從山西調來。張廣達先生原本在世界史專業，也被調到中國史專業講授中國古代史。他們二人合開了一門「敦煌學研究」，這本來是面向研究生的課程，卻允許我們這些大二的學生選課，結果課堂上本科生的人數倒比研究生還多。課後要為敦煌文書做註釋、分小組討論，給本科生分配的任務和研究生是一樣的，等於是讓大家在同樣的學術氛圍裡成長。
除了上課以外，我們還有讀書小組，就連週末也會在宿舍裡討論。而老師沒準哪天晚上就到學生宿舍來了。我記得同班男生提過，有一回下著大雪，王永興先生忽然披著滿身的雪出現在他們宿舍門口，這讓他們分外感動。即便在路上碰見，王永興先生也會問我：「小南現在讀什麼書？」你會覺得，他滿心滿意希望你跟著他讀書，這是特別純粹的一種師生關係。
在我看來，那時候的老師們完全沒有晉升的意識。他們當然也有壓力，像田餘慶先生當時才是一名講師。但是他們心裡可能覺得，他們心中的目標要靠一代代人達成，要把血脈賡續的希望寄託在更年輕的這批學生身上。那時當然也沒有什麼核心期刊的概念；整個學術評價體系的標準，就像一股清流——在大家心目中哪位老師學問最紮實、對學生最負責任。這樣一種精神，感染了我們這些後輩學生。
新京報：如果你沒有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教學上，而是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可能現在已經取得了更高的學術成果，對此你會不會有一些遺憾？
鄧小南：有時候會有。一開始學生很少，這就不成問題；到後來慢慢地學生越來越多了。有的老師對學生是宏觀指導，提供一個大框架、大方向讓學生去做；但我會從結構到字句地改。這就好像學生的目標在河對岸，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那麼石頭在哪兒，要一塊兒一塊兒去摸。學生自己的嘗試是必要的實踐過程，但也需要關鍵節點上思路的「點撥」，避免學生走太多的彎路。
大家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有的老師會對學生說：「是我的時間重要，還是你的時間重要？」如果花了大量時間在修改學生的論文上，結果改來改去，論文可能寫得還是不理想。而如果時間都用來做自己的事，可能收穫更大。這是老師們普遍會有的糾結。但是好多事情就是不能兩全，在不能兩全之間，要權衡輕重，找一個相對的平衡點。
討論學生的論文，其實也會帶給我們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有的老師指導學生，會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分配議題，讓學生們圍繞某個學術重心做研究，就集體攻關而言，這有一定好處，學生也會更深地領會老師研究的路數。但我希望鼓勵學生開闊視野，選擇自己的學術方向。他們選擇的題目，可能我並不熟悉，所以某種程度上，既是我帶著他們走，也是他們帶著我走，他們推動我不得不朝那個方向前進。
過去我的學生中可能做制度研究的人多，但是現在，做制度研究的、做地域研究的、做社會生活史的、做民族關係史的、做女性史的……各個方面都有。一方面，對學生來說，他們互相之間可以開闊眼界，而不是大家都在一條路上擠著，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研究面撐開了以後，也會給老師帶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刺激，教學相長。
利弊權衡不能完全從個人角度出發，而要著眼於學術大局。現在每當我有一些糾結和矛盾時，就對自己說，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恐怕堅持不到八十歲，接下來的時間和空間可能都有限；我們這代人想達成的目標——比如讓學界有更深入的研究、更開闊的面貌，真正引領國際性的學術前沿——要靠將來十年二十年能撐起局面的人。現在的學生，就是學界新一代的中流砥柱，他們的學術積累、學術導向，會影響整個中國學界的未來。目前學界的年輕人，總體上說，不像我們那麼周折坎坷，有比我們更好的治學條件，有更明確的人生目標，相信他們的成就會比我們更突出。
學界現在很嘈雜，這和大環境有關，許多人不得不考慮功名前程這些方面。就人文學科而言，現在學術成果的數量比十年前多得多，可是質量是否也相應提高很多？顯然不盡如人意。要扭轉這種情形，不能僅靠大聲疾呼。當下我們做的事，在二十年以後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必須把學界的未來考慮進去，再去權衡什麼事情更值得做。
2016年學校動員我擔任北大文研院院長，此前我從未從事任何行政工作，所以非常猶豫，擔心自己並不適合。尤其當年我已經六十六歲，精力十分有限。但我也知道，北大應該致力於建設人文社科、國內國際的交流平臺，應該深耕學術的沃土淨土。這些事情需要有人推動。我和我的同事都意識到，對於周邊的環境，我們不能停留於抱怨，必須有一些人堅持往好的方向推動，走出一條路，讓青年人看到希望。
走向「活」的制度史
新京報：現在的宋史研究業態和你1982年選擇攻讀宋史方向研究生的時候應該很不一樣了。趙冬梅曾提到過，她考博士時整個北京地區沒有一個可帶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導師，那已經是1995年了。
鄧小南：當時的確沒有能教宋史的老師。在我本科期間，北大歷史系沒有開過宋史的課，只有臨時從河北大學請來漆俠先生講了一個學期的宋代經濟史。當時我父親歲數已經大了，開不了課，年輕教師還不足以承擔宋史的教學工作。
我們剛進歷史系時，大家都喜歡歷史上相對強盛的王朝，比如漢唐盛世；而宋朝在學生眼裡會覺得窩囊。真正關心宋史並且願意研究宋史的同學很少。同學裡有一個女生說想學宋史，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穆桂英是宋代的。後來她得知宋代根本沒有穆桂英，也就放棄了宋史。我們在王永興、張廣達先生的指導下，隋唐史基礎相對好些；當時如果不是那麼多同學都準備學隋唐史，我可能也會選擇隋唐史。
新京報：在你選擇宋史之後，這樣的環境是否會給你的研究帶來一些困難或問題？
鄧小南：你可以說這是問題，但是換個角度說，這也是優勢——因為宋代的材料不少，但是做的人不多，研究空白較多，所以選題空間更大，確定選題相對容易，可以拿這些材料討論自己認為有意思的問題。現在我們指導的學生，經常會覺得不好確定選題，想做的題目前人大部分已經做過，怎麼能在人家的基礎上再做推進，就很費躊躇。
新京報：在宋史的眾多空白領域中，你為什麼選擇了研究制度史和政治史？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將你父親此前的研究推進了一步。
鄧小南：當時我是想用本科學習隋唐史得到的積累和訓練，轉過頭來看宋代的制度是怎麼發展的。在王永興和張廣達老師合開的「敦煌學研究」課程上，我們接觸到許多唐代制度史的研究，也會深讀《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一類的文獻。在這種訓練的基礎之上，我當時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即宋代的制度不是憑空而來的，應該打通時段來看一些特定的問題。應該說學習隋唐史的經驗為我帶來許多啟發，也構成一種積累。
新京報：在制度史研究中，你覺得相對重要的體悟是哪一點？